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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北总部,二七陂头集会内容

2019-10-19 18:28栏目:现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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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腊月,一场大雪过后,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三千六百多人,乘国民党“会剿”部队还没有合围,离开井冈山,出击赣南。当晚,歼灭遂川大汾的国民党守军一个营,突破了封锁线。接着,经上犹、崇义县境继续南行,击溃沿途的地主武装,不战而占领没有国民党正规军设防的大余县城。
  这时,红四军主力已脱离原有的根据地,周围环境和井冈山斗争时期完全不同:既没有共产党的组织,又缺乏群众斗争的基础,连报信的群众也没有。红军一时很难适应这种状况。
  国民党的追兵却来得很快。战斗力比较强的李文彬第二十一旅三个团,悄悄地逼近大余城,突然发起猛攻。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四军一部在县城东北高地进行阻击。但因事先没有得到报信,仓促应战,兵力未能集中,战斗失利,受到不小损失。第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受重伤,不久牺牲。
  在强敌紧追下,为了避免硬拼和争取主动,红四军主力采取盘旋式打圈子的做法,在撤出大余后,经过粤北的南雄,再转入赣南的信丰、安远、寻乌。
  但是,脱离根据地后的流动作战毕竟是艰难的。正如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说:“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团紧蹑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国民党军队轮番穷追,红军耳目闭塞,连战不利。一月底,红四军主力在寻乌的圳下村宿营,拂晓时又遭到国民党军刘士毅旅一部的偷袭。习惯于夜间工作的毛泽东和朱德等还没有起床,就陷入敌军的包围之中。突围时,毛泽东曾同朱德等短时间失散。跑出了危险区,他同军部的一些人员会合,坐在路旁休息。见到别人吃饭,他才感到饿了,但带着饭的警卫员也跑散了,只得向曾志“讨饭吃”。
  这时,正值隆冬,天寒地冻,沿途人烟稀少,红军衣单粮缺。在这样危险的环境下,“红四军前委曾一度准备分散活动,但是分散可能被敌人各个击破,因此放弃了这个计议”。①毛泽东、朱德会合后,率领部队以每日四十五公里的速度强行军,进入闽、粤、赣三省交界的罗福嶂山区,在这里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为了应付紧急军事行动时指挥能够敏捷,会议决定“军委暂停办公”,由前委直接领导军内各级党委。一天的会议刚刚开完,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前来通知,“追剿”军正在前来包围罗福嶂。红四军主力立刻向北朝瑞金转移。
  这时,国民党方面误以为红军已难坚持。“追剿”军第十五旅旅长刘士毅得意地向“会剿”军总司令致电报捷:朱毛部“自寻乌属之吉潭圩附近被职旅给与重创后,即狼狈向项山罗福嶂逃窜”,仍未能立足。他宣称:该旅现正分路堵截追剿,“以绝根株”②。不料,厄运已将再次降临到他的头上。
  红军采取盘旋式或打圈子的做法,并不只是为了摆脱强敌跟追,更重要的是要在运动中调动敌人,使它兵力分散,暴露出弱点来,以利于红军在有利时机能集中兵力歼其一部,恢复主动地位。这种机会果然来了,那就是二月十日的大柏地战斗。
  大柏地在瑞金以北,有一条十余里长的峡谷,山高林密,是打伏击战的好场所。红四军主力在二月九日抵达大柏地。这天,正是旧历除夕,当地群众不了解红军,都跑到山上去了。紧紧尾追红军的刘士毅旅两个团,态度骄横,孤军冒进,穷追不舍,想抢头功。红军指挥员纷纷向军部请战。毛泽东主持前委扩大会议,认为可以在大柏地打伏击战;决定布置成长形“口袋阵”,以主要兵力埋伏在瑞金通往宁都的道路两侧的高山茂林中,以一部分兵力引诱刘士毅进入伏击圈。当晚,红军各部分别进入预定阵地。
  第二天,大年初一下午,红军一部把刘士毅部两个团诱进“口袋阵”底部,东、西侧伏兵向后迂回出击,扎住“袋口”。红军各部向敌军一齐发起猛攻。这是红四军主力下山后的关键一仗。尽管红军弹药缺乏,体力疲惫,指战员还是拿起刺刀、石头、枪托同敌军拼搏。朱德军长带队冲在前头。平时很少摸枪的毛泽东,这时也提枪带着警卫排向敌军阵地冲锋。鏖战至第二天下午,才全歼被围敌军,俘虏正副团长以下八百余人,缴枪八百余支,水旱机关枪六挺,刘士毅旅残部溃退赣州。这是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以来的第一次大胜仗。打了这个胜仗,整个局面顿时改观。红四军摆脱了被动局面,取得了作战的主动权。陈毅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是役我军以屡败之余作最后一掷,击破强敌。官兵在弹尽援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始获得最后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③
  大柏地不是红军的根据地。由于当地群众几乎都跑到山上去了,红军虽然打了大胜仗,指战员吃饭却成了问题。毛泽东、朱德鉴于这种特殊情况,采取灵活办法,批准各部可以动用群众家里的粮、油、菜,同时,留下借条,出布告,说明日后偿还。毛泽东十分重视要取信于民。事隔五十多天,当红四军第二次路过大柏地时,他命令军需处按借条向老百姓赔还现洋,只能多给,不许少付。军需处干部挑着现大洋,办完了这件事,造成很大的政治影响。当地老百姓说:红军与国民党军队根本不一样,借条兑现,说话算数。
  近一个月的流动作战,使红四军尝够了脱离根据地的苦头:得不到休养生息的环境,不能取得粮食、被服和人力的补充,伤病员难以安置,更缺乏当地群众的密切支援。事情很明显,红军要积蓄和发展力量,不断战胜敌人,就必须建立根据地,依托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到罗福嶂后,为安置伤兵计,为我有党有群众的休息地计,为救援井冈山计,决定前往东固。”④
  东固在江西省吉安县境内,地处吉安、吉水、永丰、泰和、兴国五县接壤处,离上述县城都有一百多华里,群山重叠,中间有一片田地和村落,地势险要,只有五条羊肠小道通向山外。早在一九二七年二月,这里已有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大革命失败后,一些在吉安求学的共产党员回到东固,恢复党组织和农民协会,发动农民暴动,建立革命武装。这支武装力量,后来发展成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和第四团,共有枪七百支,在东固周围各县开展游击战争,主要领导人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原赣西特委秘书长李文林。他们从一九二八年四月起,曾多次派人送信到井冈山去,介绍东固的情况,沟通了这两块根据地的联系。
  东固革命根据地有着自己的特色:把公开的武装斗争和秘密的割据结合起来。红军是公开的,武装斗争是公开的,他们是游击队而不是守土的赤卫队。农民协会在实际上管理着农村的一切行政事务。“反动势力已驱逐了,权利完全是我们的,但公开的政权机关和固定的赤卫队都没有。邮路是照常的,商业贸易是照常的,边界所受到的痛苦此地完全没有。敌军到来寻不到目标,党的组织和群众的组织完全秘密着。”⑤这种特殊的形式,在红军的力量还不大而反动统治势力又无力顾及的情况下是很有效果的。
  大柏地战斗胜利后,红四军主力乘胜在二月十三日进占宁都县城。接着,在十七日抵达东固,同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会合。
  毛泽东在东固传达和讲解了中共六大的决议案。听取了当地党组织和军队负责人对东固斗争情况的介绍。他把这种秘密割据经验写信告诉湘、赣边界特委,并指出:“在接近总暴动之前群众政权的形式有由公开割据改变为秘密割据的必要”,“强敌来了就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对付他”。⑥
  红四军在东固休整了一个星期,消除了疲劳,取得了补给,伤病员也得到安顿。东固成为红四军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的重要出发点。但在这里得知井冈山已在有着极大优势的国民党军队围攻下失守,彭德怀已率部突围下山。这样,救援井冈山的计划无法实现。

二七陂头会议背景 二七陂头会议内容

论剑历史网 - www.lishiweb.com/2017-12-29/ 分类:中国历史/阅读: 中国革命早期探索之时,党内难免分歧,对这些分歧进行及时有效的处理才让党和红军越来越和谐,并最终发展强大起来。二七陂头会议之时,中国共产党也面临这一类分歧,所以,和其他的会议一样,这场会议为之后如何解决这类问题提供了很大的借鉴。本文将为读者 ... 中国革命早期探索之时,党内难免分歧,对这些分歧进行及时有效的处理才让党和红军越来越和谐,并最终发展强大起来。二七陂头会议之时,中国共产党也面临这一类分歧,所以,和其他的会议一样,这场会议为之后如何解决这类问题提供了很大的借鉴。本文将为读者详细介绍二七陂头会议的背景和内容。图片 1二七陂头会议背景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毛泽东、朱德领导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之后,赣西南地区的中共组织领导农民举行武装暴动,创建工农革命武装,开辟了若干小块的红色割据区域。到1928年春,以东固为中心的“永丰、兴国、于都三县交界处已形成割据”。东固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人创建的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之一,它的建立在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政权建设和根据地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创造了许多独特的经验,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毛泽东曾高度赞扬东固革命根据地的成就,说它是“第二个井冈山”,陈毅称它为“东井冈”,当时群众有“上有井冈山,下有东固山”之美称。 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召开,会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建设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古田会议决议。决议总结了红四军成立以来在部队建设上的基本经验教训,确立了中国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红四军前委,毛泽东当选为前委书记。古田会议结束后,江西、福建、广东三省的敌人发动了对闽西苏区的联合“会剿”,围攻红四军。为了将敌人引出闽西,打破“会剿”,发展闽西苏区,扩大赣西南根据地,红四军离开闽西向赣南和武夷山中部进军。1930年1月7日,朱德率领红四军第一、三、四纵队从闽西古田向赣南进军,毛泽东则率领红四军第二纵队挺进赣南。1月24日,红四军4个纵队在宁都东韶会合。在此之前,彭德怀率领红五军由湘鄂赣边也来到了赣西。 两支主力红军不约而同,先后进入赣西南,给赣西南党的组织和革命群众以极大的鼓舞。在赣西南的红军分兵到各县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促进了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然而,在斗争剧烈和繁重的任务面前,赣西党组织以中共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赣西特委委员李文林为代表的一方,和以赣西特委书记刘士奇、特委委员曾山为代表的一方,在对待时局的估量、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时机、攻打吉安的策略和分配土地等重大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许多实际问题亟待解决。 1930年1月,在遂川雩田召开了中共赣西、湘赣边特委和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会上赣西特委之间的纷争和问题未能得到解决。此时,赣西特委在“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各项中心工作都因此停顿在半生半死的状态中。正在这样党内政治纷争不能解决的严重关头中,”恰逢毛泽东等率领红四军已到达赣西永丰的藤田。2月初,当赣西特委书记刘士奇和新成立的红六军军长黄公略得知这一消息后,马上派人到藤田,向红四军前委汇报赣西的情况。 毛泽东等红四军前委听取汇报后,得知由于赣西特委领导成员间的严重思想分歧,使各项主要工作停顿的情况,即根据中共中央第六十号通告关于反对军阀战争和要求红军进攻主要城市的精神,红四军前委同中共赣西特委和赣南特委商定,为了统一赣西党内的思想认识,部署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计划,以红四军前委名义致函赣西、赣南两特委和红五军、红六军军委,决定于2月10日在中共赣西特委驻地东固区陂头村召开联席会议。前委书记毛泽东等三人组成红四军前委代表团,到达陂头后,即同刘士奇、曾山等着手会议的筹备工作。后因斗争、行动问题的急需,会议提前举行。 二七陂头会议内容 在认真进行社会调查和会议筹备的基础上,1930年2月6日,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和红军第五军、第六军军委联席会议举行了预备会。由于会议提前召开,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党、政、军代表,陆续到达陂头村。2月7日至9日,在陂头村一栋前后两进的梁家宗祠召开了正式会议。出席会议代表共有50余人,他们是: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及熊寿祺、宋裕和;赣西特委书记刘士奇及曾山、刘和谦、许伯年、胡品;第六军军委书记、军长黄公略及王如痴、姚起华;苏维埃党团代表李文林;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第六军各纵队负责人;还有东固、纯化、延福、阜田、同水、金滩、富田、儒行、儒林、中鹄、水南、水东各区委代表和泰和、吉水中心县委代表以及陂头附近区域的活动分子等。红五军军委书记彭德怀及滕代远因赣江涨水阻隔不能到会,来信委托黄公略、刘士奇兼作红五军的代表;赣南特委代表没来得及赶到陂头未能出席。朱德因留守藤田主持军事工作没有出席,陈毅也因故未能参加。会议推举毛泽东、刘士奇、曾山为联席会议主席团成员,主持并领导了这次会议。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政权问题、土地问题、武装问题、组织问题等,从而确定赣西南党组织的主要任务及其如何实施。 会上,毛泽东作了目前政治形势及党的任务的详细报告,传达了中共中央第六十号通告精神和古田会议精神。与会代表联系当地斗争实际,紧紧围绕会议的中心议题进行了畅所欲言的讨论,特别是对“攻打吉安”和“分配土地”两个问题的讨论非常激烈。经过深入讨论,与会代表在对当前形势、敌我态势、红军任务、土地分配等方面取得了一致意见,解决了赣西南党、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会议分析形势,明确提出了赣西南党的三项主要任务。会议对国内外政治形势进行了分析和估量。大家认为,帝国主义正在积极布置反苏联战争,世界无产阶级和殖民地被压迫群众共起反抗帝国主义,中国军阀混战日益加剧,财经危机遍布全中国,民众的反抗运动到处发展,红色武装斗争有了大规模的开展。大家普遍认识到“以江西为中心的闽、粤、浙、赣、湘五省武装斗争形势,是一个日益发展的形势,也是扩大土地革命影响于全国各地的鲜明旗帜,他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有力分子,他而且是世界意义上实行着武装拥护苏维埃、促进世界革命的有力分子。”由此,会议认为“世界革命高潮要随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运动中爆发,中国的革命高潮很快地要到来,中国苏维埃将继俄国苏维埃而出现,成为世界苏维埃的有力支柱。而中国之内首先出现的将是江西苏维埃,因为江西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力量都比各省要成熟”。 会议根据对目前形势的分析与估计,提出了赣西南党的主要任务是:“一、扩大苏维埃区域,特别提出争取江西全省的口号;二、深入土地革命;三、扩大工农武装”。会议指出“由于这三大任务之实现,将使南方各省反对势力次第消灭于红旗之下,广大群众团聚在红旗的周围,成为推动全国革命的一大动力”。会议强调指出:“实现这三个任务不是完全不费气力的,它是要从激烈的艰苦的斗争中方能取得,以前所没有的大的艰苦斗争将随革命势力的前进而到来。因为和我们作对的不但是中国的统治者——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而且是世界的统治者——帝国主义。”。 在土地问题上,会议制定了《赣西南土地法》。会议批评了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的迟迟不分配土地、不废除债务等做法。强调在土地问题上,应坚持“一要分,二要快!”的原则。在土地分配上,议会代表反映出两种不同意见:一方主张按劳动力分配土地,认为这样可以发展生产;另一方则主张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认为这样可以争取群众。与会代表听取了双方的意见,借鉴各地土地斗争的经验,经过认真讨论认识到:“土地革命的当前目的,是动摇封建基础和争取广大群众。” 按男女老幼平分土地“是为了争取广大贫农群众,所不可忽略的紧要策略。‘发展生产’不是目前策略的第一标准,‘争取群众’才是目前策略的第一标准。”要争取群众,就必须首先满足贫苦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因此,大家赞同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办法。 会议经过详细讨论,并根据闽西土地斗争的经验及各地调查研究所得到的材料,制定了《赣西南土地法》又称(“二七”《土地法》),这是继《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之后的又一部土地法令。“二七”《土地法》 内容全面,结构完善,在革命根据地土地法令文件中,第一次设置了“章”和“条”的条款。它共有四章三十三条,较前两部《土地法》分别增加了24条和25条。“二七”《土地法》对土地没收对象、没收内容、分配对象、分田数量标准、以及废除债务、缴纳土地税等方面作了更为明确的或新的规定。 第一,在没收对象、没收内容上更明确。井冈山《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兴国《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二七”《土地法》则明确规定:“暴动推翻豪绅地主阶级政权后,须立即没收一切豪绅地主阶级及祠堂庙宇社会的田地、山林、池塘、房屋。”第二,在分配对象上更全面。“二七”《土地法》规定“应依乡村人口数目男女老幼平均分配”土地于“贫苦农民”;“豪绅地主及反动派的家属”、“乡村中工商学各业”,“得酌量分与田地。”“游民分田者须戒绝鸦片赌博等恶嗜好”,否则收回田地。这些规定有利于苏区的社会稳定和生产发展。第三,新增了“废除债务”等章节,这是前两部《土地法》所没有的内容。明文规定:“工农穷人欠豪绅地主之债一律不还”,“豪绅地主及商人欠公家或工农贫民或小资产阶级之债务,不论新旧都要清还。”还规定“工农穷人欠商家交易之帐”、“工农穷人自己来往之帐”等如何“免还”、“归还”的界限。此外,“二七”《土地法》规定土地税按分田数量分八等征收,并按50%、10%、20%、10%的比例分别由乡、区、县、省苏维埃支配。上述规定,充实和完善了党的土地革命路线和土地法,表明了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实践经验的丰富及深入发展。 在军事问题上,会议确定了“攻取吉安是目前行动的总目标”。会议肯定扩大红军第六军是正确的,指出“扩大红军与建立地方武装是目前争政权、分土地,反帝反军阀的唯一任务。目前红军要集中,群众武装要加强。”会议在讨论攻打吉安问题时,省委巡视员江汉波等人反对攻打吉安的主张,认为这是“左”倾盲动。刘士奇、曾山则主张攻打吉安,认为这是执行广大群众的要求。经过激烈的争论,与会代表在攻取吉安问题上基本达成共识,肯定“打吉安”政策是正确的。会议决定为夺取江西全省政权,在军事上首先要攻取吉安。会议同时确定了攻打吉安的战略战术部署,是拉开攻击架式,围而不攻,首先解决吉安周围之敌,然后再一举攻取吉安。 会议确定“攻取吉安是目前行动的总目标”,提出攻打吉安的6个口号,即“打到吉安去消灭一切反动势力”、“打到吉安去建立赣西苏维埃政府”、“打到吉安去彻底分配土地”、“打到吉安去扩大工农武装”、“打到吉安去消灭军阀混战”、“打到吉安去武装拥护苏维埃”。会议要求各部队、各政府、各群众组织应把这些口号立即向工农士兵及被压迫民众进行宣传,张贴在每个城乡的墙壁,为攻打吉安和夺取江西全省大造声势,使国民党军心恐慌。会议对主力红军的调动和农民武装作了具体部署,同时要求大力发展壮大地方革命武装。 在组织问题上,会议决定成立了共同前委和中共赣西南特委。会议分析讨论了赣西、赣南党的组织建设,指出:“赣西、赣南党内有一严重的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会议号召党内革命同志起来,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使党迅速的布尔什维克化。”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会议决定从组织上加强和统一党的领导。提出“为指导广大的武装斗争,指导在这斗争局面下的土地革命的深入,政权的建立和武装组织的扩大,有组织最高的领导机关的迫切需要”。决定将“以前中央任命的指导四军及随四军所到之处的地方工作的前委” 扩大成为统一领导红四、红五、红六军和赣西、赣南、闽西、东江、湘赣边等地区的中共共同前敌委员会,统一指挥湘鄂赣闽粤的工作。红四、红五、红六军则分别成立军委,受共同前委指挥。共同前委人选由各军负责同志和闽西、东江、湘鄂赣边、赣西南等特委负责同志组成。会上共选举产生共同前委委员17人,他们是:毛泽东、郭贞、曾山、王怀、方志敏、朱德、潘心源、黄公略、刘士奇、

井冈山会师之后的历史怎么了 朱毛之争是怎么回事

论剑历史网 - www.lishiweb.com/2017-11-22/ 分类:中国历史/阅读: 几乎所有的历史教材在写到井冈山会师的时候都以胜利会师结束,似乎故事到此戛然而止,实际上,井冈山会师之后,工农红军内部仍然有很多问题需要协调,由此也产生了朱毛之争这样的说法。那么,井冈山会师之后的历史怎样的了?朱毛之争又是怎么回事呢? 朱德与 ... 几乎所有的历史教材在写到井冈山会师的时候都以胜利会师结束,似乎故事到此戛然而止,实际上,井冈山会师之后,工农红军内部仍然有很多问题需要协调,由此也产生了“朱毛之争”这样的说法。那么,井冈山会师之后的历史怎样的了?“朱毛之争”又是怎么回事呢? 朱德与毛泽东自井冈山会师后,在对红四军领导权上曾经出现过分歧与争议,史称朱毛之争。朱毛之争以罗福嶂会议为导火索,以古田会议为结束。结果毛泽东取得了胜利,确立对中央红军的领导地位,其“党领导一切”的建军思想成为整个红军,乃至其后所有中共军队的建军纲领,使得中共确立了对武装力量的绝对掌控,为中共此后的军事胜利打下基础。同时,毛泽东也成为中央红军唯一的领袖,走上了成为中共领袖之路。广东海洋大学思想政治理论部副教授窦春芳与教授苗体君共同撰文,披露这段中共军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争权事件,揭秘毛泽东独掌党政军大权始末。 一、朱德“出击赣南”与毛泽东“巩固井冈山根据地”之争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始了“工农武装割据”。1928 年4月,朱德、陈毅等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转到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同年6月4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从此以后,红四军的机构设置虽然时有变化,但决策领导层里始终离不开毛泽东、朱德、陈毅三人。 1928年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平江起义的红五军一部也来到井冈山,井冈山声威更大。对此,1929年1月1日, 蒋介石任命已两次参与组织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会剿” 的第35军军长何健为总指挥,调集湘赣“两省共6个旅18个团,分五路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会剿’。”一时间井冈山处境危急。为了打破敌人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 1929年1月4日,红四军党代表、前委书记毛泽东,在宁冈县柏路村主持召开前委、湘赣边特委、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研究粉碎国民党军队进攻的对策。 此前,毛泽东与朱德在许多问题上就各自有各自的主张,毛泽东认为“井冈山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主张巩固井冈山根据地、建设湘赣边区,敌来则集中对付敌人,敌去则分兵发动群众,根据地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发展。”朱德则认为“井冈山位于湘江和赣江之间的狭长地区,东西两条大江无法徒涉,在南北方向又难以发展,在军事上井冈山缺乏回旋的余地,主张红军应该远道进行大规模游击战争。”为此,毛泽东与朱德常常争论不休,彼此都说服不了对方。朱德认为毛泽东的主张是“保守主义”,毛泽东则认为朱德的主张是“游击主义”。在宁冈县柏路村主持召开前委、湘赣边特委、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针对敌人大规模的第三次“会剿”,采用毛泽东的“保守主义”还是朱德的“游击主义”方针成了大会争论的焦点,而出席会议的人员也都一时拿不定主意。 柏路会议上,陈毅“提出了‘围魏救赵’的办法”, 并被大会采纳。陈毅分析毛泽东、朱德的建议后,认为井冈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一个难得的好地方。但井冈山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加上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已经进行了两次‘进剿’,同时还对井冈山进行经济封锁,井冈山军民的生活极端困难,如果红军不分出一部进行远地游击,引开敌人,不仅很难打破敌人第三次‘会剿’,同时也很难解决井冈山面临的经济困境。最终柏路会议采纳了陈毅的意见,决定由彭德怀的红五军改编的红四军第30团和袁文才、王佐的第32团留守井冈山,部队统归彭德怀、滕代远指挥,由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第28团、第31团及军直属队出击赣南,实施外线作战,以此引开部分敌军对井冈山的围攻,并打破国民党对井冈山的经济封锁。 二、毛泽东的“集权”与朱德的“分权” 之争 1929年1月14日黎明,“陈毅与朱德、毛泽东一起,率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离开井冈山,当晚,在大汾就歼灭守敌一个营,随后就日夜兼程向大余县城进发。而当时的大余县城并无敌军设防,所以红军不费一弹就占领这座县城。但当时的“大余县毕竟没有共产党的组织、没有群众革命斗争基础的地方,赣敌李文彬旅悄悄逼近大余城时,就没有人来向红军报信。”就这样赣军李文彬旅一举就攻破了林彪率领的红28团警戒阵地,紧急时刻,正在开连以上干部会的毛泽东、朱德率军部少数人向城南转移。这一仗,红四军牺牲了两个营长、一个团党代表,部队撤到广东北部的南雄县,为了摆脱追兵,红四军主力日夜行军, 因为沿途没有党组织,群众不了解红军,孤军作战,这期间连军部都差点险遭覆灭,朱德的妻子伍若兰受伤后被俘,最后英勇牺牲,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也腿部中弹。陈毅在突围中被敌人抓住了大衣,他“把大衣向后一抛正好罩住敌人的脑袋,自己快步脱身。”毛泽东称这一时期,是红四军成立以来最困苦的时期。 当时,部队在给养、宿营上都有很多困难,不少人认为应该把部队分成两个有独立机动作战能力的单位。根据大家的意见,于是准备将红四军所属部队改编为第一、第三两个纵队,一纵队由28团、特务营编成,党代表是陈毅,纵队长林彪。三纵队由31团编成,党代表蔡协民,纵队长伍中豪。朱德、毛泽东分别率一、三纵队行动。但“毛泽东不同意立即分兵,认为分兵活动容易遭敌人各个击破”为此,在罗福嶂前委会议上毛泽东、朱德二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争论最终也没有任何结果。几天后,3600人的部队连吃饭都很困难,行动时目标很大,恰逢隆冬,冰天雪地,而红军还身着单衣行军,所以不少干部强烈要求分兵活动,在前委扩大会上,毛泽东把多数人提出的分兵的意见“就压下不予讨论”,由此在部队中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图片 2 三、陈毅主持工作,对毛朱之间的矛盾进行调停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内中山公园旁的一所中学里召开,出席大会的有前委委员、大队以上的党代表、部分军事干部和士兵代表,共50人。会议由28岁的“红四军代理前委书记”陈毅主持,会上民主气氛很浓,代表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出来,既允许批评,也允许答辩。会上,代表们对毛泽东、朱德二人提出的意见最多,甚至有些过火。刘安恭一条腿蹬在凳上,像袍哥骂茶馆一样批评毛泽东“一切权力独揽,搞书记专政,家长制”、“不服从中央指示”、“不服从中央调动”。刘安恭对毛泽东的批评,在代表中产生不好的影响,但作为会议主持人的陈毅竟然没有出来制止,这也让后来的陈毅感到深深的愧疚。 大会召开之前,因为陈毅是前委代理书记,所以毛泽东特意找到他,请他在会上出面肯定一下自己在红四军创建及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和功绩,让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提前打招呼到起了反作用。16年后,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康生突然向陈毅发难,指责陈毅反对毛泽东的这一历史疮疤,面对康生的咆哮,陈毅回忆说,当时我总觉得, 既然是开会解决问题,就应该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而不是事先定了调子,等候大家的补充,而且,我当时认为,四军是党的军队,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军队,毛泽东同志的缺点和错误在四军中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公开的讨论,于是, 也就采取了一些激进的手段。 在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前委代书记陈毅,在讲完革命形势后,竟然公开对朱德、毛泽东二人同时开火,这让毛泽东、朱德及其他代表都感到意外。会上,陈毅对毛泽东的指责最为严厉,他说毛泽东同志是家长式管理,搞得是一言堂,谁也说的不对,只有他说的对,他说马克思主义要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联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低估和信任不够,是认识模糊……他批判朱德是旧军队里面出来的,江湖义气浓厚,什么都是一帮一伙的,搞的是家天下,不得人心。从来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总以为自己就可以包打天下,那么,还要党干什么?最后,连刘安恭也被他臭批了一通。最后陈毅又对毛泽东、朱德二人说到:“你们朱毛吵架,一个是晋国,一个是楚国,两个大国天天吵,”我是小国,处在你们大国之间,我哪边都不好得罪。我就是怕红军分裂,所以,就请你们高抬贵手,尽快和解为上。在场的人听后都大笑不止。对此,毛泽东异常恼火,他坐在那里不停的吸烟,一言不发。会上,陈毅的发言得到了红四军多数官兵的赞同。会后选举时,毛泽东、朱德二人都落选了,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后来,据出席会议的罗荣桓、罗瑞卿、萧华、谭政等人回忆,投票选举时,毛泽东只差一票,最终毛泽东落选。会上对毛泽东、朱德间的争论做出的处理是, 毛泽东身为党代表、前委书记,应负较大责任,给予毛泽东严重警告处分,给予朱德以书面警告。会后,气愤难平的毛泽东离开四军到蛟洋去养病。 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闭幕后,前委书记陈毅给中央写了《关于闽西情况及前委的工作计划的报告》,报告中陈毅称自己是一个“过渡内阁”,并请中央派人来四军主持工作。 1929年7月29日,国民党军队通过合围的方式,对闽西根据地发起进攻,计划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闽西根据地解决掉。紧急时刻,陈毅、朱德连夜赶到毛泽东的住地蛟洋,商讨对敌策略。对此,毛泽东显得处变不惊,他说:“我们不要硬拼,应该采取比较灵活机动的战术,敌人打过来,我们就缩小目标,转移敌人视线,分散敌人的力量。等敌人走了, 我们再打过去。”如果三省“会剿”之敌进攻闽西,我们就取道闽北入赣东、赣南,或入福州、延平之间活动;或兵分两路,一路往闽北,一路留闽西。当时陈毅正准备去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情况,于是,陈毅就当面向毛泽东提出,让毛泽东回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但遭到了毛泽东的一口拒绝。 就这样毛泽东继续留在蛟洋作调查研究,按中央的要求,陈毅去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工作,朱德临时代理前委书记,并率部保卫着闽西根据地。这期间,红四军党内军内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现象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朱德等人愈发觉得毛泽东主张的“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 而且具有宣传和政治作用。每一个红军士兵都有向群众宣传的责任,整个红军的游击,更充分负有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使命。谁忽视了这一点,谁便将红军带向流寇土匪的行径!”的正确性。攻下上杭后,红四军召开了第八次代表会议,不少代表提议请毛泽东回前委主持工作,于是,朱德与一部分代表就联名写信给毛泽东,毛泽东收到信后,给前委写了回信,矛头直接对准了陈毅,毛泽东在信中说“我平生精密考虑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当‘八边美人,四面讨好,我办不到’。我反对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 四、中央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古田会议就是朱毛之争的成果 1929年8月26日,陈毅抵达上海,在上海住了两个月, 陈毅和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李立三等讨论红四军的问题,并如实地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了红四军的现状和朱、毛间的争论,为了化解朱、毛间的矛盾,一开始,陈毅就明确地主张,毛泽东应该离开红四军,朱德就不要离开了。陈毅还向中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就是自己不适合担任前委书记一职,并请中央派人去红四军。但经过比较、分析后, 最终陈毅彻底改变了自己的想法,陈毅把在上海的两个月, 称之为上了“两个月的训练班”。在中共政治局集体讨论中,大部分人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思想。周恩来特别肯定了毛泽东的“大权要集中在前委。前委要通过军部指挥军事工作,通过政治部,指挥政治工作。”及“红军不仅要打仗,而且还要成为党的一支强大的宣传队、群众工作队”的作法。虽然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期间,人事关系紧张了点,但大政方针是对的,而且创造了许多创建根据地的宝贵经验。通过讨论, 陈毅也为自己担任前委书记期间,搞极端民主化,放任下面自由讨论,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损害了朱、毛二人在红四军中的威信而不安。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讨论到红四军的组织问题时, 李立三曾经问陈毅,你觉得毛泽东如何?当时,陈毅不假思索地说,在红四军中个个都怕他,我认为他干前委书记最合适。周恩来也认为,一个党一个军队都需要有一个核心人物,在红四军中,毛泽东就是最好的人选。陈毅当场表示, 我一回去就请毛泽东复职,继续担任前委书记,这件事因我而起,我要亲自处理。 随后,陈毅起草了《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这封指示信周恩来一个字也没有改动。9月28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这封信,因签发这封信的时间是1929年9月28日,所以历史上又被称为“九月来信”。 1929年10月1日,陈毅带着中央“九月来信”登上赴香港的轮船,离开上海,启程回闽西革命根据地,经过20天昼夜兼程,10月21日到达广东的东江,并在梅县东源与朱德见了面。10月22日晚,陈毅以前委书记的身份主持召开了前委会议,会上陈毅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精神,及中央对自己和朱德的批评。陈毅还对出席会议的人员说,我们都要把毛泽东请回来,并向他承认错误。朱德听后,立即表示同意。当陈毅听说,毛泽东不打倒“陈毅主义”他不回来时,陈毅也颇感震惊,但随后陈毅就补充说,他这次回来,就是要和大家一起打倒这个“陈毅主义”的。 10月23日,陈毅派专人把中央的“九月来信”送给在蛟洋的毛泽东,并附自己的一封信,信中促请毛泽东回前委工作,信中说“七大没有开好,我犯了错误。中央认为你的领导是正确的。四军同志盼你早日归队,就任前委书记。这是中央的意思,也是我和玉阶以及前委的希冀。”陈毅坦诚地承认了自己的鲁莽和过失,随后陈毅又两次用快马给毛泽东送信,请他回来。毛泽东连收陈毅的三封信,他理解陈毅的真诚用心,最后回信表示可以回到红四军前委工作。 11月26日,毛泽东回到长汀,见到朱德、陈毅后,陈毅、朱德当面向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也承认自己说了一些伤害朱德、陈毅感情的话,并请朱德、陈毅多多包涵,三位领导人的手再次紧紧握在了一起。 1929年11月28日,红四军前委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朱德、陈毅出席这次会议,会议气氛融洽而热烈,会上还通过三项决议:一、召集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二、用各种方法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三、纠正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扫除红军内部的封建残余制度(废止肉刑、禁止枪毙逃兵等)。会后,陈毅决心纠正自己的错误,并随军协助毛泽东对部队作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 1929年12月28日,在福建上杭古田的廖氏宗祠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着名的古田会议,会议由陈毅主持。陈毅首先传达了中央的“九月来信”,并对来信作了详细的解释和说明,随后,毛泽东、朱德分别作了政治报告和军事报告。到会代表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经过讨论后,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古田会议决议》是在中央“九月来信”的指导下联系红四军的实际形成的,与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一致。古田会议还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黄益善、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宋裕和、田桂祥为前委委员,杨岳彬、熊寿祺、李长寿为候补委员,毛泽东再度当选前委书记。 朱毛会师后,军人出身的朱德及朱德率领的参加过南昌起义的正规部队,与一介书生的毛泽东及毛泽东率领的参加过秋收起义的农民军,二者之间在融合的过程中,在许多问题上出现分歧是必然的,但最终通过争论,化解了矛盾,为红四军的发展与壮大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可以说,古田会议就是朱毛之争的成果。

  红四军大队返回井冈山后,三战三捷,粉碎了敌军第二次“会剿”。一九二八年底,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东北易帜,北伐战争已经结束,国民党统治处于暂时稳定时期。蒋介石电令湘、赣两省组织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

  二月中、下旬,赣军主力李文彬旅三个团向东固进逼,其他军队也对东固取包围之势。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会议。会议认为,此时若以东固为阵地同强敌作战是不利的,将会使这个地区原来秘密割据的优势完全丧失。决定抛弃固定区域之公开割据政策而采取变定不居的游击政策(打圈子政策),以对付敌人的跟踪穷追政策。同时,留下毛泽覃等一批干部,加强当地的领导力量,并送给红二、四团二百支枪。红四军于二月二十五日离开东固。有人曾主张各团分路走,毛泽东不同意,认为那样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坚持集中行动,沿赣闽边界转移。
  这时,国内政治局势正酝酿着一场重大变动。蒋介石同控制两湖地区的桂系军阀之间的战争已一触即发。这将是一场大仗。江西的国民党军队奉命北调,准备参加对桂系军阀的作战,顾不上再“追剿”红军,赣南敌方兵力空虚,使红四军的行动更处于主动地位,能够从容地考虑下一步的行动方向。
  红四军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应该指向哪里?中共福建省委在红四军离开东固的上一天给中共中央写报告,建议“红军暂时开到闽西长汀、武平、上杭一带来作一短时间的休息”,并指示长汀、上杭、武平三县县委设法同红四军联系,向他们报告当地的情况,“同时把省委的意见提供给他们参考”。⑦
  毛泽东、朱德同意这个意见,因为闽西的龙岩、上杭、永定、平和一带,在张鼎丞、邓子恢等领导下,已经建立起工农武装,开辟了小块的游击根据地,有着较好的群众基础;同时,在福建没有国民党的嫡系部队,几支地方部队如长汀一带的郭凤鸣旅、龙岩一带的陈国辉旅等本来都是土匪,战斗力不强,便于红四军的发展。
  三月十一日,红四军进入闽西长汀县境内。他们在四都镇击溃郭凤鸣部一个团。长汀县委负责人段奋夫赶到红四军军部,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汇报了长汀县和郭凤鸣部的情况。会议决定进攻长岭寨,夺取长汀城,消灭郭凤鸣部。十四日,红四军分三路向长岭寨发起总攻,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经过半天的激烈战斗,歼敌两千余人,缴枪五百余支,击毙旅长郭凤鸣,乘胜占领长汀城,揭开了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序幕。
  长汀是闽西的物资集散地,有几万人口,商业和手工业比较发达,还有小型的兵工厂和被服厂。红四军长期在山区转战,不曾进入过这样比较繁华的中等城市。许多新的问题提到他们面前。毛泽东历来重视社会调查,把它作为制订政策的依据。他在当地党组织帮助下,邀请长汀城里的钱粮师爷、老衙役、老裁缝、教书先生、佃农、游民等各阶层的人开座谈会,了解长汀的政治、经济情况和风俗民情。根据调查中了解的实际情况,发动群众,并制定各项城市政策。在红四军《告商人及知识分子》书中指出:
  “共产党对城市的政策是: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商人贸易。在革命时候对工商人酌量筹款供给军需,但不准派到小商人身上。城市反动分子(军阀的走狗,贪官污吏,国民党指导委员、工贼、农贼,学贼)的财物要没收。乡村收租放息为富不仁的土豪搬到城市住家的,他们的财物也要没收。至于普通商人及一般小资产阶级的财物,一概不没收。”“知识分子的出路,也只有参加工农革命。知识分子若肯参加革命,工农阶级均可收容他们,依照他们才干的大小,分派他们相当的工作。”
  长汀的信息,自然比赣南山区要灵通得多。在这里,毛泽东确切地获知:蒋介石和桂系军阀已经决裂,国民党阵营内部的一场大混战已不可避免。面对这种新的局势,经过通盘考虑,红四军前委决定比较放手地在赣南闽西二十多县范围内开展游击战争,实行武装割据。
  三月二十日,红四军前委在举行扩大会议后,向中央报告:“前敌委员会决定四军、五军及江西红军第二、第四团之行动,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并强调“这一计划决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⑧
  这是一个重大而正确的战略决策。赣南闽西地域宽广,境内山峦起伏,林木茂密,回旋余地大,适宜于发展游击战争;党和群众的基础好,物产比较丰富,能为坚持武装割据提供足够的人力物力支持;国民党驻军力量薄弱,并且距离大城市远,交通不便,军队往来和聚集都很困难,这些都是红军发展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这个战略决策的实施,为以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也孕育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正确路线的萌芽。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毛泽东、朱德在长汀对红四军进行整编,把原来团的建制改为纵队,成立第一、第二、第三这三个纵队。根据中共六大决议的要求,将原有的红四军工农运动委员会改为政治部,由毛泽东兼任政治部主任;每个纵队设立政治部,由党代表兼主任;支队、大队两级不设政治部,只设党代表。红四军在长汀还筹到大批款项和物资。红军战士每人发了两套军服,五块大洋。军容焕然一新。
  依据东固游击区秘密割据的经验,红四军帮助长汀党组织秘密发展党员,比原来扩大了两倍;组成二十个秘密农民协会,五个秘密工会,成立了总工会。并且召开各界代表会议,选举产生长汀县革命委员会,建立了闽西第一个红色政权。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平江起义后组成的红五军的五个大队在彭德怀、滕代远率领下,克服重重困难到达井冈山,同红四军会合。“先在砻市会见了朱德军长,第二日到茨坪会见了毛党代表。”①两军会合后,井冈山根据地的武装力量更加壮大。不久,国民党当局任命何键为“会剿”总指挥兼湖南拾剿匪”总司令,金汉鼎为副总指挥兼江西拾剿匪”总司令,集合六个旅三万兵力,在一九二九年一月初从永新、莲花、茶(陵)、酃(县),桂东、遂川等地,分五路进攻井冈山。同时,对井冈山根据地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

  红军在长汀停留了十七天,在这里获悉,从井冈山突围的红五军已经转战到达赣南;由于江西的国民党军队北调,准备投入蒋桂战争,造成赣南军力空虚。红四军前委决定,全军迅速回师赣南。
  四月一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进驻江西瑞金,同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会合。五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讨论刚刚收到的中共中央“二月来信”。会后,毛泽东为红四军前委起草了给中共中央的复信。认为中央二月来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指出:“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并从红军不是本地人、分开则领导机关不健全、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和愈是恶劣环境领导者愈须坚强奋斗等方面,说明红军不能分散,领导者不能轻易离开。复信批评那种把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同发挥农民的革命主力军作用对立起来的观点,写道:“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复信提出:“我们建议中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
  四月上旬,蒋桂战争爆发,江西国民党军队无暇顾及红军的行动。十一日,毛泽东在于都县城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同意彭德怀率部回井冈山,恢复湘赣边界根据地,决定红四军主力在赣南实行近距离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发展地方武装,建立红色政权,巩固并扩大赣南革命根据地。
  会后,毛泽东率领第三纵队到兴国县城,分兵发动群众,并开展社会调查,指导建立兴国革命委员会。他在兴国的一项重要活动,是制定兴国县《土地法》,根据中共六大决议和实际情况,把井冈山《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一个正确的原则性的改动。还主办一期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亲自担任主要课程的讲授,以推动兴国《土地法》的切实执行。
  月底,他率第三纵队同第一、第二纵队会合。会合后,红四军攻克宁都县城,取得歼敌五百余人、缴枪一百多支的胜利。
  从四月中旬至五月中旬,赣南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在于都、兴国、宁都三县建立起县级革命政权,群众初步发动起来,赣南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初步形成。
  五月中旬,蒋桂战争结束,赣南方面的国民党驻军回防,对红军压力加重。而在闽西方面,地方军阀陈国辉旅主力却因粤桂战争爆发,赴广东参战,兵力空虚。红四军前委决定,根据这一变化了的情况,避实就虚,再次入闽。
  这是红四军第二次入闽。闽西的革命形势已有很大发展,当地群众对红四军的了解也比他们第一次入闽时清楚多了。在闽西党组织配合下,红四军于五月二十三日奔袭龙岩县城,将守军陈国辉部一个营全部歼灭。为了诱使陈国辉旅主力回援,红四军又主动撤出龙岩,在二十五日一举攻占永定县城,成立闽西第二个县级革命政权——永定革命委员会,由张鼎丞任主席。六月三日,再占龙岩,成立龙岩县革命委员会,由中共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任主席。

  一月四日,中共红四军前委在宁冈柏露村召开有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各地方党组织以及红四军、红五军代表共六十多人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一共开了四天。在会上,传达了中共“六大”的决议。大家认为:“六次大会的决议非常正确,我们欢踊的接受”,②并决定油印五百份,散发给红四军所到的地方党组织,扩大影响。

  转战赣南闽西的过程中,红军的环境相当艰苦。部队中,包括领导层中,对有些问题的认识出现了分歧。这时,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由中共中央派到红四军工作,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兼军政治部主任,对毛泽东从实际出发的一些正确主张任意指责。这就促发了红四军党内关于建军原则的一场争论。
  五月底,毛泽东在福建永定县湖雷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会上,就党对军队领导的问题发生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红四军内是否仍要设立军委。一种意见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指责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一种意见认为,当前前委的领导工作重心仍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于战斗频繁和部队经常转移,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立重叠的机构,并批评在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要成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争论中意见未能统一,前委书记难以继续工作。六月八日,毛泽东在上杭县白砂召开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一度以书面提出辞职。会议以压倒多数票通过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自然免除。但争论的根本问题仍未解决,少数人还把党内分歧意见散布到一般指战员中去,情况日趋严重。会后,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给毛泽东写信,请江华转交。江华后来回忆说:“当天夜里,林彪给毛泽东同志送来一封急信,主要是表示不赞成毛泽东同志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毛泽东根据前委“各作一篇文章,表明他们自己的意见”的要求,于六月十四日给林彪写了回信,并送交前委。复信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问题和争论的原因,归纳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分权主义与集权”等十四个问题。指出红四军还没有能建立起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因是:第一,红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便带来了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第二,这支部队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结集的,原来党的组织很薄弱,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第三,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复信批评了不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流寇思想,指出:流寇思想历来在红军中是很厉害的。流寇思想产生于四军中的游民成分,党与这种思想曾经作过许多的斗争,但它的尾巴至今还存在,这种思想影响到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复信还指出:红四军中向来有些同志偏于军事观点,同站在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上的人的意见不合。复信指出:“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必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这封信,是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经验的重要文献,系统地提出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红军建设的一系列根本原则,为半年后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打下了初步基础。
  六月二十二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内召开。毛泽东在会前曾向前委提出建议:通过总结过去斗争经验的办法达到统一认识,解决红军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提高红军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
  红四军七大由陈毅主持,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代表们围绕从井冈山斗争以来的各方面问题进行讨论。会议所作的决议对许多具体问题的结论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但错误地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当时对民主集中制的称谓)和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确意见。通过的决议说:“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的斗争,也不是事实”,还把“集权制领导原则”视为“形成家长制度的倾向”。会议认为,毛泽东是前委书记,对争论应多负些责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党的前敌委员会,在选举前委书记时,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毛泽东在会上最后发言说:现在还是要根据我们历来的实际斗争中间的经验,加强这个政治领导,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军队要做群众工作,要打仗,要筹款;至于会议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他这个不正确。⑨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

  接着,会议详细讨论了如何应付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会剿”。

  七月上旬,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特派员身分到闽西指导地方工作。那时,闽西特委正准备在上杭县蛟洋召开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到蛟洋后,发现党代会的准备工作还不够充分,提议会议推迟一周召开,由代表先在本地区进行调查。他自己也参加调查,并为大会制定切合实际情况的方针政策作准备。二十日至二十九日,代表大会举行。毛泽东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指出闽西党的任务是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同赣南红色区域连成一片,建立中心工作区域。并且论述了实现这个任务的三项基本方针:深入土地革命;彻底消灭民团土匪,发展工农武装,有阵地波浪式地向外发展;发展党的组织,建立政权,肃清反革命。
  在毛泽东指导下,大会总结闽西土地斗争经验,通过《土地问题决议案》。这个决议比井冈山和兴国《土地法》又有新的发展:对大小地主加以区别对待,对地主也“酌量分与土地”;对富农土地只没收“自食以外的多余部分”,“不过分打击”;对中农“不要予以任何的损失”;“对大小商店采取一般的保护政策”;在土地分配上,以乡为单位,在原耕基础上“抽多补少”,“按人口平均分配”。会后,闽西在六百多个乡进行土地改革,约八十多万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会议后期,毛泽东因疟疾病倒了,由上杭蛟洋转移到苏家坡。以后,又到永定县金丰山区养病。在这期间,红四军打破了闽粤赣三省国民党军队对闽西根据地的第一次“会剿”。
  红四军攻克上杭县城后,在九月下旬召开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并致信毛泽东要他出席大会。据陈毅回忆,毛泽东回信说: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之钉,陈毅要我作“八边美人四方面讨好”,我办不到;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够随便回来;再者身体不好,就不参加会了。⑩回信送到上杭,前委给了毛泽东党内“警告”处分,并要他马上赶来。毛泽东只得坐担架到上杭。但他赶到时,会议已经结束。大家见毛泽东确实病得很重,让他继续养病。红四军八大开得很不成功。第二年,红四军军委代理书记熊寿祺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由于“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制’,开会就得争论半天。”大大小小的问题,事前没有准备意见,就拿到会场上来争,往往争论到最后还得不到一个结论。甚至“为了一个红军法规中的党代表权力问题,讨论了两天仍旧没法解决,结果还是决定请示中央。”中共红四军“八次大会时,无组织状态的开了三天,毫无结果”。“这就是九次大会前各级指导机关的极端民主化倾向的现象。”⑾
  这以后,毛泽东留在上杭临江楼继续治病。经过一位名医吴修山十多天的治疗,病情明显好转。正逢重阳节,看到院中黄菊盛开,填了一首《采桑子·重阳》: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十月下旬,毛泽东随闽西特委机关撤出上杭县城,转往苏家坡,又休养了一个多月。
  毛泽东这次病得很重。在转往苏家坡的途中,他对曾志说过:看起来我这个人命大,总算过了这道“鬼门关”。国民党却造谣说,他已死于肺结核病。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也听到毛泽东病故的误传,第二年初在《国际新闻通讯》上发了一千多字的讣告,对毛泽东作出很高的评价:
  “据中国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毛泽东同志是被称之为朱毛红军的政治领袖。他在其领导的范围内完全执行了共产国际六大和中共六大的决议。”
  “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这个“讣告”,虽因传闻失实而来,但它透露出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那就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的重要地位不仅为国内而且也已为共产国际所承认。以后,毛泽东虽又多次遭受“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打击,但他们仍不敢完全抹煞毛泽东的地位,同这个事实多少也有关系。

  经过权衡各方面的利害后,“前委决定五军守山,四军向赣南发展。”③为了便于统一指挥,会议还决定两军合编,将红五军改编为红四军第三十三团,由彭德怀任红四军副军长兼第三十三团团长,滕代远任红四军副党代表兼第三十三团党代表。红四军留下一批干部充实原红五军和地方党政机关。同时,从根据地各县抽调一批地方干部,随红四军南下,去赣南开展工作。

  中共红四军七大决议案和毛泽东、刘安恭等的信件,通过中共福建省委的秘密交通送到中共中央。八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认为这个决议案“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不正确的”;刘安恭的信将毛泽东、朱德分成两派,许多是不符合事实的,在故意造成派别。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封致红四军前委的信,要他们努力与敌人斗争,军委可暂不设立,军事指挥由军长、党代表管理,调刘安恭回中央⑿。

  为什么红四军主力选择赣南作为出击的行动方向?一个重要原因是,这里有许多有利条件:地区广阔,境内山峦起伏,并同闽西、粤北山区相连接,红军能有比较大的活动和回旋余地;物产丰富,可以提供部队足够的给养;国民党驻军力量薄弱,并且由于交通不便,调动和集结都相当困难;大革命时期对这个地区有过较大的影响,党和群众的基础都比较好。这些有利条件对红军在这个地区活动和发展都将起重要作用。

  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强调“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指出红军“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党的书记多负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事事“要拿到支部中去讨论去解决——这是极端民主化的主张”。并且批评红四军七大侧重于解决内部纠纷是不正确的,“前委同志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和“刘安恭同志企图引起红军党内的派别斗争”是错误的。
  不久,陈毅到达上海,八月二十九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详细汇报了红四军的情况和党内的争论,说到毛泽东“在政治上比较正确”。政治局决定成立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一封指示信。三人委员会确定,以中央八月二十一日给红四军前委指示信为基础,由陈毅执笔起草这封指示信。经过三人多次讨论,陈毅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得到很大提高。他在多年后曾几次对身边工作的人说,到上海党中央两个月,等于上了两个月的训练班。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这封信,也就是“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在总结红四军经验的基础上,着重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规定红军的基本任务是:“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强调“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对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同时,“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这些指示,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和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指示信要求红四军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中央的“九月来信”,为红四军党内统一认识、纠正各种错误思想提供了根据。
  “九月来信”由陈毅带回。陈毅受中央的委托,回红四军做解释和纠正的工作。
  十一月下旬,毛泽东在他养病的蛟洋收到中央的“九月来信”和陈毅转达中央指示请他回前委主持工作的来信。这时,他的健康正在恢复,便随前来迎接的部队回到长汀。他向朱德、陈毅等表示接受中共中央的“九月来信”,包括对他工作方式的批评。陈毅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并介绍了他上海之行的情况。毛泽东也说他在红四军八大时因为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这样,相互间的矛盾和隔阂就消除了。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我病已好,十一月二十六日偕福建省委巡视员谢同志从蛟洋到达汀州,与四军会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⒀中共中央收信后,在给广东省委的信中说道:“润之现已复职,中心的政治领导亦已确立,此稍可使中央放心。”
  半年后,当中共中央特派员涂振农来到红四军时,毛泽东、朱德分别同他谈了这次争论的经过,并作了自我批评。涂振农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写道:“据我在那里时的观察,确实都从行动上改正过来。朱德同志很坦白的表示,他对中央的指示,无条件的接受。他承认过去的争论,他是错的。毛泽东同志也承认工作方式和态度的不对,并且找出了错误的原因。过去军政关系的不甚好,是做政治的和做军事的人对立了,缺乏积极的政治领导的精神。同时要说到四军党内虽有争论,但都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在党的会议上公开讨论,虽有不同的意见,但没有什么派别的组织,只是同志间个人的争论,而不是形成了那一派和这一派的争论。”⒁应该说,在探索的过程中,面对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这种坦诚的党内争论的发生是正常的,最后也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一月十四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军部直属部队和第二十八团、三十一团三千六百多人,从井冈山的茨坪和小行洲出发,向赣南出击。何键得知红四军出动的消息后,立刻从“会剿”红军的五路人马中,抽调第一路李文彬部和第五路刘建绪部共四个旅,前往大汾、左安等地堵击,并尾追红军南下。

  为了进一步统一全军党内的思想,急需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十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一、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二、用各种方法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三、纠正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扫除红军内部一些旧的封建残余制度(废止肉刑、禁止枪毙逃兵等)。随后,他和朱德、陈毅率队伍到达上杭县古田村,为红四军九大的召开作了认真的准备。他在军内外进行了周密的调查,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和红四军的实际情况,起草了“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党的组织”、“党内教育”、“红军宣传工作”等八个决议草案。
  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在上杭古田举行。这是红军发展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
  会议经过热烈的讨论,一致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八个决议,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也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案。大会选出毛泽东、朱德、陈毅、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等十一人为中共红四军前委委员,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
  《古田会议决议》近三万字,总结了红四军成立以来在部队建设上的基本经验教训,确立了中国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它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决议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坚决贯彻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完全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根据地建设和土地革命。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必须同时担负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三大任务。这是它区别于其他一切旧军队的根本标志之一。必须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和不重视根据地的流寇思想,把宣传工作当成“第一个重大工作”。
  第二,确立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决议规定,红军中必须健全各级党的组织,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反对以任何借口来削弱党对红军的领导,并且尖锐地批评了“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和个人主义等错误倾向。决议规定,党的各级会议都必须讨论军事工作,一经形成决议,“通过群众路线去执行”;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党内要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无论担任什么军职的党员干部,都应该参加党的会议,报告工作,接受党组织的监督。
  第三,规定了红军中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的地位。决议提出,在省级地方政权未建立前,红军的政治机关与军事机关在前委领导下平行执行各自担负的工作:政治训练及群众工作事项,军事系统应接受政治系统的指挥;作战、宿营、给养等,政治系统应接受军事系统的指挥。在没有建立政权机关的地方,由政治部代替当地政权机关的工作,如负责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设政权等。决议批评把政治机关隶属于军事机关的错误观点。指出这种思想发展下去,便有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道路一样。
  第四,强调在红军内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决议从红四军的组成和处在农村分散游击环境的实际出发,指出对红军不断进行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是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军队政治素质,完成无产阶级政治任务的中心环节。《决议》对各种错误思想的表现和社会根源作了分析,并提出克服的办法。
  第五,规定处理红军内外关系的原则。决议坚持官兵平等、实行民主主义制度。指出: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不同,没有阶级的分别。长官应当爱护士兵,关心士兵,切实保障士兵的民主权利,坚决废止肉刑。士兵要尊重长官,自觉地接受管理,遵守纪律,克服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雇佣思想等错误倾向。在军政关系上,要求红军指战员严格尊重人民政权机关,巩固它在群众中的威信。在军民关系上,要求红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在对敌军的工作上,要求在坚决消灭一切敢于顽抗的敌人的同时,实行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政策。
  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系统地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如何建设成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这样的军队是中国过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决议不但在红四军实行了,其他各部分红军也先后照此来做,大大加快了人民军队建设的进程。
  毛泽东没有满足于古田会议取得的巨大成功。紧接着,他又继续思考着“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这时,他收到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元旦贺信,觉得林彪对时局的估量比较悲观,而且有一定的代表性。一月五日,他给林彪写了回信,也就是以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的那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泽东在这封信里写道:“你的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我觉得是于中国革命不适合的。你的这种理论的来源,据我的观察,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最后阶段中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一件事认清楚。”认清了这一点,“就会明白相应于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与游击队的存在与发展,以及伴随红军与游击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政权(苏维埃)之存在与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他强调指出:红军与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苏维埃“无疑义的它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二十年后,他把这封信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又在“重要因素”前加了一个“最”字,把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表达得更明确了。
  毛泽东在信中把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问题提到异常突出的地位。他批评林彪等“没有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并且明确地指出:“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是不能达到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毛式、贺龙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⒂,有计划的建设政权的,红军游击队与广大农民群众紧密地配合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向前扩大的政策,无疑是正确的。
  这是继古田会议后又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它进一步纠正了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后一部分人中滋长起来的单纯流动游击的错误观念,要求大家毫不动摇地确立“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观念”,从而把更大的精力投入开辟和巩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中去,逐步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格局。如果没有树立起这样的深刻观念,就不可能有以后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也不可能使中国革命能在符合本国实际国情的条件下胜利发展。
  这时,国民党当局又调集闽、粤、赣三省兵力十四个团对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会剿”,进犯的主力仍是赣军金汉鼎部第十二师。闽西革命根据地,在红四军第二次入闽后,经过七个多月的经营,已得到初步巩固。于是,朱德、毛泽东在一月上旬决定率红四军回师赣南,吸引金汉鼎部离闽回赣,打破他们的第二次“会剿”。中共闽西特委得知后,来信要求红四军留下一个纵队。毛泽东对送信人说:敌军是跟着我们走的,不会留在闽西跟你们走。他还写了八个字:“离开闽西,巩固闽西。”在赣南和赣西地区,留在那里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和第四团,通过游击战争发展群众武装,实力和编制都有扩充。一月间,赣西特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将它们和其他游击队合编为红六军,由黄公略任军长。红四军在回赣南的途中,接到有关报告,就派前委委员陈毅、宋裕和先行赶去,协助黄公略做筹备工作,迎接红四军返赣。陈毅并担任了红六军政治委员。
  红四军回师赣南,不仅达到了“离开闽西,巩固闽西”的预期目的,而且在赣南分兵到各县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大大促进了赣南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当时担任红四军参谋处处长的郭化若回忆道:“毛泽东同志每到一地,总是挤出时间做社会调查,以便了解情况,决定政策或检验改进已定的政策。凡是有地方党组织的,都找当地干部谈话,指导他们总结斗争经验,指出当前的任务和工作,着重讲党的政策和策略。”⒃
  在认真进行社会调查的基础上,二月六日至九日,毛泽东同中共赣西特委和赣南特委协商后,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赣南特委代表没有来得及赶到)和红五、红六军军委联席会议,通常称为二七会议。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扩大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和地方武装,深入土地革命。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政治形势和今后任务的报告。会议认为,有在江西“首先胜利夺取全省政权之可能”。会议批评了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的迟迟不分配土地、不废债务、不武装工农和按劳动力分配土地的错误。会上通过的《土地法》明确规定,“分田以抽多补少为原则”,“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为了实行统一领导,组成红四、红五、红六军和赣西、赣南、闽西、东江地区的共同前委,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曾山等为常委,彭德怀、黄公略为候补常委;并将赣西特委、赣南特委合并为赣西南特委。
  “二七会议”后,在兴国等六个县的全境和永丰等县的部分地区,轰轰烈烈地全面展开了分田运动。经过土地制度的改革,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内真正出现了一场农村的社会大变动,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都发生根本变化。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他们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土地以后,热烈地拥护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极大地调动了他们支援革命战争、保卫和建设革命根据地的积极性。这就是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能在大革命失败后极端艰难的环境中能得到坚持和发展的根本原因所在。毛泽东十多年后同斯诺谈到二七会议确定的纲领时说:“对于这个新的纲领,农民报以热烈的拥护,这有助于我们在后来的几个月中打败国民党军队围剿的斗争。”到三月中旬,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成立,闽西苏维埃政府也成立起来。这样,便基本上实现了前委一年前向中央提出的公开割据闽赣边界二十余县的计划,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革命根据地应该怎样巩固和发展的问题,在毛泽东三月十八日主持起草的共同前委第三号通告中,提出了要实行“傍着发展的工作路线”和“同时扩大同时深入”的工作方针。
  所谓“傍着发展”,就是“傍着原有小块红色区域发展,及建立新的红色区域后再促进它去发展”。红四军代表给中央的报告中对这条工作路线作了这样的具体说明:“鉴于过去的经验:‘傍着发展有成效,流动游击只徒劳。’”“凡有党或有一小点政权的地方,红军一去配合起来,傍着这一块区域发展,立刻大有成效,政权也建立了,土地也分配了,群众的武装也扩大了。尤其是这一块分了田的政治影响深入群众,及这一块政权在敌人数次会剿之后不但不消灭,还继续扩大与发展,使群众更能认识他本身的力量而奋勇的斗争起来,更便利搞更有效的扩大赤色区域达到我们的任务。”同这相反,“无党的地方,红军一去,用下很多的功夫,努力发动群众,创造群众组织,建立党,不怕你作半个月也好,作十天或两三天也好,只要红军一走,靖卫团一回来,仍旧是白色政权,红军的努力只留些政治影响,其次就一切没有了。”⒄这也就是毛泽东历来所说的“波浪式地向前扩大”。显然,这是一条符合实际情况而行之有效的工作路线。所谓“同时扩大同时深入”,就是在一定时间和指定区域内集中精力扩大这个地区,同时深入这一地区,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建设红色政权。
  建立农村根据地,积蓄革命力量,以此为依托波浪式地向前发展,这一套很有特色的做法是赣南、闽西等苏区和红军能够不断巩固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红四军在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以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的名义发布了《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同时。还颁布了《共产党宣言》,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提出十大政纲。红四军的“布告”和《宣言》阐明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阐明对待各阶级和各阶层的政策,号召广大劳苦群众团结起来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而奋斗。

  从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后,只经过短短的一年多一点的时间,由于毛泽东和红四军前委采取了一系列符合实际情况而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在当地党组织的密切配合下,迅速开辟了赣南和闽西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并使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扩大。红军的战斗力也不断提高,作战规模越来越大,这就为下一阶段红军实行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作了重要准备,也为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开创新局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红四军主力下山后,最初的进展比较顺利。部队隐蔽地从井冈山靠江西一侧打出去,“每天行军五六十里路,一面还做群众工作,打破了几条封锁线,一直向南走,沿着上犹,占领了崇义城。”④在沿途中,部队得到了扩充。国民党军队并没有立刻发觉这是红军的大部队行动。一月二十二日,红四军主力攻克了大余县城。

  ①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82页。
  ② 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2月9日。
  ③ 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现状的报告》,1929年9月1日。
  ④ 红四军前委致福建省委并转中央的报告,1929年3月20日。
  ⑤ 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报告(第2号),1929年6月6日。
  ⑥ 红军前委给湘赣边界特委的信,1929年4月13日。
  ⑦ 中共福建省委给中央的信,1929年2月24日。
  ⑧ 红四军前委致福建省委并转中央的报告,1929年3月20日。
  ⑨ 陈毅在中央老同志座谈会上的发言,1971年9月29日和10月4日。
  ⑩ 第一次苏维埃区代表大会红四军代表报告,1930年5月16日。
  ⑾陈毅在中央老同志座谈会上的发言,1971年9月29日和10月4日。
  ⑿刘安恭在1929年10月红四军进攻梅县的途中大埔县虎市时牺牲。
  ⒀毛泽东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11月28日。
  ⒁涂振农在第一军团及赣西南、闽西巡视工作情况报告,1930年9、10月间。
  ⒂毛泽东给林彪的信,1930年1月5日。
  ⒃《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26页。
  ⒄第一次苏维埃区代表大会红四军代表报告,1930年5月16日。

  他们在大余停留了两三天。这时,国民党方面已弄清红四军主力的动向。

  二十五日,金汉鼎和李文彬就来进攻,“因当地无群众组织,事前不知敌人向我进攻,以致仓猝应战,我军未能全数集中,并因兵力垒积重叠于一线致失利。”⑤这是红四军主力下山后遭受的一次重大失利,伤亡达二三百人。

  由于敌众我寡,红军匆忙地撤出大余,“朱总司令与特务营营长毕占云亲自殿后,很安全地将全军撤向南雄北部的地区前进”。⑥全军分两路翻过大余岭进入广东南雄县境的乌迳集合。在乌迳又遇到一次很大的险情。朱德回忆道:“到了乌迳,天也要黑了,都很疲倦了,就讲讲话,开开会,就都在平坝子上露营了。可是当时敌人却来了,正在晚上九点钟。我们丝毫不晓得,还(以)为敌人也十分疲乏,休息整理,准备进攻。就在这时,这里地方党支部派出去的侦探把这消息带来了。我们即刻惊起,出发,连号都没吹。

  是冬天露营;所以说走就走了。这一次红军的命运那是极端危险的了。如果没有地方党的支部,那一下就会被敌人搞垮了。”⑦离开乌迳后,红军先到南雄的界址,再折入江西信丰县境。“沿途皆两省交界,红军没有群众帮助,行军宿营侦探等等非常困难。敌人又采取轮班穷追政策,我军为脱离敌人,每日平均急行九十里以上,沿途经过山岭皆冰雪不化,困苦加甚。”所以,“连战皆失利”。⑧红军的处境更加困难。

  折回江西后,他们在信丰只休息了一夜,便继续向东南方向前进,经过安远,进入赣粤闽边界的寻乌县境,在项山的圳下村宿营,又遭到了敌军的一次袭击。粟裕回忆说,“最惊的一次是二月初向罗福嶂开进时,听说那里是个山区,地形很好,山上还有几户土豪可打。当时,敌人离我们十多公里,我们一个急行军,一天走了六十公里,但敌人还是追上来了。凌晨,我们在项山受到刘士毅部的突然袭击。那次第二十八团担任后卫,林彪当时任第二十八团团长,他拉起队伍就走,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和军直属机关被抛在后面,只有一个后卫营掩护,情况十分紧急,毛泽东同志带着机关撤出来了,朱德同志却被打散了,身边仅有五名冲锋枪手跟随。敌人看到有拿冲锋枪的,认定有大官在里面,追得很凶,越追越近。朱德同志心生一计,几个人分作两路跑,自己带一个警卫员,终于摆脱险境。这时,我们连到达了一个叫圣公堂的地方,听说军长失散了,我们万分着急,觉得像塌了天似的,情绪很低沉,恐慌。因为军长威信很高,训练、生活、打仗又总是和我们在一起,大家对他有很深的感情,下午四点半朱军长回来了,此时部队一片欢腾,高兴得不得了,士气高起来了。但不幸的是军长的爱人伍若兰同志却被敌人抓了去,惨遭杀害,我们看到朱军长把伍若兰同志为他做的一双鞋子一直带着,很受感动。”⑨伍若兰受伤后被俘,受尽残酷折磨,二月十二日在赣州英勇就义。

  对朱德在圳下村突围时的危险状况,还有人回忆道:“朱德同志身穿一件军大衣,他身边有个卫士挂了花,不能走。朱德很留恋他,跑了几步,还回来看他。”跑了一里多路,到一条小河边。“因为小桥又软又小,部队涉水而过。这时正是严冬腊月,雪花满地。毛泽东、朱德同志也同战士一样,在寒冷刺骨的水中过了河。”⑩红军脱离险境后,立刻冒着大雪向东北方向翻越过几座大山,在当天(二月一日)到达闽粤赣三省交界的罗福嶂。这里的地势十分险要,只要堵住路口,几百人也难冲上去。在这里休息了一天,召开前委会议。

  从大余到罗福嶂的这些日子里,红四军主力一直处在敌军的追击和堵截中,处境十分危险,伤兵也很多。为了准备在遇到最不利情况时部队可以分散行动,前委拟定了必要时将红四军的团改编为纵队的方案。但这只是作为万不得已时的打算,事实上部队还是集中行动的。“为安置伤兵计,为找有党有群众的休息地计,为援救井冈山计,决定前往东固。”(11)离开罗福嶂后,红四军本来准备北上会昌,后来探知国民党军队正在那里集结,便向福建的武平一插。朱德回忆道:“后面追赶的敌人以为我们过福建去了。他们也犹豫,因为他们跑得也很疲乏。谁知我们拐了一个弯,一下又折回头,插到江西瑞金。”(12)他们打下了瑞金城,很快又撤出瑞金。在城外,红军第二十八团被优势敌人严密围住,局势十分危急。“朱军长看看大家,指指周围说:‘前面有敌人拦住我们,后面有敌人追击我们,我们还往哪里去呢?要是贪生求活,那就等敌人来时交枪投降,屈膝求饶;要是愿意为人民去死,那就干一仗,把敌人消灭掉’。”讲完后,他对四面的敌情进行观察,发现敌军已经合围,没有一点空隙。“‘全团一个方向。’朱军长斩钉截铁地说:‘一营跟着我从中间突破,二、三营左右配合,全团上刺刀。’说完这些话,他不再下命令,带头向敌人反冲过去。”(13)就这样,第二十八团终于冲出了重围,同三十一团会合,开到瑞金城北二十里的大柏地、隘前一带,下决心在这里伏击追敌。这时,正是农历除夕之夜。赣军刘士毅部,在项山战斗后,对红军紧追不放,一直跟在红军后面,仅差一天路程。

  大柏地战斗是关键性的一战,扭转了红四军下山以来的长期被动局面。

  到大柏地后,毛泽东、朱德、陈毅召开红四军干部会议,决定利用麻子坳的有利地形,兵分三路,布成口袋阵,准备消灭追来的刘士毅部。粟裕有一段回忆:“这时,朱军长,毛委员已发现追击之敌刘士毅的第十五旅孤军突出的弱点,且大柏地地形有利,故决定再在大柏地有计划地打一仗。这天正是阴历年除夕(二月九日),我们闯到土豪家,把土豪准备的年夜饭吃了个精光。吃饱喝足以后,我们离开大柏地,埋伏在石板道两旁山上的树林里。

  朱德同志安排一些人挑着担子停在道上,装作掉队的人员,要他们见到敌人就向埋伏区里跑。等到下午,敌人没来。第二天大年初一,我们继续设伏待敌。那天,下起了毛毛雨,雨停后又起风,风停了又下雨,衣服湿了刮干,刮干了又湿,时间显得漫长。下午三时,敌人大摇大摆地进了埋伏圈,我军立即开火,双方激战竟夜,歼灭了刘士毅的两个团大部,俘敌团长以下八百多人,取得了进军以来的第一个重大胜利。”(14)陈毅在这年九月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是役我军以屡败之余作最后一掷击破强敌,官兵在弹尽粮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始获得最后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15)大柏地战斗后,整个局面顿时改观。红四军士气大振,后面再没有尾追的敌军,就在二月十三日进占宁都,筹了款,买了布,补充了给养,每人还发了五角钱的零用钱。接着,向吉安、兴国、永丰交界的东固靠拢。二月二十二日,到达东固。

  东固,离吉安县城很远,处于数县交界的边境,地形险要,周围都是崇山峻岭,中间有一片田地和村落。在这里,有着原中共赣西特委秘书长李文林等领导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和独立第四团。这两支红军队伍,是在暴动农民组成的游击队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红军独立第二团的领导人是李文林,全团有六个步兵连和一个机枪连,共八百余人,五百支枪,主要活动在新余、分宜、安福、吉安的延福、吉水的阜田一带。红军独立第四团的领导人是段月泉,全团有四百多人,三百多支枪。当地老百姓有一个说法:“上有井冈山,下有东固山。”(16)红四军经历了一个多月脱离根据地的艰苦转战后,来到东固才获得休整的机会。粟裕回忆说:“这块根据地对于我们发展赣南、闽西起了很大作用。

  由于有了这块根据地军民的掩护,我们从从容容地休整了一个星期,恢复了体力。”(17)红四军同红二团、红四团会合后,在东固召开会师大会。会上,传达了“六大”精神。毛泽东在会上说:目前军阀混战将起,是我们发展的大好时期,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并赞扬红二团、红四团和东固人民在革命斗争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朱德在讲话中说:”国民党反动派天天说打朱、毛,可是朱、毛越打越多。你们都成了朱、毛”。(18)大家听了都大笑起来。会后,红四军向红二团和红四团赠送了一批枪枝,并决定留下毛泽覃、谢唯俊帮助他们工作。红二团和红四团向红四军赠送了二千银元,还有一部分子弹。衣物。参加这次会师的杨得志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对我们这些离开井冈山后一直在转战中的人来说,见到兄弟部队和热情的群众,有了可以停脚的地方,真像到了家一样。”(19)陈毅以兴奋的心情,即兴赋诗:“东固山势高,山峦如屏障。此是东井冈,会师天下壮。”(20)不久,一直尾追红军的赣军李文彬部赶到东固,吉安的金汉鼎部也对东固采取攻势。红四军在东固不便久留。毛泽东、朱德、陈毅研究后,“乃决定抛弃了固定区域之公开割据政策,而采取变定不居的游击政策(打圈子政策),以对付敌人之跟踪穷追政策。”(21)这时,国内的政治局势又酝酿着一次重大变动:蒋介石同控制两湖地区的桂系军阀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二月二十一日,桂系军阀赶走蒋介石委派的湖南省政府主席鲁■平,蒋桂战争即将爆发。蒋介石下令从湘、粤、赣三省调集军队,准备向桂系军阀进攻,在湘、赣的国民党正规部队,已顾不得“追剿”红军。这是毛泽东、朱德早就预计到的,从而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从容考虑红四军下一步如何发展的机会。

  闽西,是福建省建立党组织较早的地区之一。从一九二八年三月起,先后发生龙岩县“后田暴动”、平和县长乐暴动、上杭县蚊洋暴动、永定县金沙暴动,建立了工农武装,开辟了小块的游击恨据地。同年七月成立了中共闽西特委,领导人是郭慕亮、张鼎丞、邓于恢。红四军转战赣南时,曾进入福建省的武平。福建省委认为“红军转战千里,旦夕不休,尤其是这两个月来长期的奔走,一定是很疲惫,并以子弹缺乏,目前回湘赣或开往广东很有困难,客观上的环境,红军暂时开到闽西长廷上杭一带来作一短时间的休息,是有可能的,因为汀杭与赣粤相距较远,同时福建的反动统治力量比较薄弱。”(22)他们指示上杭、武平、长汀三县县委设法同红四军联系,把当地的军政情况报告红军,“同时把省委的意见提供给他们参考”。(23)“福建的反动统治力量比较薄弱”,这是确实的。当时,在福建并没有国民党的嫡系部队。除驻扎福州的海军杨树庄部外,只有几支福建的地方部队:漳州一带的张贞部,闽中的卢兴邦部,长汀一带的郭凤鸣部,龙岩一带的陈国辉部,战斗力都不强。这是十分便于红四军发展的。

  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离开东固,掉头向东,经水丰、乐安、广昌、石城,向闽西进军。

  三月十一日深夜,红四军进入福建长汀县境内,第二天到达四都。当晚,驻守在长汀的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旅长郭凤呜派团长卢新铭带领一个补充团赶到四都。十三日凌晨,向红军进行偷袭,遭到红军有力还击。“我军主力乘敌军立足未稳,扑上山头。敌人支持不住,向长汀方向撤逃。这时,朱军长口头命令:‘毕营长,追!不要让敌人中途集结!’”(24)特务营营长毕占云马上率领全营穷追猛打,一口气追到胜华山脚下的肢溪,方才奉命停下。随后,军部和主力也到达该地。这时,中共长汀县委负责人段奋夫赶到陂溪。红四军军委正要召开扩大会议,段奋夫在会上汇报了郭凤呜部队的情况和长汀县的革命形势:郭凤呜是土匪出身,后来被北洋军阀招抚,北伐军人闽时又投靠了蒋介石;他的部队大多是当地的土匪,战斗力极弱,纪律败坏,受到当地群众的痛恨。“经过长久劳累,眼圈都发青了的毛党代表和朱军长,在聚精会神地倾听县委的同志汇报。”(25)根据段奋夫汇报的情况,会议决定进攻长岭寨,然后乘胜夺取长汀,消灭郭凤鸣部。

  长岭寨山岭绵延十几里,山高林密,毛竹、杂草丛生,地势十分险要,距长汀城十五里,是进入长汀的必经之路,被称为长汀的天然屏障,要攻克长汀,必须先拿下长岭寨。

  三月十四日晨,红四军分兵三路向长岭寨发起总攻,第二十八团和三十一团担任主攻,特务营迂回敌后,抢占长岭寨以北的乌石岭,切断敌人退路。

  第二十八团和三十一团迅速登上主峰,早一步控制了有利地形。“敌人刚刚要上山,我们劈头一打,只用一营人,把他两团赶到河沟里,一打打跨了。”

  (26)郭凤鸣亲自督战,组织一支短枪队打头阵,想再发起反攻。这时,整个战场已被红军控制,郭凤鸣的短枪队几乎被红军全部消灭,其余部队也溃不成军。郭风鸣中弹受伤,在逃跑途中被红军击毙。特务营营长毕占云回忆道:“我们刚到达牛斗头附近,枪声已变得稀疏零落,战斗结束了。这时朱军长由对面大步走来,没等我报告,就笑眯眯他说:‘郭凤呜给打死了。’‘怎么?这样快呀!,我感到有些突然。‘真的!随后就抬下来。老乡们还要求在城内示众他三天呢!’接着,似命令非命令他说:‘走吧,进城去!’”(27)当天下午,红四军乘胜占领长汀城。中共福建省委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对红四军进占长汀的情况报告道:“红军第四军于三月十四日到长汀,部队共三千余人,好枪一千七、八百支,驳壳一百余杆,手机关八架,水机关四架,还有二、三架迫击炮。红军长官及士兵精神都好,军纪也严肃。”“他们到长汀后工作如下:(1)没收豪绅及反动派粮食财产,散发给城乡工农贫民,并派许多宣传员四出向民众宣传。(2)帮助工农成立工农会(长汀总工会已成立)并分派部队下乡发动农民群众斗争。(3)开士兵群众大会,由政治部做政治报告。(4)成立长汀革命委员会,委员九人,民众代表六人,红军三人参加,主席丘潮系同志。革委会分军事、宣传、财政等部,并组织赤卫队六十余人。(5)由革委会出布告禁止造谣及招募赤卫队。(6)没收十余家反动派财产,罚款子三万余元。(7)收买子弹(不多),招补兵额共有二、三百人,赶制军衣四千套。(8)除没收反动派财产外,并向商人筹借军饷二万元(资本千元以下者不派),因此,军饷颇能补充,到汀后红军即发日用费,官长、士兵、俘虏一律平等待遇。(9)前委与汀委发生密切关系,并经过汀委与上杭、武定县委发生关系,除共同努力做群众工作外,侦探与交通工作都做得很好。”

  (28)

  长汀是旧汀州府治,是闽赣边境上的重镇,汀州城建立在武夷山下、汀江之滨。汀江是闽西最大的一条河流,经过上杭流入广东,再汇入韩江,从潮汕出海少水运极为方便。所以,汀州又是闽西的物资集散地,商业和手工业比较发达,有几万人口,是官商云集之地,也是一个较为富庶的中等城市。

  红四军长期转战于湘、赣、闽、粤边境的山区,还不曾进入过这样比较富庶的城市。杨得志描写道:“街道两旁商店的大门上,搭着镶有蓝边的白布棚,店门口贴着七红八绿的商标、广告,店里面摆着我们从未见过的商品,好阔气!但是我们谁也不曾进去。一是进城后领导上重申了纪律;二是我们身无分文;再说也没有逛商店的习惯。”(29)红军人城后,向商界筹借了军晌,购置了布正,用缴获敌人的被服厂,赶制了四千套军衣。“几天后,每人发了一套崭新的灰军装,一顶带红五星的军帽,一个挎包,一副绑带,两三双‘陈嘉庚胶皮鞋’。”“听说就是朱军长、毛党代表他们也是头一次得到这么齐全的装备。队伍拉出来,一色的新衣帽新鞋子,整齐划一,精神抖擞,人都好像变了模样,威武得很。”(30)进入长汀后,朱德会见了当地的福音医院院长傅连暲。采纳傅的建议,在红军中普遍接种牛痘,防止天花蔓延,后来,傅连暲率领医院中许多医务人员参加了红军,组成红军中的医疗队。

  红四军还在长汀附近地区,广泛发动群众,没收地主粮食物资,分发给当地贫苦民众。

  为了便于开展游击战争,前委对红四军进行了整编,将原来的团改为纵队。全军编为三个纵队:原第二十八团大部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党代表陈毅;原军部直属的特务营和独立营加上原二十八团的一部分合编为第二纵队,司令员胡少海,党代表谭震林;原第三十一团改为第三纵队,司令员伍中豪,党代表蔡协民。每个纵队下辖两个支队,相当于营。每个支队下辖三个大队,相当于连。每个纵队有枪五百支,一千二百余人。军长是朱德、党代表是毛泽东。大队以上都设立党代表。这种新的组织形式是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分散和集中都方便。

  三月二十日,毛泽东在长桶辛耕别墅”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会上,着重研究了江西、福建、浙江等南方各省的政治经济状况,针对蒋桂战争即将爆发的有利时机,提出了红四军的行动方针:“决定在国民党混战初期,以闽西赣南二十余县一大区为范围,用游击战术来发动群众,以致群众的公开割据,深入土地革命,建设工农政权,以此一割据与湘赣边之割据连接起来,形成一坚固势力,以为前进的根基。”(31)在长汀成立了临时革命委员会,后来经过选举正式成立长汀县革命委员会,成为闽西的第一个红色政权,前委还对红四军下一步行动作了具体安排,计划用十天时间,继续在长汀一带工作;到四月初返回江西瑞金、于都活动;在赣南活动一个时期后,或回闽西,或留赣南,或到吉安方向接近蒋桂军阀的战区开辟群众工作,到时候根据军阀混战的局势发展而定。会议认为,不管将来的计划如何,“唯闽西赣南一区内之由发动群众到公开割据,这一计划是决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矗”(32)正是在这种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指导下,才会在以后开创出包括赣西南和闽西在内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三月间,朱德和康克清在长汀结婚。康克清回忆说:“一九二九年三月,朱德和我在福建省长汀县结婚”。“我们究竟是哪一天结婚,我此刻已经忘记了。我们并没有举行婚礼。自从结婚之后,我差不多始终跟他在一起,只有在一九三○年占领了吉安之后,两人曾分别了一年。”(33)这时,蒋桂战争爆发了。蒋介石调集在江西的部队参加对湖南的争夺,赣南的驻军大部调离,兵力空虚。四月一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离开长汀,返回赣南。他们在长汀前后共停留十七天。

  一直随军转战的张际春评论道:“红军第四军自井冈进军,到长汀战斗为止,转战赣粤闽三省边境,走路几千里,大小仗打了数十仗,以大柏地战斗和长汀城战斗为标志,它的胜利为尔后在赣南、闽西广大地区展开创立革命根据地的伟大胜利,树立了先声。”(34)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离开长汀后,翻过武夷山,回师瑞金。四月二日,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赶到瑞金与红四军会合。

  在柏露会议上,红四军前委决定红四军主力下山后,由红五军留守井冈山。“在红军离开井冈山后的第三天,湘赣两省自军约十二至十五个团向井冈山合围攻击。”“每团平均两千人计,当在二万四千至二万八千人之间。

  我以七、八百人对上述敌军兵力,敌优我劣,是三十、四十倍之比。重层围攻三昼夜,我黄洋界、八面山、白泥湖三路阵地均被敌突破。”(35)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彭德怀、膝代远不得不率部下山,突破敌人三层重围,向赣南转移,他们重新打出红五军的旗号,先后奔袭于都、安远两座县城,都取得成功。在安远住了十天左右,准备打回井冈山去。一天,“在县署反动文件中,发现有红四军在汀州消灭郭凤呜旅,郭本人被击毙的消息。”(36)“得到红四军的确实情况后,即改变了打回井冈山的原定计划,经会昌进占瑞金县城。”(37)这时,他们已恢复到有六百多人,四百支枪。

  红四军到瑞金同红五军会合后,因为蒋桂战争正在激烈地进行,瑞金周围没有敌情,部队得到一段从容休整的时间。四月三日,前委在瑞金接到中共中央在二月七日发出的《给润芝、王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信》,即《中央二月来信》。这封信受到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布哈林的影响,加上二月初对红四军的情况不很了解,因而对红军的行动策略提出了错误的主张。布哈林一九二八年七月在中共“六大”上所作的报告“对中国苏维埃、红军运动的估计是悲观的。他认为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则会妨害老百姓利益,会把他们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老百姓是不会满意的。他要高级干部离开红军,比方说,要调朱德、毛泽东同志去学习。”(38)《中央二月来信》要求前委“应有计划地有关联地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各村中进行深入的土地革命”,“采取这一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和便于给养与持久政策”,(39)认为这样做是为了保存武装力量,避免被敌人消灭。来信中还提出“中央从客观方面考察和主观的需要,深信朱毛两同志在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一方面朱毛两同志离开部队,不仅不会有更大的损失,且更便于部队分编计划的进行,因为朱毛两同志留在部队中,目标既大,徒惹敌人更多的注意,分编更多不便;一方面朱毛两同志于来到中央后,更可将一年来万余武装群众斗争的宝贵经验,贡献到全国以至整个的革命。”(40)前委当即开会讨论中央来信,毛泽东、朱德等从实际出发,认为《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消极的,所提意见是不适当的。四月五日,毛泽东为前委给中央写了复信,表明不同意见。复信就红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实行武装割据采用的行之有效的游击战术作出了概括。并在分析南方数省的形势后,提出要创造革命根据地,造成巩固的赤色区域,夺取江西全省以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直至夺取全国的革命胜利。

  四、五月间,利用国民党军队在赣南兵力空虚的机会,红军比较放手地把部队散开,做群众工作,扩大根据地,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朱德回忆道:“慢慢发展到江西的宁都、兴国、瑞金、东固,都组织了,到处打开了些土围子,打上豪,分田地。几个月中间转了很宽,沿着兴国、瑞金、东固,工作都做起来了。”“打宁都也打开了。这时自己编成三个团,都还打得。

  各个团都可以说很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打土豪归公,进出宣传都做得很好。譬如我们以前在大柏地打仗,吃了老百姓的东西,这时就去还钱了。

  还的方法是自动由老百姓报就给钱。开始以为假的,后来地痞流氓有些冒领的也发了,一下发了三千多块钱到老百姓中间去。”这一次政治影响非常之大,一方面做到了争取广大群众,一方面做到了争取军队守纪律。“搞了几个月,那时正是李宗仁、白崇禧和蒋介石作军阀混战的时候。等这混战一过,敌人又来了,不过我们的基础也稳固了。”(41)在兴国、宁都等县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在这中间还有一件事,那就是四月八日由毛泽东主持在于都召开了一次有赣南特委和中央军事部派来的罗寿男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根据彭德怀“提出率部打回井冈山去,恢复湘赣边区政权”(42)的请求,会议决定红五军回师井冈山。五月初,红五军回到井冈山。

  五月中旬,形势又发生突变。蒋、桂争夺两湖的战争以桂系失败退回广西而告终,但粤军徐景唐部仍宣布反蒋,同控制广东的陈济棠部发生冲突,广东战争又起。盘踞在闽西、闽南的军阀也卷人这场混战。根据蒋介石的命令,闽西军阀陈国辉率第一混成旅主力,离开龙岩,随驻在漳州的新编第一师张贞部,在五月中旬开入广东,同徐景唐作战。闽南、闽西的国民党军队主力先后调走,驻地空虚。而在赣南方面,却因蒋桂战争的结束,原驻赣敌军纷纷回防。为了集中兵力应付这种变动了的局势,红四军从分兵地区返回瑞金集结。

  这时,毛泽东、朱德、陈毅又接到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派专入送来的《闽西历年斗争与敌我情况》的书面报告,说明闽西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群众革命斗争高涨,急盼红军急速重返闽西。前委在瑞金召开扩大会议,重新讨论了红四军的行动计划,决定趁有利时机,再次人闽,开创闽西革命的新局面。毛泽东、朱德写了两封信,派前委委员宋裕和先行出发去闽西。一封信送交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告诉他红四军正向闽西进军,要求待委准备策应;另一封信送交上杭地方武装领导人傅柏翠等,要他们在庙前等候,商讨红四军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五月中旬,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从瑞金出发,再次大举人闽,向福建的灌田前进。国民党当局发觉红军的动向后,赣军李文彬旅立即紧迫不舍,闽军卢新铭团也在汀江东岸设防拦截,企图迫使红军背水而战,以期全歼。五月二十日清晨,红四军抵达汀江的水口,在当地群众援助下,汇集九只渡船,全部渡过汀江。当敌军赶到水口时,红军已安全进入福建连城境内。

  红四军二度入闽和第一次大不相同。过去,闽西民众对红军是陌生的,有些人还因不了解而心存疑惧,但从红军消灭了长期在闽西为非作歹的郭凤鸣部以后,在这一带引起很大震动,闽西的穷苦人民就把红军称为“天兵神将”、“救命菩萨”。因此,红四军所到之处,老百姓纷纷烧茶水,送干粮(红薯),青年人参军的也不少。(43)刚刚渡过汀江的红四军,在第二天便离开汀江东岸进到庙前。连南地方的党组织根据闽西特委的指示,集中各乡的农民到庙前欢迎朱毛红军过境。

  当晚,毛泽东、朱德在庙前孔清祠会见上杭北四区地方武装负责人傅柏翠等,听取他们的汇报,在弄清情况后决定暂时不去攻打长汀,而是出敌不意地直取龙岩,再打水定或漳州,甩开李文彬,消灭陈国辉,相机打击张贞,来扩大红军在闽西的影响。为了争取时间,红四军不在庙前久留,立刻向龙岩进发。要求傅柏翠等做好后方侦察,阻击追敌,掩护主力进攻龙岩。

  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接到宋裕和送来的毛泽东、朱德的信后,立刻召开特委紧急会议,决定通知龙岩、上杭、永定、长廷连城各县县委发动农民武装暴动,配合红四军在闽西的军事行动。

  红四军离开庙前后,经古田向龙岩前进,在五月二十二日黄昏时分到达龙岩城西三十里的小池圩。当晚,毛泽东、朱德在小池圩的赞生店召开军事会议,听取闽西特委派来的代表介绍龙岩城内陈国辉部的情况。当时,陈国辉的主力正在广东大埔参加对徐景唐的战争,在闽西只留下几个补充营。龙岩城里,只有旅部和特务连。机枪连防守着,兵力不足五百人。前委在会上定下攻打龙岩的作战计划:红四军第一、三纵队沿通往龙岩的公路,从正面奔袭龙岩,第二纵队从左翼占领龙岩城北门外的北山,对龙岩城实行包围夹击。

  龙岩,在闽西有着重要地位,是闽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盘踞在龙岩、漳州一带的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陈国辉部,原是闽南一股打家劫舍、残害百姓的土匪部队,北伐军人闽时,陈国辉率部投靠何应钦。龙岩人民在陈国辉的黑暗统治下,陷入苦难的深渊。有首民歌这样唱道:“腊月里来冷凄凄,龙岩来了陈国辉;有了几只破火筒,害得百姓尽吃亏。”消灭陈国辉,是龙岩人民的宿愿。

  五月二十三日上午七时许,红四军第一、三纵队占领龙岩城郊的龙门圩,打垮了守敌的第一补充营,紧迫残敌,突破西门,首先攻入龙岩城;第二纵队按计划,占据北门外的制高点后,居高临下,向城内发起猛烈攻击。整个战斗很快结束,”九时占领龙岩城”。(44)这次战斗取得重大胜利,俘虏陈国辉部营长一人,连、排长九人,士兵三百二十四人,击毙官兵九十余人,缴获机关枪两挺、驳壳枪二十三支、步枪五百四十九支,子弹三十五担,迫击炮弹九担。(45)红四军没有在龙岩停留,当天下午撤离龙岩,继续奔袭张贞部的总兵站永定城。朱德在途中向中央写信简要报告了红四军第二次人闽和首次攻占龙岩的情况说:“我们以消灭闽西反动势力发动闽西工作,及参加闽粤赣三省农村土地革命之目的,决于今晚星夜出发袭击永定(永定为张贞总兵部所在)。”(46)当晚,朱德率部到达永定的坎市,住在裕源店。

  五月二十五日,红四军在张鼎丞领导的地方武装配合下,占领了永定城。

  当天下午,在赖家伺的后楼大厅里,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和永定县委联席会议。朱德、陈毅、刘安恭、谭震林、张鼎丞、邓子恢参加了会议。

  二十六日,在永定城关南门坝召开了万人祝捷大会,毛泽东、朱德、陈毅先后讲话。会上宣布成立闽西第二个红色政权永定县革命委员会,由张鼎丞任主席。会后,军民们响应联席会议的号召,拆毁了永定城墙。

  当红四军主力转向永定后,从龙岩败退到漳平、永福的陈国辉残部,在五月二十五日返回龙岩。红四军前委判断:张贞和陈国辉的主力仍在广东,一时难以回援;龙岩城内的陈部,是曾遭红军痛击的残敌,缺乏战斗力;而龙岩、永定的农村土地革命刚刚开始,需要得到红军的有力支援。所以,决定以第三纵队为主,二次攻打龙岩,调动陈国辉主力回援,待机加以消灭;第一纵队和第二纵队仍分别留在永定坎市和龙岩西郊龙门一带,继续发动群众。

  红四军第三纵队在伍中豪、蔡协民、罗荣桓率领下,同龙岩的地方游击队、暴动队配合,在六月三日拂晓迅速攻人龙岩城内。守军只有一个补充营和特务连,被痛击后逃到漳平的永福。五日,红军和地方武装在龙岩中山公园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闽西第三个红色政权龙岩县革命委员会,由邓子恢任主席。

  正在广东参加军阀战争的陈国辉,得知龙岩再次被红军占领,大为震惊,日夜兼程地由粤回闽。红四军得悉后,决定暂时撤离龙岩,转攻驻守上杭白砂的卢新铭部的钟铭清团,引诱陈国辉主力回到龙岩,再待机加以歼灭。朱德还派出小股红军,沿途阻击陈国辉的部队,边打边退。陈国辉误以为红军不敢同他交锋,必定要退回赣南。于是,在六月六日上午回到龙岩,(47)举行“祝捷大会”,放假三天。

  这时,撤出龙岩的红四军正集中主力,准备夺取白砂。白砂在上杭城东北,是上杭通往龙岩的咽喉要冲,也是一个大的集镇。当郭凤鸣部主力被红四军在长岭寨歼灭后,团长卢新铭收集郭凤鸣的残部,自任旅长,盘踞上杭。

  在红四军攻打龙岩城时,卢新铭派出钟铭清团(实际兵力只有一个营)驻守白砂,作为上杭的防守前哨。

  为了歼灭白砂的钟铭清团,毛泽东、朱德于六月五日在龙岩、上杭交界的大池,召开红军干部会议,具体研究作战方案。同时,迅速集结部队,严密封锁消息,为攻占白砂进行准备。

  七日,红四军在闽西红军的配合下,分三路向白砂进击。这天是农历的五月初一,恰逢白砂举行抬“定光古佛”的庙会,钟铭清对红军的行动毫无察觉。当红军发起进攻后,钟部仓促应战,纷纷溃退。经过一小时的战斗,俘敌一百余人,缴枪一百余支,火炮二门。钟铭情只带了二十名随从逃回上杭。卢新铭龟缩在上杭城里,也不敢出来活动。

  白砂战斗结束后,红四军故意制造向江西退却的假象。六月十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沿着通往赣南的大道,开往连城的新泉。他们在新泉休整了一个星期,一面进行整训;一面深入农村发动群众,造成连城南部广大地区的武装割据局面。

  陈国辉得知红军开到新泉,更深信红军将撤回赣南。所以,他回到龙岩后毫无戒备。国民党的报纸还吹嘘说:“陈国辉班师进剿”取得“胜利”,红军“败退”江西。这时,红四军前委判断消灭陈国辉的时机已到,在六月十八日悄悄进抵龙岩附近的小池,召开军事会议,周密地部署第三次攻打龙岩的作战计划。朱德回忆道:“群众都组织得很好,城外十里地就有了游击队。我们到离城三十里左右的大池、小池集中,敌人还不晓得就去打。夜晚十一点钟出发,三十里走完将将天亮。敌人一旅三千多人,我们有六千多人,统统用上去。我带两个团在左面,另一个团在右面,切断通漳州的道路,正面按上一个新编成的团。将将天光亮,恰恰完成了对城的包围,敌人出来下操,就打下来。”(48)三打龙岩的战斗在十九日拂晓打响,朱德亲临前线指挥作战。攻击从北门开始,伍中豪率部突袭松涛山,抢占了陈国辉设在制高点上的机枪阵地。

  北门打响后,第一纵队第一支队在萧克指挥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扑龙岩城南的屏障——莲花山锣石鼓阵地,消灭了一营敌军,为第一、四纵队直取南门扫清了道路。

  这时,西门的战斗也在激烈地进行着,守军凭借着街道房屋负隅顽抗。

  “陈(国辉)部队与郭(凤鸣)匪不同,武器弹药充足,多系北方人,均在当地安家落户,以匪为业,多是兵痞子,虽然只一个旅的兵力,但战斗力比郭凤鸣强。”“这场巷战是极其复杂、极其艰苦的。使用兵力多,则施展不开;使用兵力少,我军既没有刺刀、手榴弹,和有刺刀、手榴弹的敌人搏斗,确实吃亏。”“这样激战了两个多钟头,虽给了敌人以重大杀伤,但战斗进展不算大,而且我军也有不少伤亡。”(49)在这紧要时刻,朱德看清在巷战中逐房逐院地进行争夺,对红军非常不利,立刻传下命令:采劝掏墙挖洞打老鼠”的战术。对敌军分割包围,各个击破。同时,开展政治攻势,向陈部喊话。退缩在几个大院子里的陈部终于竖起白旗,向红军投降。

  红四军主力第一纵队在第四纵队的配合下,这时越过河上的浮桥,突入龙岩南门。陈国辉看到大势已去,带着少数亲信化装逃出。红四军前后三次攻占龙岩,合计消灭陈国辉部主力两千余人,“共缴步枪九百余支、迫击炮四门、水机关枪六架、手机关四架,陈国辉精锐部队损失过半。”(50)陈国辉经过这次打击,从此一蹶不振。六月二十一日,龙岩县革命委员会再次成立,由邓于恢任主席。

  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二次入闽,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抓住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对付敌人”,忽东忽西,灵活作战,三次攻占龙岩城,连克永定、白砂、新泉,土地革命的巨大浪潮席卷龙岩、永定、上杭、连城五县,打开了闽西革命的新局面。陈毅为此写下了《反攻下汀州龙岩》的诗:“闽赣路千里,春花笑吐红。铁军真是铁,一鼓下汀龙。”

  (51)

  打下龙岩后,毛泽东等在蛟洋帮助闽西特委召开闽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红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和政治部主任陈毅联名发布《红军第四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宣布:“从今年起,田地归耕种的农民所有。”

  改变了过去井冈山《土地法》所规定的土地所有权属于苏维埃政府而不属于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的规定。“岩、永、杭三县打成一片”,“这些地方都是赤色区域。”(52)广大贫若农民分得土地后,革命和生产积极性普遍高涨,使闽西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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