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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推荐,中夏族民共和国工人先天所经验的一

2019-11-03 11:15栏目:凤凰彩世界手机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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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进步一个新的社会转型时期。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转型的标志是:中国社会正在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社会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 ...

进入专题: 工人阶级  

转载注明笑傲酱油历史

“中国经济正处于下行期,下一步中国经济增长的亮点、希望点在农村。”昨天,在希森·《中国新闻周刊》三农研究奖颁奖仪式上,发改委产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马晓河呼吁:十一五时期,政府应重点向农村投资,掀起新农村运动。 经过评选,马晓河的《结构转型与农业发展——一般理论和中国的实践》、中国社科院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的《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等5部作品获得三农研究奖。 马晓河建议十一五时期,中国政府应掀起新农村运动,建设给农民的道路、给农民的水、电等等,甚至是厕所改造政府也应该投资;为农民建立一套完善的、适应中国国情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解决他们的上学难、看病难、就医难、养老难等。来源:新京报

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进步一个新的社会转型时期。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转型的标志是:中国社会正在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社会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等等,今天,推荐书小编为大家找来了深入理解中国社会转型的7本政治好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吧。

裴宜理 (进入专栏)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前沿(2006-200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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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以及19世纪的许多西方学者都认为中国有文化而无历史,视之为僵死的木乃伊。2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停滞论受到中外学者的一致批判。那么,中国究竟走了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一百多年来,有关中国历史发展道路及其阶段性的讨论,时常在学术界激起阵阵波澜。从20世纪30年代有关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以来,诸如古史分期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近代化道路问题,都可以看做是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近年来,“中国近代社会转型问题”日益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纳入了许多学者的视野。即使在古代史领域,“社会转型”问题也日益成为学术界探讨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一个前沿性学术课题,值得予以关注。

1《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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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17日,基辛格《论中国》在美上架时,距他88岁生日仅10天。这位1971年便秘密访华,先后50余次来到中国,与几代领导人有着“深入交往”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直到四十年后才首度撰写关于中国的专著。从“毛泽东的革命”,到“‘不倒翁’邓小平”,到“又一次和解”的“江泽民时期”,虽然于历史而言,任何还原都只是局部,但这位中美建交的关键人物,用近半个世纪的时空之笔,为试图了解中国的读者提供了亲历、见证、观察的多维度参照。或许,书中之“论”尚未力透纸背,但文中之“思”足已由微见著。

  

一 社会转型问题:现实对历史的投影

2《共同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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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身处一个剧烈变化的中国,面对一个全球化与多元化同时发展的世界,在‘文化’之争、‘主义’之争与‘部门’之争中,我们应当如何定位、如何把握自己和社会的命运?”在作者看来,这共同的底线不是什么共识,不是左右派各自坚持的“公平”与“效率”的折中调和,也不是什么寻找“既非自由放任,也非福利国家”的第三条道路,而是要争取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与社会保障。

  这是一本不同凡响的书。于建嵘博士这本关于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新作既是深刻严谨的学术专著,又是引人入胜的游记;既有一针见血的报道,又有感同身受的诠释。数年来,于建嵘潜心研究安源工人,在搜集分析文献资料的同时,做了大量实地调查。另外,他本人成长于安源附近的湖南工人阶级家庭。因而,于建嵘既有浓厚的理论兴趣,又有真挚的感情投入,这罕见的组合造就出卓绝的学术研究。本书资料全面翔实,分析鞭辟入里,深入浅出,感人肺腑,不仅必将引起学术界和政治家的高度关注,对普通读者也一样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社会转型”这一概念最初出现在西方学术界,用以解释20世纪最后20年苏联、东欧和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在传统的发展社会学中,有两个最主要的学术传统,一个是主要面对近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的现代化理论(theoriesofmodernization),另一个则是主要面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特别是拉丁美洲和非洲以及后来东亚的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理论(theoriesofdevelopment)。这两种理论在解释20世纪末苏联、东欧以及中国的发展时遇到了相当的困境,于是社会转型理论开始兴起。有学者认为,在目前的社会背景下,发展社会学应当面对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实践过程,形成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转型理论三足鼎立的发展理论新格局。

3《小镇喧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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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采用“讲故事”的方式叙述,生动展现了农村基层政权以及村、组织和农民个体多方面多层次的工作和生活实态,人物鲜活、情节曲折、可读性强,同时又对描述的对象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阐释,是对当下中国农村的不可多得的“深度描写”,也是一部有一定思想冲击力的学术著作。

  在学术层面上,于建嵘的研究作出了为数不少的重要贡献。从实证的角度看,他提供了关于安源工人所处的不断变化着的外部环境的丰富历史记录——从1922年的大罢工到今天的退休工人的抗议活动。从分析的角度看,他解构了“工人阶级”这一概念,揭示了工人内部的分野——告诉我们这些工人在雇佣、工资、福利等方面的状况相当不同。而这差异也并非仅仅基于时间,也因工种的不同而参差不齐。

现实问题的讨论往往会投射到对于历史问题的关注。历史学界借鉴了发展社会学家“社会转型”问题的用语,首先讨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变革问题,进而拓展到用以描述中国历史上许多重大的历史变动、制度或社会结构的变迁,比如春秋战国的社会变革、唐宋变革、明清社会的变迁等问题。可以说,“社会转型”的含义在中国史研究中被扩大化了,大量学者在研究中运用这一概念,但即使是近代社会的转型问题,至今学界仍未达成共识。

4《岳村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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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村政治》其实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嵘的的博士论文。于建嵘通过对岳村这一典型化的农村进行的研究,加上与县域、乡镇研究的联系,试图探索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变动的一般规律。其扎实的材料梳理了农村百年权利变迁,从最小的社会单位开始解剖中国这个宏达的命题,值得一读。

  于建嵘并没有把他的调查工作限制在劳动者的客观状况之内。与伟大的英国劳工史学家E·P·汤普森 (E. P. Thompson) 一样,于建嵘也对工人阶级生活的主观方面给以同等程度的重视。在他探讨的工人阶级心理的诸多引人入胜的侧面之中包括工人中广泛存在的对整个毛时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怀念之情。尽管工人们承认,在毛之后进行的改革之下,他们的生活水平在客观上得到改善;然而他们仍然怀想那些他们曾享有更高的政治地位和更大的社会尊重的年代。在安源这样拥有影响深远的革命历史的地方,诸如这样“向后看”的感触可能至少会比在中国的其他工业企业那里更为彰显。无论如何,正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安源成为了启程进行“新长征”的红卫兵们的朝圣之地,因此声名远播。今天,已经没有多少革命传统中的遗迹还依然保留;即使那些仍然存活着的,比如安源消费合作社,已经在工人们的眼里成为剥削而非福利性质的。工人们深深的失落感——且不论表面上增加的收入——凸显出客观的经济状况和主观的政治意识之间的裂痕。正如詹姆士·斯科特 (James Scott)和其他研究抗议和反抗运动的理论家们已着重指出的那样,社会不安源于愤怒和对社会不公正的感知,而不仅仅是客观的经济环境。因此,于建嵘在安源的工人之中发现的这种怀旧之情不仅仅在学术上是有趣的,它们同样具有政治和政策上的意义。

二 中国古代的社会转型:历史分期问题的新探索

凤凰彩世界手机客户端,5《八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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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在当代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短暂、脆弱却颇具特质的年代,在那个年代引领潮流的风云人物,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这本访谈录,选取的人物包括北岛、阿城、刘索拉、李陀、陈丹青、栗宪庭、陈平原、甘阳、崔健、林旭东、田壮壮、分别属于诗歌、小说、音乐、美术、电影、哲学及文学研究等领域。作者查建英作为那个年代的参与者,以一个纽约客作者的敏感,抽取了相关领域至今仍有讨论价值的热点话题,反省过去的年代,分析现实的可能,并对时代与个人的局限进行了坦诚的交流。(好书推荐尽在:www.xiaoshuozhu.com)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于建嵘的研究是建立在娴熟掌握西方和中国学者的既有文献基础上的。但这绝非简单地把流行的学术路径加以应用。于建嵘并没有仅仅把抽象的概念和模式套用到他的研究对象上;相反,他让安源的工人们为他们自己说话。这种努力的结果就是对当代中国工人阶级主观世界的珍贵而振奋人心的第一手观察。

中国史学界借用“社会转型”的概念来说明中国古代历史上社会变迁时,往往与传统的古史分期或者封建社会的阶段性划分等研究相嫁接。“社会转型”不仅发生在先秦或者明清,而且也发生在汉唐、唐宋时期。

6《革命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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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我们处在官方语言所称的“社会转型时期”,没有革命年代的大震动、大改组、大破坏,却有血泪、痛苦、死亡,也有激情和理想。个人与国家,要往何处去?就在这喧哗的、实利主义的年代,作者高华守着某种信念,以及可能已是陈词滥调的所谓”知识分子的责任”等,开始摸索着观察、研究逝去的年代。

  我们从矿工们对他们自身的态度和行为的叙述之中可以知道的事情之一就是他们对其子女的福祉异乎寻常的重视。是否参与集体行动的抉择,可以反映他们对参加这种行动会不会对他们孩子的前途产生影响的考量。社会科学中流行的冲突政治理论,深受西方对于个人理性选择的重视,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家庭纽带和情感的重要性。然而,对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成功而言,幸运的是毛泽东清晰地认识到家庭纽带在矿工生活中扮演的中心角色。正如于建嵘的记述所展现出的那样,毛泽东用以动员1922年罢工的战略的第一步就是派遣李立三前去为工人的子弟建立一所学校。通过到上学的孩子们的家里进行夜访,李得以取得工人的信任和支持——这些工人后来成为安源党组织,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工人党支部的核心骨干力量。这种亲族关系纽带不只是农村生活的一种传统特征,它并没有象我们所断言的那样,很快会被与工业化相联系的个人主义所取代。如于建嵘的访谈所揭示的那样,今天安源的工人在决定是否参加争取退休金的抗议时,首先考量的仍是自己的选择对子女的影响。

先秦时期

7《权利与相互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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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与相互依赖》构造了一种看待世界政治的途径,它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经济、政治以及制度化合作的模式之间的关系,同时也保留了现实主义对力量和利益的重要地位的认同。对21世纪的中国学者,公民和决策者而言,本书确实提供了第二副眼镜,透过这副眼镜我们可以更清晰,更好地专注于认识复合相互依赖,相互依赖与权力相结合的更为宽泛的模式。

  这项研究清楚地揭示不能把工人理解为孤立的个人。决定他们政治倾向的关键因素在于他们与他人的关系。亲族关系只是工人身处其中的诸多社会关系中的一种。正如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指出的那样,“阶级”这个概念本身就具有内在的关联性。人们只有在与其他社会集团的互动之中才发展出阶级的观念。于建嵘的书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三组这样的重要关系中来:工人和农民的关系,工人和干部的关系,以及工人与关注他们的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

先秦时期中国社会发生激烈的变动,一些学者把此种变动称为“社会转型”,并冠之于论著的标题。如叶文宪《论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的转型》把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的转型,概括为从封建分权的王国时代进入了专制集权的帝国时代。杨师群的《东周秦汉社会转型研究》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转型的专著,通过全面比较东西方上古社会制度与文化的优劣,讨论中国上古社会法制与经济结构及其运作转型的特点,认为东西方社会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人类文明,走的也是不同历史道路。陈效鸿把社会转型看做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他通过探讨春秋至秦汉之际四五百年间儒学发展演变的历史来揭示政治社会变局与儒家思想之间的互动。徐克谦以春秋战国政治制度及风尚演变为背景讨论儒家仁学思想的变化。白奚则认为荀子的大一统思想才是儒家在适应战国末期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形成的理论变迁,荀子的礼法互补、王霸并用的系统理论,为大一统王权政治提供了最佳的治国模式。还有一篇短文从西南地区社会在战国秦汉发生的深刻变化入手,探讨这一区域完成从原始社会形态、奴隶制社会形态到封建制社会形态的转型,以及融入汉文明的过程及重要原因。作者在这里把社会转型与社会形态的演进画上了等号。

  基于在农村进行的大量田野工作,于建嵘能够对工人和农民进行富有启发意义的比较。很多接受他访谈的矿工的家庭仍留在农村(在湖南、湖北以及江西),他们自己也是走动于村庄和煤矿之间。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可以清楚地感知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的悬殊差别——这种差别是在一个声称代表产业工人阶级利益的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起来的。这种阶级差异给过去一代的中国工人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比如,安源工人不无沮丧地回忆说,在毛时代,他们想要在邻近的农村地区找一个理想的妻子是不费吹灰之力的。

汉唐时期

  然而,现在由于改革措施威胁到了产业无产阶级的铁饭碗,加之共产党对其代表对象的更广泛定义,曾经与农民相比较享有特权地位的工人阶级的优越性正在迅速消失。一些受访者更认为,现在实施的“承包”与过去的“包工头”并无区别。从传统上说,正是包工头们把村庄里的农民招收到煤矿成为临时工人的。考虑到1922年安源罢工正是由于滥用这种旧的包工制度而激发,这一指责是颇具鼓动性的。尽管干部们仍坚持传统的招工办法和现行的承包体制之间存在着客观差别,但在决定工人的反应方面,主观感受可能比客观事实更为重要。如果今天的工人再一次把他们自己看作等同于农民的社会群体,而非共产主义革命的特权受益人,这种认识的政治影响可能极为深远。事实上,工人和农民之间紧密的相互联系是20世纪20年代安源的重要特征,也非常有助于解释“红色安源”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那时,由于亦工亦农的安源矿工的机动性和缺乏工作的安全感,才促成了他们渴望跟随毛泽东去井冈山,并成为新生的红军的核心组成部分。

中国古代社会的阶段性变化也被视为社会的转型。比如,有研究者把从汉帝国崩溃到隋唐秩序重建视作中古社会的一次重要转型,认为魏晋隋唐的士族社会的兴盛和瓦解,对当时社会转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童强的《汉魏权力机构的转型对玄学的影响》通过汉魏之际士族和庶族在国家权力机构中的比例变化来阐述这一社会转型对玄学产生的影响。牟发松主编的论文集《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下的汉唐历史变迁》中有多篇论文讨论汉唐之际的社会演变问题。

  工人和干部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本项研究的另一个中心议题。于建嵘在研究过程中结识的许多干部都令人印象深刻。显然,他们深深地关心着煤矿工人并为他们的安危利益不倦地工作着。但既便如此,横亘在工人和干部之间的鸿沟却依然明确无误在工人的访谈中得以表达出来。最引人注目的是许多工人描述的毛时代的干部和今天的干部之间的反差。他们认为,今天,干部可以被定义为那些有能力搞腐败的人。此外,和毛时代安全的铁饭碗比较的话,今天的干部拥有决定谁保留工作谁应下岗的权力。一些工人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语言把毛之后的改革描述为一场“夺权”——其间干部们牺牲工人阶级而取得了控制权。他们坚持说,工人阶级的尊严已经因为依赖取得干部的庇护而大大削弱。这种依附关系与革命前工人对包工头的依附十分相近。同样,这种对毛主义的“黄金时代”的看法,即使对安源而言也不是全部准确的——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它对于其他没有安源这样的“革命业绩”的企业而言更为不适用。安德鲁·沃尔德(Andrew Walder)关于毛时代工厂的权力关系的总体研究强调工人对于干部恩惠的高度依附。他将此命名为“共产主义新传统主义”。尽管如此,今天的一些工人把他们与国家关系的总体恶化归咎于毛之后的改革,肯定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有些专题讨论也提到转型问题。如韩昇《论桑田与北魏社会的转型》通过对桑田的研究,指出北魏均田制就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与此后的均田制有着重要区别,标志着北魏社会的转型和国家政权的进一步成熟。在另一篇文章《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中,韩昇指出魏晋南北朝士族政治的坚强有力,根源于士族在乡而拥有巨大的社会势力及文化优势。唐朝国家取得文化主导权,以及城市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繁荣,促成士族纷纷向城市迁移,逐渐远离乡村,城乡呼应的士族政治形态瓦解。因而唐宋间发生了继封建制向郡县制转变之后最具深远意义的社会转型。张国刚从兵制的演变讨论了中古时期基层社会的变动问题。

  工人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是本书的另一个重要主题。这当然是一个能够与安源的早期历史,实际上更是与整个中国革命,相互呼应的话题。没有来自象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外部世界的知识份子的全心投入,1922年的安源罢工几乎肯定不会发生——更遑论获得那样辉煌的胜利。李立三能够书写传统文言文的能力替他赢得了萍乡县官员和地方精英的尊重,使他得以在这些人的许可下开办安源学校。正是通过教育(教育的渠道先是工人子弟学校,后是工人夜校),共产党逐步使矿工们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为他们提供比他们熟悉的且长期依靠其帮助的洪门所能提供的更多的东西。第一个帮助毛和李建立安源党支部的工人——铁路工人朱少连——本人就接受过几年学校教育,几乎半是工人半是知识分子。李立三由于穿着文人的长衫,以及他在到安源之前在法国勤工俭学的经历,使得工人对他尊敬得俨若神人。

唐宋时期

  十分明显,今天工人们对知识分子的敬意仍然强烈。这从他们对于建嵘本人的欢迎和尊敬的态度中就可见一斑。尽管于建嵘反复提醒他的受访者他仅仅只是一名学者,所以并不能够代表矿工们去与政治当局打交道。然而,工人们依然把他受到的教育看作既是学术也是政治资源。人们会禁不住设想,未来的知识分子——如果他们不象于建嵘这样谨慎地在学术和政治中间划出一条清晰界线的话——有可能会像一个世纪前的毛和李那样,在不满的工人中发挥爆炸性的影响。如果国家希望避免这样的挑战的话,一个良好的建议无疑是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作为消解在政治上有不同主张的知识分子煽动者(更不用说秘密社会帮派分子的诱惑)潜在的吸引力的有效手段。于建嵘正确地强调了对有效的工会和法律机构的现实需要—它们可以起到疏导规范和调解仲裁工人们不满情绪的作用。在我看来,同样重要的还有高质量的基层教育。正如阿马特雅·森(Amartya Sen)和他的同事们以印度为例子揭示的那样,国家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无论在农村发展还是稳定方面都同样有着巨大的回报。

中国学者过去一直用“变革”这个词来描述唐宋之际的历史变化。在现代学术语境下提出“唐宋变革论”始于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内藤湖南在1910年发表的《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把唐代定义为中世,宋代为近世,至今在海外汉学界还有广泛的影响。美国学者赫若贝(RobertM盚artwell)、包弼德等学者也提出了对唐宋之际社会变迁的解释模式。与日本学者从君、臣、民的关系来建立自己的理论架构不同,美国学者更注重从人口、地区、精英之间的关系模式来进行考察。从这种角度看唐宋之间的变化,那就不是社会性质的改变,而是长期发展过程的一个阶段,其基本观点包括:人口增长和政府控制力下降、社会发展导致财富精英进入政府以及精英的地方化等,从而构成了“唐—北宋—南宋”这样一个变化模式。可见,美国学者眼中的唐宋变化只不过是长时段发展过程内的一个变化环节而已。

  本书既是中国工人阶级韧性的一部见证,也是对那些有足够好奇心和勇气,冒险走出舒适的学院办公室、深入到乡村严酷现实的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献身精神的见证。我们只能崇敬毛泽东、李立三和刘少奇等年轻的共产主义组织者所具有的精明和充沛的精力。正是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将安源工人动员起来。他们的英雄式的努力依然屹立在中国革命(更是世界革命)的编年史中。于建嵘绝对是一位学者而非政治活动家。然而,于建嵘在官僚主义的阻挠和个人困难面前毫不畏缩的坚持,不仅仅是对他在湖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们的鼓舞,更是所有准备在农村中国进行田野工作的人的榜样。于建嵘曾数次访问安源。在那里,他忍受着许多其他城市知识分子所不能忍受的环境(甚至包括冒险爬下矿井以体验地层深处的生存)。他始终不渝地坚持去发现他的受访者的真实想法——而非把他自己的思想和理论强加于受访者。这些努力使他得以完成这部杰作。

近年来,中国学者持续关注唐宋变革或者说中古社会变迁问题,以至于成为国内外中古史学术界持续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这一方面是受到海外学者的影响,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在古史分期问题沉寂后,中古社会变迁问题不失为把握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一个新的突破口。北大、南开、浙大、中国唐史学会分别召开过与此主题有关的学术讨论会,《唐研究》第11卷以“唐宋时期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研究”为题出版专号,《史学月刊》2005年第5期开辟“中古时期的社会变迁”专栏,《江汉论坛》2006年第2期有“唐宋变革笔谈”专栏。而以唐宋变革为题所进行的实证研究,近年来更是不绝如缕。其中有若干学术史反思的重头文章值得关注,如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全面评述了内藤湖南假说的内涵及其学术流变,给内藤的看法以高度评价;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深入讨论了“唐宋变革说”原本含义和迄今为止的种种分歧理解,希望把唐宋变革的讨论焦点集中到问题的本义上来,不可随便泛化。这表明讨论正在逐渐深入。

  于建嵘对中国工人阶级状况进行的描述和研究堪与E·P·汤普森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的经典研究相媲美。像汤普森一样,于建嵘探讨了劳工的历史变迁,熟练地将工人的政治倾向与他们对自己过去经历的自我诠释联系起来。但是,汤普森的著作是一部劳工史(寻找19世纪英国阶级意识的源头和手工业者对工业化的反应),而于建嵘的这本著作同时还是一部人类学和政治学的著作。它用人类学家的参与式观察和政治学家对于理论意义和政策涵义的关注,补充了历史学家们对逝去时代遗痕的追寻。

过去的中国学者,从陈寅恪、钱穆到侯外庐、唐长孺、胡如雷等,也都谈到唐宋之间的历史变化,但是,中国学者从来不认为这种变化是类似于西方近代社会变革的那种性质,不认为唐宋之际的社会变迁可以用“变革”二字来形容。近年也有学者把儒家伦理从经典形态到世族礼法门风进而到整个社会规范的演进视为评价汉唐、唐宋之际变化的一个线索。

  对于建嵘来说,安源矿工成为了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苦难的象征(正如英格兰纺织工人对于汤普森一样)。然而,无论是阶级变迁的过程与结果在这两个例证中都是迥然不同的。在汤普森讲述的故事里,工业革命是工人阶级意识逐渐和有机发展的关键动力;然而在于建嵘的叙述里,这种意识乃是由外部知识分子向工人引入的,是政治革命而非经济革命的产物。英格兰工人挣扎着面对伴随着从手工业到工业生产的漫长转型而来的可以感受到的尊严和自主性的丧失。在此过程中,他们不情愿地形成了阶级意识。与此相反,中国无产阶级在短暂的共产主义革命过程中意气风发地主动接受了工人阶级的身份——这一革命许诺使他们成为社会的主人。今天,不难理解他们为何不愿放弃曾经十分优越的阶级身份——这些工人也正挣扎着适应伴随着从毛主义到改革的曲折转型而来的尊严与自主性的丧失。无论从历史还是比较的角度,中国工人今天所经历的一切都是没有先例的。这更说明了为什么于建嵘的著作做出了如此精彩纷呈而又至关重要的贡献。

美国学术界讨论唐宋变革,使用了transition和transformation两个重要的概念。这些概念被翻译成中文的时候使用了“转型”这个当代流行的时髦词,例如,刘宁翻译包弼德IntellectualTransitionsinT餫ngandSungChina一书为《唐宋思想的转型》。因此,用社会转型来描述唐宋变革乃至中国古代社会的每一次重大变革,不仅有现实的投影,也有域外汉学的影响。从这里可以感受到近年来中外学术界激荡互补的时代气氛。

  

明清时期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

到了明清时代,商品和人口的流动进一步加速,中国出现新的变化,也有学者从转型的角度加以论述。

  2005年7月于哈佛大学

万明的《晚明社会变迁:研究视角的转换》一文阐述了晚明社会变迁带有根本的社会转型性质,并认为晚明白银货币化进程就是中国向近代化发展的清晰轨迹。万明:《晚明社会变迁:研究视角的转换》,《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春之卷。重视商人以及商帮在明清社会转型中的作用,是众多研究者讨论的焦点。如何描述明清的社会转型?有学者把明代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过渡称之为转型。在这个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传统的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冲突,商人开始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新的伦理。陈宝良:《明代的致富论——兼论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也有文章探讨明代各地商帮的形成及其背景,指出商帮的兴起正是中国近世社会转型的具体标志。

  (阎小骏译)

区域史的研究也采用了社会转型的视角。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接过李伯重等江南“早期工业化”的提法,揭示江南市镇给传统社会带来的变革,论述江南市镇在城市化、近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还有学者从长时期的地域社会变革来解释明清时期闽赣毗邻地区的抗租风潮,认为16世纪以来赣南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流民与土著成为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而频繁激烈的租佃斗争实际上是地域社会变迁的表现和结果。也有文章探讨贵州地区“改土归流”对促成当地社会变革的积极影响。

  (《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于建嵘著 明镜出版社2006年出版)

总之,把江南的市镇化、抗租风潮和改土归流都作为该地区社会变革的动力因素,可见研究者心目中的社会变革无论是内容还是方向,都缺乏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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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立中的《论明清江南婚嫁论财风尚及其成因》从江南地区婚嫁论财风尚的变迁轨迹,探讨明清社会向近代转型的过渡时期中价值观、婚姻观的嬗变。陈宝良的《新名词与新生活——晚明社会生活的“活力”与“多样性”》则从晚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事物出发,来阐释社会转型对大众生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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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社会转型的提法主要在边远地区或少数民族历史研究中出现,如吴雪梅的《乡村记忆与清初土民社会转型——对鄂西南景阳河社区口述史的解读》,从土民的角度关注改土归流后的社会转型。肖文评《从“贼巢”到“邹鲁乡”:明末清初粤东大埔县白堠乡村社会变迁》以大埔县白堠村为个案,具体探讨该村在由“贼巢”到“邹鲁乡”的变迁过程中,乡绅阶层的产生及其对地方社会变迁的影响和作用。显然这里的社会转型乃是指边疆地区从土民社会到类似中原文明社会的转变,与前举各文讨论晚明时期从中世纪走向近代的变革是完全不同的。类似的情况,也见于一些民族史研究著作。如宝玉柱的《清代蒙古社会转型研究——社会政治转型的客观原因:女真崛起》、《清代蒙古族社会转型中的羁縻政策:行政分割和政治分化》是从民族史的角度出发,探讨从女真崛起时与蒙古修好到建国后清政府的盟旗制度,促使蒙古完成社会转型,纳入满洲民族共同体的过程。

本文责编: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学读书 本文链接:/data/19535.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沉思网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

三 近现代的社会转型:中国如何走向近代化

如前所述,转型问题的研究兴起于当代社会研究,由于当代社会转型并没有完成,因此,对于当代社会转型之起始阶段划分,就难免要追溯到近代历史,而且因之而产生了不同看法。尤其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内涵、类型、层次、进程、评价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上,学术界的意见很不一致。

王跃生在考察了20世纪30~90年代冀南农村的家庭变革后,认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变革有两种类型:体制转型和社会转型。体制转型更多的是从国家政权和所有制结构角度考虑,社会转型则基于产业发展,还有介乎二者之间的半体制半产业转型。他进一步论述说:从这一角度看,土地改革是体制转型因素突出的社会变革;50年代集体经济建立是另一次体制转型;80年代初集体经济解体则是半体制转型和比较完全的社会转型并存。在当代农村社会转型的环境中,传统农业时代的意识和观念及其存在的基础正在解体。与王跃生着眼于现当代社会变迁不同,还有许多学者从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考察转型问题。如一部分学者认为“社会转型”可以作为一种理论来指导近代史的研究,认为转型社会理论是可以和“武装斗争的革命范式”和“现代化理论范式”并列作为研究近代中国各种变革的理论范式的。在转型社会理论范式中,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发生于近代的这三次变革与当今改革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共构性。近代三次变革所表现出来的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脱节、权力资源的匮乏、无理又无节的症垢恰好也是当前改革开放应该极力避免而又极易堕入其中的问题。

还有的文章通过《晚清七十年》一书,评论唐德刚的中国近代社会转型论,指出在唐氏眼中,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从中古东方式的社会形态,转向现代西方式的社会形态的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史”。这种“社会转型论”的理论意义在于:它为人们认识中国近现代史、编写中国近现代史提供了一条恰当的、有价值的基本线索;为历史学找到了一个与现实联系的很好的契合点,从而也为历史与现实的对话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拓宽了史学家的视野和研究领域,有利于对纷繁复杂的历史过程、历史现象,进行多方位、多角度而不是单线式的思考。

在近代社会转型的定义问题上,孙占元认为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就是中国的近代化,它的内容几乎涉及了近代史的各个领域,因此,从社会转型的角度来考察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有助于全景式地展现历史、发现规律。陈国庆主张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即中国的近代化和现代化进程。他将时间划定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认为近代社会转型主要经历了被动开放、经济起步、政体变革、思想解放四个时期。陈国庆还在其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研究》一书的绪论中,进一步对“社会转型”做出界定,认为是“一种社会质变,是指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发生整体性的变革,包括社会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变迁,其实质是传统体制获取现代功能,从一种稳定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稳定状态,使传统获得现代性的变迁过程”。这本2005年出版的著作按照社会转型的各个层面划分章节,分别分析了近代中国经济与贸易的变迁、中国近代社会的阶层流动、从中央集权到地方分权的政治转型过程、晚清国防与军队的转型、中国近代外交的转型、近代农村与城市的变迁、中国近代教育与科技的转型、近代学术与文化观的转型以及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及风俗的变迁等内容,探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轨迹和特征,试图对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道路做出新的解释。

至于具体的转型轨迹,学者也存在不同看法。李云峰认为中国近代的社会转型是一种由农耕社会向工业文明的长期复杂的转变过程,等同于中国历史“现代化”的过程。这一转型始于19世纪中叶的洋务运动,贯穿整个20世纪。在内外多种因素的制约下,呈现一个多层次、波浪形的梯级进程。张宪文则提出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两次重要的社会转型,一次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及中华民国的成立,这是暴力革命式的社会转型,第二次是1978年的改革开放,这是和平变革式的转型。他主张将1911~1978之间当作历史整体看待,国民政府未能完成社会转型,新中国在改革开放前也由于种种原因错失了深入社会转型的机会。

关于近代社会转型的断限,有人将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转型的关键时期定位在19世纪前60年,认为清王朝在百多年的统治后,帝国的根基发生动摇,而此时西方资本主义正在向全球扩张,落后的中国成为附庸,并由此接受资本主义近代文明的影响,为中国日后的社会变革进行了重要的积累,导致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走向。有人强调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一个时段,社会形态结构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动,社会群体的结构也开始向现代转型;民众生活方式从传统的衣食住行到精神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都发生了变化;认为这一时期的社会转型具有三个特征:一是社会的沉沦与进步共生,二是传统与现代的生活方式并存,三是多重统治区域的分立导致中国社会在转型过程中呈现出多形式、多线条的发展姿态。还有人将1840年以来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型的现代化历程看作一次失败的尝试,由于传统社会内部机制的限制与现代化外部条件的险恶,中国传统社会非但未能完成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最终却在近代化过程中崩溃,因而中国现代化面对不断变化的形势不得不做出新的道路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为现代社会的整合与重建提供了主体性文化结构和价值原则,中国共产党最终成为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主导力量。《史学月刊》2005年第9期“社会转型笔谈”专栏,结合纪念抗战六十周年,刊登了抗战史专家魏宏运、王桧林、王建朗、荣维木四人的文章,从抗日战争及其胜利对中国社会转型、抗战中的中国与20世纪的国际外交体系的变动等角度,探讨了抗日战争对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意义。

还有一些学者从比较史学的角度对近代社会转型问题提出看法,如侯建新也把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视为东西社会转型的主要特征,认为中国和西欧这两种社会转型的过程几乎是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进行的,中国的社会转型即“工业化”至今仍在进行中。而完成于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西欧社会转型可以归纳为三个社会机制的逐渐形成与发展,即社会财富积累机制、生产性经济活动的法律保障机制、产品与要素市场的流通机制。相比之下,中国社会在帝国时代后期出现停滞,传统政治制度压抑创造财富的个体和群体,难以形成稳定的非身份化的富裕阶层。因此中国需要更多的确认、扬弃和吸收其他国家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王云龙、张乃和在《近代社会转型时期亚欧诸国的人口问题》一文中也主要关注15~18世纪处于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的亚欧诸国,并认为这一时期各国人口结构及其变动轨迹对社会转型具有重要影响。由于各国社会生产方式的差异,致使人口因素在社会转型中的作用迥然有别,从而使各国在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的差距日益明显。

《社会转型的历史轨迹》是以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转型为主题的论文集,收录的30多篇论文从不同视角以个案研究的方式揭示了晚清以来直至现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轨迹与艰难历程。《晚清中国的政治转型——以清末宪政改革为中心》则是一本从政治学的视角出发,将清末宪政改革置于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坐标系中考察的著作。该书通过对官制改革、地方自治、政治参与、宪政制度创新等方面的具体考察,并与日本明治维新相比较,论述了清末宪政改革的成败得失,及其对晚清中国政治转型和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影响。

章开沅、马敏、朱英主编的《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主要内容包括社会转型中的晚清督抚群体、社会转型中的近代绅商、近代乡绅与宗族社会、近代商与学的互动及其影响等。该书的突出特点在于摆脱了西方研究理论的束缚,选取活跃在当时历史舞台上的几个重要社会群体,着重分析它们在近代的交错流变以及它们与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以窥视特定历史时期内社会转型的特征。郭汉民《晚清社会思潮研究》立足于晚清社会转型这一时代特征,注重每种社会主流思潮的形成过程及其与其他社会思潮相互关系的比较,强调要还原这些社会思潮发展的历史全貌。赵慧峰的《近代转型社会中的集团与人物》主要从社会活动的主体“人”与“人群”直接入手,诠释中国历史由中世纪到近代的流转与演变。该书以近代历史人物为核心,在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之间搭建起一条相互交汇的渠道,从而为论著所进行的人物研究提供了合适的历史场景。在对相关人物的具体评价中,作者注重以社会转型的恢弘视野看待历史人物的作为与命运,把个人和群体的命运看成时代的缩影。作者还试图从动态的过程中对近代人物与人群进行审视与研究,同时将个体解剖与群体考察相结合,编制出近代人物疏密相间的研究网络。

还有研究地方社会转型的专著,如《江西近代社会转型研究》和《黑龙江区域社会文明转型研究:1861~1911》。两书都以现代化理论作为社会转型的基本涵义,前书的主题是揭示近代江西社会由“传统”到“近代”的转变,章节内容的设计据作者说借鉴了法国年鉴学派布罗代尔提出的“长时段”概念,从社会结构、局势、事件三种度量考察历史。该书的时间跨度较长,从1840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分为四个部分,分别考察江西社会转型的内外环境,江西社会转型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层面的表现,中国革命在江西的演变和影响,最后分析了江西社会转型的制约因素。后书则选择了黑龙江区域出现最激烈的动荡、开放、变革势态的清末50年,从政治、军事、教育、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分别阐述转型的过程,以区域现代化史的方式展现黑龙江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历史进程。

以上列举许多“社会转型”的研究论文和专著,固然不乏作者多年研究成果的新诠释,也有一些只是对于传统问题在新的叙事框架下做一番演绎。

四 结论:社会转型问题的学术史意义

社会转型问题是当代中国社会面临的重要课题,这个问题投射到历史研究领域是一个自然过程,因为现实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各位研究者在运用转型这个概念讨论近代社会变迁的时候,大体上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即走出中世纪,走出传统社会,走向近代化。大家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中国的近代转型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在社会转型轨迹上究竟强调哪些阶段性和哪些动力因素,等等。这些是今后的研究中要努力寻找的交集之处。

社会转型问题也受到海外中国研究的影响。唐德刚等旅美华裔学者用社会转型来研究中国,表现出独特的视角。何平的《近年来西方汉学清史研究若干范式》提到,世界历史视野下的清代社会转型研究是西方汉学的重要历史编纂范式之一。而中国学者的社会转型研究明显也受到了西方汉学的这种影响。

因此,“社会转型”问题似乎已经从一种问题意识变成一种独特的研究取径。杨念群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就“试图比较规范地展现社会史研究作为多学科交叉之焦点所体现出的崭新魅力”。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时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试图从政治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剖析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乡村政治的发展过程和特征。许多用“社会转型”研究近现代历史的讨论都不约而同地带有一种方法论上的诉求。

但是,如前所评述的,当把社会转型这个概念运用于包括先秦、汉唐、唐宋、明清这些前近代时期的历史变迁时,却碰到了概念内涵不明确,缺乏共同的讨论基础等问题。这些社会转型究竟包含着什么样的含义?研究者们似乎尚未及仔细分疏。在许多研究者笔下,“转型”与变迁、变革似乎是同等含义,完全是一个自然词,而不是有特定内涵的社会学概念。即使有学者用唐型文化、宋型文化或者汉型家庭、唐型家庭这样的表述来概括某一段的时代特征,但是,这个“型”的抽象意义是什么并不明确,更无法与近现代历史上的转“型”等量齐观。所以,在古代史研究中运用社会转型的概念似乎有过度泛化之嫌。

当然,在我们还没有足够统一的意见对周秦之际、明清时代的历史分期作出判断之前,抛弃对具体历史内涵理解上的分歧,用比较具有包容性的“社会转型”概念来研究中国历史分期和阶段性演变,仍不失为值得借鉴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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