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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八年林林彪(Lin Wei)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2019-10-19 18:29栏目:现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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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八年十月下旬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一个以战略相持为特点的新阶段。日本、国民党和共产党三方面的力量和相互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重要变化。
  日本在武汉和广州战役中几乎倾注了全力。进攻武汉动用的兵力达十四个师团,进攻广州也用了三个师团,共占当时日本陆军总兵力的半数。这是自卢沟桥事变一年多来日方使用兵力最多的一次,而且对两地的进攻几乎集中在同一个时间内举行,反映出他们力图“速战速决”,以摆脱长期作战带来的严重困境,但结果并没有达到目的。他们对华侵略所能使用的兵力几乎已达到极限,已无法继续保持原有的进攻势头,不得不陷入他们极不希望看到的相持状态,把重点转向巩固已有的占领区,以期“以战养战”,并对国民党进行政治诱降。
  国民党的政治中心,这时已迁到重庆。随着局势的变化,国民党最高当局的不同集团分别出现新的重要政治动向。
  一向宣传民族失败主义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突然从重庆跑到越南河内,在十二月二十九日发出所谓“艳电”,公开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的《中日两国调整关系之基本政策》的声明,主张停止抗战,对日求和,彻底暴露了卖国乞降的面目。全国范围内群情激愤,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声讨投降活动的热潮。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也把他永远开除出党。
  作为国民党总裁的蒋介石没有和汪精卫一起投降,继续留在抗日战争的阵营内。这是值得赞扬的。但在他看来,日本军事进攻的威胁已较原来大大减轻,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战争在敌后的迅速发展却使他越来越忧心忡忡。他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日记回顾这一年时写道:“共党乘机扩张势力,实为内在之殷忧。”几天后,他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六日的日记中把话讲得更明白:“目前急患不在敌寇”,而在“共产党之到处企图发展”、“沦陷区游击队之纷乱无系统”等四端,“应定切实对策,方足以消弭殷忧也”。从蒋介石日记里透露出的这些内心变化中可以看出:他已把关心的重点从对日作战转向防共反共方面,虽然他这时还没有公开说出来。与此同时,国民党在各地制造的磨擦活动也明显增多起来。周恩来在给延安的电报中说:“目前事实如杀人、捕人、封报、攻击边区、甚至武装冲突,磨擦且益加甚,此必须迅速解决,以增互信。”①一九三九年一月五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汪精卫叛逃事件。毛泽东在会上说:“蒋介石近来在军事上、外交上及反汪行动上都表现是进步的,但在进步中更要限制我们。蒋之政策是联共又反共,所以最近反映出来各地磨擦增加。”他提出:“我党对目前事件的方针是‘拥蒋反汪’。”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致电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希望推动国民党向好的方面发展。
  但是,事情并没有如中国共产党所期望的那样来发展。一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蒋介石虽然在开会词中谈到现在是第二期抗战开始的时候,谈到要抗战到底,不能半途而废,但他把抗战到底解释为只恢复到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更严重的是,会上原则通过要限制异党活动(四月十四日,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秘密颁布《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的训令)。会议公开发表的《宣言》中说:“本会议郑重声明,吾人绝不愿见领导革命之本党发生二种党籍之事实,更不忍中国实行三民主义、完成革命建国一贯之志业,因信仰不笃与意志不坚,致生顿挫。”③会议通过的《关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中写道:“今后,本党应力求革命理论之领导”,“而使违反主义之思想无从流布于社会,而于战区及敌人后方,尤应特别注意”。④这些话,矛头显然都是指向中国共产党的。国民党五中全会,成为抗战期间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点。
  尽管如此,这时蒋介石仍主张继续对日抗战,严厉谴责汪精卫的投降活动,他的防共反共的全盘打算主要是在内部酝酿和布置,没有完全公开出来。因此,这时中国共产党处理国共关系这个问题需要谨慎而恰当,留有余地,并且继续观察。
  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国民党五中全会后的形势及党的方针。毛泽东已经敏锐地警觉到国民党内妥协磨擦的危险倾向在发展,特别是蒋介石本人的态度在发生变化。他在会上批评国民党五中全会的错误是“依靠外力,只打到卢沟桥”。“国民党的政策是一贯的,在五中全会是再一次表现。”关于国共关系,他认为,国民党的妥协倾向与磨擦倾向也是错综复杂的,主张执行联共同时又防共的中间政策的占多数,我们应该增加左翼力量,争取中间派。蒋介石将处于中间派地位。“过去,我们只与汪精卫斗争,没有与蒋介石直接斗争。抗战中如何打法,我党一贯与蒋介石斗争。在前年的斗争方式是尖锐的,去年较和缓,但斗争是没有停止的。今后我党方针还是不要太尖锐,要坚韧。”“我们要阻止妥协磨擦危险倾向的发展,主要方针是争取国民党的大多数,争取中央军,发展八路军游击队。”他说:只要我们有力量造成抗战的局面,就能逼迫蒋介石不得不继续抗战。⑤
  此前,他在中央党校作《反对投降主义》的讲演,提醒大家在反对民族投降活动的同时要注意反对党内的阶级投降主义。他说:最近为止,我们得了许多材料,很多材料、很多小册子发给国民党党员,要防止共产党,而且要采取攻势。什么叫防止?就是不让共产党发展。什么叫攻势呢?就是他们提出的“一个党、一个主义、溶共”的政策,就是说要取消共产党、溶化共产党、取消共产主义,他说:“统一战线又讲亲爱、讲团结,另一方面又要斗争。”“古时人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也是说统一里有斗争。”“我们对无理之话一定要反对,因为它是真正破坏统一战线的。”他在讲演的最后说:对国民党的磨擦,“我们有两条原则:第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即是说人家不捣乱我,我就不打人;第二条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一原则要抓得紧,一定要有劲。”“这样,才能真正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只有这样,才能战胜日寇”。⑥
  对蒋介石正在日益加强的防共反共活动,毛泽东主张进行必要而适度的反击。当时,国民党正准备召开国民参政会一届三次会议。中共中央书记处电示南方局:因国民党五中全会对民主民生问题一无表示,对我党态度仍不甚好,而且指令各地对我党我军我边区采取进攻方针,并增加磨擦对抗,对前次参政会决议也未见实行,因此,我参政员对本次会议宜采取较冷淡态度,以促蒋及国民党反省。⑦随后,毛泽东和王明又致电国民参政会秘书处并转蒋介石:“因事不能出席本届参政会,特电请假。”⑧
  这时,共产党内有人存在一些糊涂观念,认为既然中国共产党在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中说:“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那末,国民党提出“一个党一个主义”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毛泽东为此作了说明。他在抗战以来早已一再说过,共产主义是在革命发展的将来阶段实行的,共产主义者在现在阶段并不梦想实行共产主义,而是要实行历史规定的民族革命主义和民主革命主义,这是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根本理由。中国共产党正是在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国民党部分地实现了民族主义,表现在实行了对日抗战,但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没有实行。这些,已经把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当局对待“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不同态度说清楚了。针对党内一些人的糊涂观念,他又提出,蒋介石用三民主义来同我们斗争,“我们抓住三民主义,用三民主义压倒他们”⑨。他多次到中央党校等部门讲演,说明国共两党对待三民主义是有区别的。他说:中国共产党“现在要实行的是三民主义,将来是社会主义,一定要把三民主义(现在的)变为社会主义(将来的),这一条我们不能放弃也不应该放弃。我们跟友党讲亲爱,讲团结,这是对的,而同时要大大发展我们的党,不要因讲亲爱、团结而放弃了自己的任务。”他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三民主义是到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正如西安到延安,洛川是必经之路一样,现在我们实行三民主义,哪个说我们将来不实行社会主义?”⑩
  三月十二日,蒋介石借孙中山逝世十四周年纪念日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宣布实施国民精神总动员,规定它的共同目标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这其实是“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变相提法,是为了对付共产党的。四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毛泽东提出要“利用他们的东西来反对他们,压倒他们”。⑾
  四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出席延安活动分子会议,作《关于国民党所号召的国民精神总动员问题》的报告。他说:“共产党是历来号召全国总动员的。”国民党所号召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有积极的东西,也有消极的地方。一方面号召全国人民对抗日本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是对付共产党的。”我们的任务是“要使它得到一个正确的方针,使它有利于‘打日本,救中国’”。⑿
  五月一日,延安各界在延安南门外举行国民精神总动员及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的讲演。说:“大家宣誓:反对汉奸,拥护抗战,集中力量,集中意志!干什么呢?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我们中国在危难之中挽救过来,改造过来,变成一个新中国。”“我们要打到什么程度呢?要打到鸭绿江边!要收复一切失地!不达目的,决不停止。”“今天,延安各界,党政军民,各机关,各学校,在这里开会,举行宣誓,实行国民精神总动员的纲领,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一定要打倒我们的敌人,一定要建设我们的新中国!”他强调指出:“汪精卫要把力量集中到他的汉奸阵线上去,集中到降日阵线上去,行不行呢?万万不行的!有些捣乱分子、磨擦专家,不是把力量集中而是把力量分散,对不对呢?完全不对的。所以一切意志要完全集中在最后胜利一点,一切力量是要完全集中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处,决不能够违反。有违反的就要反对,就要打倒”。⒀毛泽东接过蒋介石提出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口号,来揭露和批评他,这在斗争策略上是无懈可击的、十分高明的。

  朱德从延安重返前线后,华北局势中最明显的变化是大多数国民党友军部队同八路军的关系疏远了,曾划给东路军指挥的大部分友军,这时已南下归还建制,有的不久就公开反共。这种变化自然是朱德不希望看到的。它的根源来自国民党最高当局,武汉失陷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暂时停止对正面战场的大规模进攻,减轻了对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压力,同时又加强政治诱降活动。蒋介石虽然仍继续抗日;但是,对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态度却发生很大的变化。

原标题:1938—1942年林彪在苏联的神秘4年

○肖劲光抗日战争期间曾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执掌陕甘宁边区的防务。

  随着国民党《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颁布,国内政治形势一天天恶化。在河北、山东、陕甘宁边区等地,国民党内的顽固派不断制造同八路军的军事磨擦,事件层出不穷,令人不安的消息不断传来。事态越来越严重。一味退让,只能使对方更加得寸进尺,不能使问题得到解决。因此,毛泽东在这年年初已经提出反磨擦的问题。他说:大革命的“亡党之痛”提醒我们,“要国民党进步,没斗争是不行的”。⒁他还在内部提出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但在一段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在行动上仍采取十分克制的态度。
  毛泽东指示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等尽量通过谈判来妥善处理与顽固派的磨擦问题,以维护团结抗日的局面。
  那时,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是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事件的重点地区。他们派了十九个步兵军和两个骑兵军,还有三个保安旅和十七个保安队,共约四十万人对边区进行包围与封锁。他们还向边区许多县派去国民党的县长、县党部和保安队。毛泽东在一封电文中曾描述道:“谋我者处心积虑,百计并施,点线工作布于内,武装摧毁发于外,造作谣言,则有千百件之情报,实行破坏,则有无数队之特工。”⒂这一切,迫使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认真对付。当年担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的萧劲光在回忆录中说:“陕甘宁边区的整个反磨擦斗争,自始至终都是在党中央,特别是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他对斗争情况了如指掌,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他善于把高度的原则性和必要的灵活性结合起来。他善于从斗争实践中,及时发现和提出问题,及时归纳、总结经验,并及时提醒我们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许多重要的策略思想和斗争原则,党中央、毛泽东同志虽然是随着斗争的发展到后来才陆续向全党提出来的,但对我们来说,却是一开始就从党中央领导同志的言传身教中贯彻了这些思想和原则的基本精神的。”⒃那时,以萧劲光的名义发给蒋介石、胡宗南以至国民党的师长、专员的电文声明、布告等,基本上都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不少还是他亲自起草的。萧劲光回忆毛泽东在修改时字斟句酌、煞费苦心的状况时说:
  “毛泽东同志在修改电文时,多次加了这样一些话:‘边区二十三县范围为蒋委员长所指定’,我军‘对原定二十三县并未越出雷池一步’。这样写理由很充分。边区二十三县是你老蒋亲口承认,又经过国民党的正式会议讨论才决定下来的。现在你又派兵来侵占,出尔反尔,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
  “在修改我给蒋介石等人的一份通电中,毛泽东同志反复推敲,最后改写成这样一段话:‘目前日寇以一师团之众大举西犯,柳林、军渡相继失守,我河防部队正尽一切力量,予以痛击,连日战斗甚为激烈。大敌当前,覆舟堪惧,后方纷争,实属不宜再有。苟一方拼死杀敌于前,他方复乘机争夺于后,则不啻以刃资敌,前途危险,何堪设想!?’这段话里的潜台词,是在警告顽固派不要继续与日伪勾结。
  “在修改我致程潜、朱绍良的一份电文时,毛泽东同志加了‘据闻一切行动均系根据新颁处理共党问题方案,下级不过照此方案执行而已’一句,点明下面的人制造磨擦,上面是有‘根’的。”
  萧劲光在叙述这些情况后写了自己的体会:“认真琢磨他修改的词句,对于怎样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斗争策略,我心中就更有数了。”⒄

  武汉失陷前,蒋介石尽管从未放松过对共产党的防范,例如:一九三八年二月六日他命令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严防共党非法活动”①;四月二十六日又命令蒋鼎文和重庆行营代主任贺国光、川康绥靖主任邓锡侯等“严防共产党徒冒充伤兵入川”②;对驻武汉的中共代表团、各地八路军办事处以及《新华日报》社的监视也很严密。在他指挥下,河北的磨擦活动也已开始。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原载《百年潮》2010年第2期

○毛泽东听了,非常生气地说:我就坐镇清凉山,哪里也不去!

  可是,国民党顽固派却视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克制态度为软弱可欺。反共磨擦事件变本加厉,愈演愈烈。国民党在河北的“磨擦专家”、河北民军总指挥(以后又任命他为河北省政府民政厅长)张荫梧公开叫嚷:“八路军怕统一战线破裂,我们无论怎样做,进攻是没有问题的。”他乘八路军反击日军“扫荡”的机会,从背后偷袭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残酷杀害八路军官兵四百多人。六月十二日,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部又包围湖南平江嘉义镇新四军留守通讯处,杀害通讯处负责人、新四军上校参议涂正坤、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六人。毛泽东得到报告后义愤填膺地说:“这样的事如果不加制止,中国就会在这些反动派手里灭亡。”⒅
  面对步步进逼的这种横逆,中国共产党人已无法继续退让,否则,敌后抗战的成果会重新丧失,抗战大局会遭到严重破坏。
  六月十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反对投降问题的报告。他指出:抗战是一定要坚持下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是一定要使之巩固发展的。国民党存在投降与继续抗战的两种可能性,中国共产党要从坏的可能性作准备,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精神上没有准备。“全党努力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舆论,准备群众,随时可以对付事变——各种意料之外的袭击,各种大小事变。”但他还是强调:“积极帮助蒋与督促蒋向好的一边走,仍然是我们的方针”。
  七月七日,中共中央发表由毛泽东、博古改定的《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宣言》中明确地提出了三条中心口号:“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
  七月十二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县、区长联席会议上作报告,提出“保卫边区”的任务。他说:“现在有些顽固分子,他们讲磨擦。他们说要把我们的边区磨掉。我们呢?我们说要把边区保卫起来。过去是创造边区,现在是要保卫边区。”“因为顽固分子他死顽固,他磨擦来,你一定要磨擦去。你如果不磨去,他会愈磨愈凶起来。你磨了去,好比在他的头上打了一下,使他的头不敢再钻进来。他就想一想,还是不磨吧,讲亲爱。这个时候我们也同他讲亲爱,请他喝茶,大家讲和平。所以磨擦是对付顽固分子,结果还是讲亲爱。但是有一个原则,我们不要先打人,人家打来了,我也打过去。磨擦的最后目的是讲和,磨擦是讲和的最好办法。但是不是要磨擦下去,像从前十年内战一样呢?那我们也不赞成那样搞的。”⒆
  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用国法制裁反动分子》的报告。(收入《毛泽东选集》时,题目改为《必须制裁反动派》)他说:在平江这个抗日的后方,新四军平江通讯处的负责同志涂正坤、罗梓铭被反动派杀死,“这件事非同小可,我们一定要反对,我们一定要抗议!”“现在国内流行一种秘密办法,叫做什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这种办法就是破坏团结的种种罪恶行为的根源。我们今天开这个大会,就是为了继续抗战,继续团结,继续进步。为了这个,就要取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就要制裁那些投降派、反动派,就要保护一切革命的同志、抗日的同志、抗日的人民。”⒇
  从七月三日至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多次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国内外形势、特别是统一战线工作。毛泽东在会上说:“在国民党开始进步时(由内战转到抗战时),全国团结统一空气高涨,妨碍统战开展的主要危险是关门主义。”“在国民党退步时(二月起)妨碍统战开展的危险,便是怕磨擦破坏统一战线。”“到磨擦到尖锐时的危险,可能最容易忘记同一性,易于忘记三民主义与统战策略。将来可能只顾磨擦忘记了统一性。目前党内要进行阶级教育。”(21)
  聂荣臻后来回忆:“当北方分局和晋察冀军区传达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后,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性反磨擦斗争,就在全边区展开了。”(22)
  八路军被迫进行还击的第一个目标,从粉碎张荫梧的进攻开始。
  八月上半月,乘八路军在艰苦环境中同围攻根据地的日军进行生死搏斗时,张荫梧又两次从背后袭击八路军,杀害八路军工作人员。八路军在反击中缴获张荫梧部下勾结日军共同向八路军进攻的密信。这种状况已使人忍无可忍。八月十五日,朱德和彭德怀联名致电刘伯承等并报毛泽东、王稼祥,提出对河北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的方针和部署,指出:对张荫梧这样的顽固分子要加以打击并全部歼灭之。这个意见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刘伯承接电后,在八月二十四日一举将张荫梧部大部歼灭,二十七日又全歼他的残部,共歼四千五百人,张荫梧只身逃跑。不久,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将张荫梧撤职查办。这对国民党内顽固派的反共活动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但在日军大举进攻面前,他对抗日的态度还是比较积极的,同时,他在正面战场的部队一再败退,也需要八路军在敌后帮他拖住日军的进攻,所以,他那时不反对,还多次主动要求八路军深入敌后积极活动。可是,当正面日军压力减轻以后,特别是看到八路军在敌后迅速壮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迅速扩大,他的态度就发生了急遽的变化。朱德对此曾作过生动的说明。他说:开始时,蒋介石让共产党、八路军到敌后去是想借刀杀人,象把孙猴子放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烧,看你活得成活不成。可是,他没有想到,共产党、八路军在敌后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迅速发展壮大起来,这下把他吓死了。

作者|王新生

○在边区境内各县,他们派驻有县长、县党部和保安队,在绥德地区还派了一个专门制造摩擦的专员。

  正当中国国内磨擦迭起的时候,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动。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纳粹德国在先后占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后,又向波兰大举进攻。九月三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国际形势的这种巨大变动对中国的抗战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九月七日,《新华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所写的社论《国际新形势与我国抗战》。社论中说:帝国主义战争扩大这一新的国际形势可能对中国抗战产生有利的和不利的影响。“然而,最主要的,是中国本身的问题。只要我们能始终坚持抗战到底国策,坚持内部团结,尤其是国共合作的方针,坚持力争全国进步的方针,那末,在有利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可以缩短时间,减少牺牲,而取得抗战的胜利,就是在更困难的形势下,我们同样可以而且一定能够克服一时困难,进而取得抗战的胜利。”
  九月十六日,毛泽东会见随同北路慰劳团来延安的中央社记者刘尊棋、《扫荡报》记者耿坚白和《新民报》记者张西洛。当记者问抗战的相持阶段是否到来时,他回答:“我以为,相持阶段是有条件地到来了。”当然,“说敌人的大规模战略进攻和我们的战略退却在一定条件下基本上已经停止,并不是说一切进攻的可能和一切退却的可能都没有了”。当记者问到所谓“限制异党”也就是各地磨擦的问题时,毛泽东激动起来了。他说:“共同抗日的党派就是友党,不是‘异党’。抗战中间有许多党派,党派的力量有大小,但是大家同在抗战,完全应该互相团结,而决不应该互相‘限制’”。“国民党、共产党,在政治上是有共同之点的,这就是抗日。所以现在是如何集中全力反日防日和反汪防汪的问题,而不是集中全力反共防共的问题。”由于记者问到共产党对待所谓磨擦的态度,毛泽东回答:“我可以率直地告诉你们,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对消力量的磨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末,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我们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任何共产党员不许超过自卫原则。”在这一年的早些时间,毛泽东已经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个原则,但那是在内部讲的,这一次是通过答三位记者问的形式第一次向全国公开宣布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态度,同时说明这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谈话最后,毛泽东把中共中央在七七宣言中提出的三大政治口号用更简洁的语言来表达,就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三大政治口号,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期的基本口号,在全国产生广泛的影响,帮助许多人清醒地认识到国内政治局势中正在步步上升的严重危机和分清是非的标准。
  几天后,毛泽东再次见到来延安访问的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斯诺一开始就讲到,他在重庆访问国民党一个将军,那个将军说:现在没有什么统一战线的问题,中国只有一个合法的党——国民党,一个合法的政府——国民政府,“边区政府”都是完全非法的,终究必被取消。他在西安又访问另一个将军,也是这样说:中国除国民党外,再没有其他合法的党了,共产党在与蒋委员长表示一致之后已不复存在,因此,现在是没有什么统一战线的问题的。毛泽东回答说:“中国早已有实际上的统一战线,在大多数人民的心中、口中、文字中、行动中,已也有了名义上的统一战线。”“别的政治集团怎么讲,我不知道,说到共产党,那末,从它诞生的一天起,它就是一个独立的政党,从来也没有过一天半天一小时或者一分钟放弃过它的独立性,从来也没有向什么个人或什么集团或什么党派屈服过。要共产党屈服,这大概是比上天还要困难些吧。”
  当谈到抗日和民主的关系时,毛泽东说:从抗战以来,国民党政策上的变化是不打内战而打日本了,但在民主民生方面,还是没有什么变化,依旧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独裁。“这种独裁引起了全国的不满,非得变更一下不可。”“现在全国人民都很着急,中国不改革政治,不实现民主,不但不能打胜日本,而且一定要亡国的。”(23)
  在这个时期中,毛泽东还会见了率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到延安访问的南北总团团长、国民党元老张继,北路团长贺衷寒、副团长王右瑜,国民党军骑兵第二军军长何柱国,著名抗日将领、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马占山,以及来自各国的友人。向他们广泛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战的决心和诚意。这对争取各方面的同情和合作有重要作用。

  武汉失守后,他认为这样下去,抗战胜利了,中国是共产党的;抗战失败了,中国是日本人的。③敌后抗日民主政权象雨后春笋地兴起,也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他不愿意看到以前的旧政权被根据地民众选举产生的新政权所替代,想把它重新夺回来。于是,他就设法派大批人员到华北敌后来“限共”、“溶共”,加强磨擦。这就严重恶化了抗战初期那种团结抗日的良好气氛。

原题《揭秘:1938—1942林彪在苏联四年与共产国际的神秘接触》

○陕甘宁边区境内各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同时存在着由我边区政府委派的县长、政府工作人员和由国民党省政府委派的县长、政府官员两套政权班子。

  到这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国内的政治局势越来越坏,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蒋介石越来越倾向于用军事手段向中国共产党进攻。十一月一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共产党之跋扈枭张,全无国家民族观念,只知乘机扩张势力,今后必益加甚。叛乱之期,当不在远。”实际上是,蒋介石使用军事手段向共产党进攻的日期“当不在远”了。这个月的十二日至二十日,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实际上确定了要以军事反共来代替政治溶共的方针,并制定《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日益恶化的形势使毛泽东十分焦虑。
  他清醒地看到:一场共产党人原来不希望看到的相当规模的武装冲突也许已难以避免。十一月十四日,他在陕甘宁边区党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谈到:“我们的团结是有条件的”,“假使把你的头割掉了,还讲什么团结啦?”“所以我们讲团结,在必要斗争的时候我们还要斗争,有了斗争也就会有团结。”(24)十一月中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出席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及华北地区斗争情况的汇报。汇报中谈到在当时国内外形势影响下,大资产阶级发生了严重的动摇,但在重庆的中产阶级,包括一些国民党元老却反对内战,“他们表现很活跃,敢于讲话”(25)。在华北坚持抗战的国民党将领也发出“再打内战就完了”(26)的呼声。这些,对毛泽东进一步考虑如何处理反磨擦问题也有启发。
  为了准备对付国民党内顽固分子的进攻,毛泽东越来越注意到必须争取中间势力(27)。这在他的统一战线思想中,是一个新的重要内容。
  他还特别强调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在十二月一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呼吁:“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应重复;而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造成,也决不能离开利用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帮助。中央盼望各级党委和全党同志,严重地注意这个问题。”(28)
  在一九三九年底至一九四○年春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山西、河北等地的军事进攻中,阎锡山于十二月在晋西发动的进攻新军决死第二纵队和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的事件最为严重。
  山西新军的正式名称是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它是一九三七年八月,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由薄一波以牺盟会负责人的名义向阎锡山建议,取得阎的同意后成立的。开始时先建立一个团,由薄一波任政治委员,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组建和领导的一支革命军队。新军成立后,很快发展到五十个团,协同八路军在敌后作战,起了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使阎锡山感到十分恐慌,决定用他长期控制下的山西旧军来消灭这支力量。晋西事件发生前,阎锡山在陕西宜川秋林镇召开晋绥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这时,和平妥协的危险已成为严重的危险。阎锡山在会上公开叫嚷:“天快下雨了,赶快准备雨伞。”山西党组织派人到延安向中共中央报告。毛泽东果断地指出:“阎锡山准备‘雨伞’,你们也赶快准备嘛。”(29)
  由于晋西是联结华北和西北的枢纽,是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往来的必经通道,“晋西斗争我们如失败,则影响整个华北”(30),因此,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个地区的反磨擦斗争。同其他地区不同的是,阎锡山还没有公开反共,晋西的磨擦斗争是以新旧军冲突的形式出现的。毛泽东紧紧抓住这个特点来制定斗争方针。他认为,晋西事件反映了山西旧派准备投降日寇的表面化,它的性质是对抗日的叛变,要“认清此种冲突可能扩大”,“对叛军进攻绝不让步,坚决有力地给予还击,并立即由新派提出反对叛军的口号,但不要反对阎。”(31)他要求八路军必须支持和帮助新军,但暂时不要提反对叛军的口号。对还没有下最后决心投降日本的阎锡山,毛泽东主张仍要积极争取他继续抗日,“在拥阎之下反阎”(32)。他强调“晋西斗争之胜利,依靠于正确政治方针,正确战略战术,强兵良将,缺一不可”。(33)薄一波回忆道:“那几年,我们就是根据这些明确的指示,结合山西的具体情况,部署和开展工作的”(34)。
  十二月底,晋西的斗争形势进一步复杂化。在阎锡山看来,在晋东南和晋东北地区,抗战派的力量比他们大,而在晋西南和晋西北地区,他们的力量比抗战派大,有可能把抗战派压服。因此,他们先以全力进攻晋西南,准备得手后再转而进攻晋西北。蒋介石又调中央军从晋东南方向积极配合,随时准备乘隙而入。这样,晋西成为八路军、中央军和阎军三大力量斗争的局面。毛泽东判断:“如此战新军失败,蒋必增强阎锡山,倚之为反共降日的华北支柱,那时就麻烦了;如此战新军胜利,可能使阎锡山转舵。”(35)他指出:“在拥阎讨逆口号之下,完全独立自主自筹给养,遇敌进攻则消灭之,这是整个山西的总方针。”(36)这时,晋西南新军采取坚决反击的方针,将前来进攻的旧军两个旅击溃。山西工作重点已转向保卫晋西北的斗争上。中共中央军委把李井泉从大青山根据地调来,加强对这个地区的领导。接着,要求已东进冀中的第一二○师准备调一个团到晋西北。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和王稼祥又致电贺龙、关向应:“你们的主要根据地是晋西北、绥德及吕梁山,望担起全部责任,师部宜即过来。”(37)第二天,他们致电八路军总部和第一二○师,明确指出:“胜利地进行这一斗争,保持山西抗战根据地在我手中,保持华北与西北的联系,这是目前中心问题。”电报要求第一二○师新三五八旅及晋西北新军即集中于适当地区,加强战备。同时要求:“贺、关立即出发到晋西北指挥战争,愈快愈好。”(38)
  一九四○年一月初,晋西南旧军封锁了吕梁山和中条山。晋西北的八路军新三五八旅和决死队在临县地区向晋西北旧军赵承绶反击,迫使他们在十三日夜退往晋西南地区。一月十八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山西问题,须候贺龙到晋西北后完全解决旧军残部,并建立政权,并准备派人去和平解决。”“现在阎有旧军三万余人在吕梁山脉,粮食困难。将来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旧军依靠中央军进攻我军;另一种可能就是和平解决;减少磨擦。我们的方针,不惜与中央军打,只有反磨擦才能取得存在与发展,要求最后划江而治。”(39)二月,贺龙、关向应率第一二○师主力从冀中返回晋西北,巩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不久,晋西北军政委员会和晋西北行政主任公署先后成立。军政委员会由贺龙任书记。行政公署由毛泽东推举著名爱国将领、晋西北新军总指挥续范亭为主任。
  这时,晋东南八路军和新军反击阎军孙楚部;八路军在太行反击朱怀冰部,都取得了重大胜利。国民党内顽固派发动的这场反共高潮已无法支持下去,接近偃旗息鼓。二月二十○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作了这样一个概括:“蒋在华北、西北、中原向我的攻势,经过我们几个月的坚决反攻,可以说基本上已把他的攻势打下去了。”(40)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中、下旬,蒋介石在陕西武功县召开军事会议。这次会议不再邀请八路军将领参加,这是他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方针发生变化的明显征兆。会议期间,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汪精卫由重庆潜逃出国投敌。这时,朱德、彭德怀已先后回到前方八路军总部。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彭德怀到西安同蒋介石商谈解决河北磨擦问题。二十四日,彭德怀偕同林伯渠、王明会见蒋介石,但蒋急于回重庆处理汪精卫外逃问题,约彭去重庆再谈。

图片 1

彭总对程潜说,那些制造摩擦的“顽固分子,是秘密的汪精卫,比公开的汪精卫还坏”。

  在激烈的反磨擦斗争中,党内外一些人有些担心,生怕统一战线发生破裂。因此,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对党内的指示。指示指出:
  “应使全党同志认识的,就是不要把各地发生的投降、反共、倒退等严重现象孤立起来看。对于这些现象,应认识其严重性,应坚决反抗之,应不被这些现象的威力所压倒。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如果没有坚决反抗这些现象的正确方针,如果听任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限共’和‘政治限共’发展下去,如果只从惧怕破裂统一战线一点设想,那末,抗战的前途就是危险的,投降和反共就将全国化,统一战线就有破裂的危险。”“党的任务就在于:一方面,坚决反抗投降派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又一方面,积极发展全国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力争国民党中的大多数,力争中间阶层,力争抗战军队中的同情者,力争民众运动的深入,力争知识分子,力争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抗日武装、抗日政权的发展,力争党的巩固和进步。如此双管齐下,就有可能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危险并争取时局的好转前途。所以,力争时局好转,同时提起可能发生突然事变(在目前是局部的、地方性的突然事变)的警觉性,这就是党的目前政策的总方针。”(41)
  为了支持和配合全国范围的反投降、反磨擦斗争,延安民众召开讨汪大会。毛泽东到会发表演讲,号召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他说:“我们今天开会还要向全国人民表明一种态度,这就是为了抗日,全国人民的团结和进步是必要的。”针对蒋介石只讲抗日、不讲团结和进步的错误方针,他指出:“没有真正的、坚强的团结,没有迅速的、切实的进步,怎能坚持抗日?”他批驳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统一论,是统一于分裂,统一于倒退,所以是假统一;强调我们的统一论“是以抗战、团结、进步三件事做基础的”。②大会一致通过毛泽东为大会起草的讨汪通电,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为挽救时局危机争取抗战胜利的十点要求。
  反磨擦斗争,对中国共产党说来,毕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自卫行动,因此,在可能条件下就力求适可而止。一九四○年三月,在日本支持下,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权。蒋介石和日伪的矛盾更加激化。毛泽东及时提出对国民党顽固派实行军事上的休战,政治上开展和平攻势,并加强争取中间力量的工作。
  在山西,据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处长王世英报告:阎内部对新军和战主张尚不一致,而阎本人则觉解决新军已非己力所能为,对勾结中央亦尚有顾虑。(42)
  中共中央加紧了对阎锡山的工作。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贺龙、关向应:“以后对外立词,请注意和缓些。”“你们准备派两个团向南行动,现不适宜,谅已停止。如未停止,请即设法停止退回来。”(43)第二天,毛泽东写了给阎锡山的信,表示希望和平解决晋西事件。并决定派萧劲光和王若飞为代表赴秋林镇会晤阎锡山。二月二十五日,萧劲光、王若飞带着毛泽东写给阎锡山的这封亲笔信到达秋林镇同阎谈判,受到极大欢迎。“阎公开说,他是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力量,他之存在是于团结有利的。”并且表示:“已令各军停止军事行动及政治攻击。”(44)经过谈判,双方实际上达成划区作战协议:在晋西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的公路为分界线,晋西南为阎军活动区域,晋西北为八路军的活动区域。对阎锡山的争取工作是富有成效的,在国民党顽固派后来发动的反共高潮中,阎基本上采取中立态度,同中共保持了合作的局面。
  与此同时,在河北等地,八路军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谈判后达成协议:以临屯公路和长治、平顺、磁县之线为界,以南为国民党防区,以北为八路军防区。
  八路军反磨擦斗争的胜利,也推动了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在重庆,正在进行的两党谈判中,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再三向中共谈判代表申明:“决不会投降,请你们相信我们”。同时不再提八路军扩军人事归国民党中央管理。对于这次反磨擦斗争取得的胜利,毛泽东充分肯定它的重大意义。他在中央会议上说:在国共关系中,“抗战以来最大的胜利就是防线的划定,现在我党的力量可以起半决定作用”。(45)

  彭德怀到重庆同蒋介石会谈时,蒋公开采取偏袒鹿钟麟的态度,强调要维持国民党政府原来在河北的行政系统,八路军只能,向省府推荐行政人员;同时,提出由程潜、卫立煌派大员同彭一起去河北调查解决磨擦问题。④中国共产党是愿意通过这种共同调查的办法来解决磨擦问题的。因此,彭德怀便到洛阳去会见程、卫。程潜原来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这时已决定调任天水行营主任,遗缺由卫立煌接任。一月中旬彭德怀到洛阳时,他们二人正忙于交接工作。程潜决定派天水行营高级参议刘古风和彭德怀同去河北,调查处理磨擦问题。

建国后林彪戎装照

○有位军长召集联保主任训话时,还不加掩饰地叫嚣:“宁亡于日,不亡于共。”

  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是第一位的;国内的阶级矛盾仍然存在,但阶级斗争必须服从民族斗争。由于蒋介石和国民党实行反共和反民主的政策,国内的阶级矛盾有时还相当尖锐。如何处理好国共之间的关系?这是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的重要而复杂的问题。观察形势,分析形势,都离不开这个问题。
  经过打退这次反共高潮的实践,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的策略思想获得重大发展。三月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共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提出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策略原则,并从理论上作出高度的概括,突出的是强调争取中间势力的重要性和对顽固派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他指出:“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在讲话中,毛泽东着重分析和阐述了争取中间势力的极大重要性。他说:“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争取开明绅士,争取地方实力派。这是不同的三部分人,但都是目前时局中的中间派。”“上述三部分中间势力,我们的政策都是争取他们。”“中间派的态度是容易动摇的,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分化;我们应针对着他们的动摇态度,向他们进行适当的说服和批评。”他还指出:“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但是必须在一定条件下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这些条件是:(1)我们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们的利益;(3)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没有这些条件,中间势力就会动摇起来,便不能把他们争取过来。“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
  后来,他在致萧向荣的信中写道:“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头几个月,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绅士的态度是否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有区别,还不能明显地看出来,到今年三月就可以看出来了,请参看三月十一日我的那个《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46)
  针对反共顽固派一方面主张团结抗日;一方面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特点,毛泽东提出要用革命的两手来对付,既争取他们留在革命队伍中,又要同他们作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坚决斗争。他说:“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同顽固派的斗争,不但是为了防御他们的进攻,以便保护进步势力不受损失,并使进步势力继续发展;同时,还为了延长他们抗日的时间,并保持我们同他们的合作,避免大内战的发生。”
  他强调,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同顽固派斗争,要注意三个原则: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决不可无故进攻人家,也决不可在被人家攻击时不予还击。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第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这就是斗争的局部性。第三是休战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该适可而止,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地斗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这就是每一斗争的暂时性。毛泽东将这三个原则归结起来,就叫做“有理、有利、有节”。
  毛泽东提出的这些重要策略原则,对全党在复杂的斗争中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巩固与发展统一战线确实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参谋长李达在回忆录中写道:“回顾反磨擦斗争这段历史,使我更深刻地体会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维持,是贯彻执行我们党的既联合又斗争,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的政策策略而取得的。当时,大敌当前,一切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也是国共两党实现合作的条件和基础。只讲团结,不作必要的斗争,统一战线也不能够维持。”“正是由于我们坚决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因而赢得了广大人民和中间势力的拥护与同情,积蓄和发展了抗日力量。”(47)
  ① 周恩来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9年1月21日。
  ②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39年1月5日。
  ③ 《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宣言》,《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547页。
  ④ 《关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554页。
  ⑤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39年2月28日。
  ⑥ 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讲演记录,1939年2月5日。
  ⑦ 中央书记处致南方局的电报,1939年2月6日。
  ⑧ 毛泽东、王明致国民参政会转蒋介石的电报,1939年2月12日。
  ⑨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39年2月8日。
  ⑩ 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讲演记录,1939年2月5日。
  ⑾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39年4月26日。
  ⑿毛泽东在延安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9年4月29日。
  ⒀《新中华报》,1939年5月10日。
  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39年2月8日。
  ⒂《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235、236页。
  ⒃《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235、236页。
  ⒄《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254、255页。
  ⒅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147页。
  ⒆毛泽东在边区县区长联席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9年7月12日。
  ⒇《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77、578页。
  (21)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9年8月24日。
  (22)《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452页。
  (23)毛泽东和斯诺谈话记录,1939年9月24日。
  (24)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党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记录稿,1939年11月14日。
  (25)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9年11月。
  (26)《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32页。
  (27)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9年11月。
  (2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620页。
  (29)薄一波:《领袖·元帅·战友》,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7、8页。
  (30)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德、彭德怀等的电报,1939年12月26日。
  (31)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德、左权、彭德怀的电报,1939年12月6日。
  (32)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9年12月23日。
  (33)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彭、杨、左的电报,1939年12月28日。
  (34)薄一波:《领袖·元帅·战友》,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7、8页。
  (35)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彭、杨、贺、关电,1939年12月23日。
  (35)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彭、杨、贺、关、彭、罗、赵、陈、林电,1939年12月28日。
  (36)毛泽东、王稼祥致贺龙、关向应电,1939年12月30日。
  (37)毛泽东、王稼祥致八路军总部和120师电,1939年12月31日。
  (38)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0年1月18日。
  (39)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40年2月20日。
  (4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12、713,716、717页。
  (4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12、713,716、717页。
  (42)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彭、杨、贺、关电,1940年1月31日。
  (43)毛泽东、王稼祥致贺、关并告朱、彭电,1940年2月22日。
  (44)中央及军委致朱、彭、杨等并转告新军各领袖电,1940年3月5日。
  (45)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0年3月23日。
  (46)《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61—162页。
  (47)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168页。

  一九三九年元旦,中共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北版在山西沁县创刊。创刊号上发表朱德的《迎接一九三九年》一文,强调:“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争取抗战胜利的最重要的保证。”他针对蒋介石、阎锡山压制敌后民众运动的企图,指出:为了在华北长期支持抗战,“今天的问题不是将已有的民众运动组织加以取消的问题,而是将已有的组织加以培植与扶助,未有组织的,加以组织起来,树立起一支伟大的力量,使他们积极的援助政府与军队的抗战工作。这乃是最迫不容缓的任务。只有这样做去,才有利于国家民族。”

林彪与共产国际

斗争形势和有利条件

  这一天,由山西第三、第五行政专员公署在沁县联合召开有数万人参加的晋东南各界“拥蒋反汪”大会,朱德在会上讲话,痛斥汪精卫的卖国投降活动,表示支持蒋介石继续抗日,强调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蒋介石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公开驳斥了日本近卫首相的诱降声明;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他又主持国民党中常会临时会议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的国民党党籍,并撤除汪的一切职务。朱德及晋东南各界人士支持拥护的就是蒋介石继续抗日的这一面。

1938年冬,林彪到苏联治伤,直到1942年初才回国。从俄罗斯公布的档案资料看,林彪在苏联期间除了治伤之外,还参加了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问题的工作。特别是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就如何处理国共关系危机,林彪两次提出书面意见,并同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面谈,对共产国际的有关决策产生了一定影响。林彪的意见,现在看来,有一些是正确的,也有不少是错误的。他在共产国际的活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共产国际解散的内在因素。

摩擦与反摩擦斗争,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斗争的特殊形式。这一斗争之所以不可避免,在于阶级矛盾的客观存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矛盾是错综复杂的。起主导作用的是中华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但是由于国民党主要领导集团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并没有放弃反共反人民的立场,阶级矛盾依然存在,并且在一定条件下还很尖锐。这就是反共顽固派制造摩擦的根源。反共摩擦既不可避免,我党我军的反摩擦也势在必行。因为它不仅直接关系边区的巩固和安全,也直接关系着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否坚持,关系到全民族抗战的根本方向,这是一个原则性、政策性都十分强的问题。

  但是,蒋在抗日的同时,又要限共,把抗战初期的联共抗日变成限共抗日,特别是极端无理地要取消在华北敌后已经发展起来的抗日民众运动,要取消已由当地民众选举产生、在工作中卓有成效的抗日民主政权,要把长期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赶出河北。这就使河北,特别是冀中和冀南,出现了异常复杂的局面。

  • 第一次接触:向季米特洛夫汇报六届六中全会情况

对于抗日战争中正确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在我们党内是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的。一九三七年八月召开的洛川会议上,在确定动员一切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组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的同时,毛泽东同志就明确指出,我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对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立场要坚持高度的警惕性。同年十一月,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中,他又着重论述了这个问题。针对当时党内一度右倾思想抬头,他号召全党都不要忘记陈独秀投降主义导致革命归于失败的血的教训。他的这些思想,后来就发展形成了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始终坚持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基本方针和策略。在这年年底,刚从苏联回国的王明,以共产国际代表自居,从极“左”一下子跳到极右,在十二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专题演说,批评党的正确主张,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这以后,他还到处散布这一套错误理论。有一天,王明在延安的一次并没有国民党人在场的群众大会上讲话,一口一个要“服从蒋委员长”,引起同志们的反感。有些同志边听边掰手指头计算着,他这次讲话竟然喊了二十五个“蒋委员长”。不久,他到武汉工作,几次提出要把党中央搬到武汉去,不主张建立农村根据地,不要独立自主的武装斗争。一九三八年九月,党中央通知他回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听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他不仅推故不参加,反而无理要求把六届六中全会搬到武汉去开。毛泽东听了,非常生气地说:我就坐镇清凉山,哪里也不去!这次全会认真清算了王明的右倾言论,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毛泽东在为会议作结论时,深刻地剖析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类错误口号的实质,明确提出:“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八路军在华北敌后积极活动,对日本侵略军的打击很沉重。日军看起来占领了整个华北,但他们自己也承认,“实际上势力所及只限于重要城市周围及狭窄的铁路沿线地区,仅仅是‘点和线’,其它大部是‘匪’占地区”。

林彪到苏联后,和共产国际的第一次接触是在1939年2月14日,向季米特洛夫汇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情况,并转交了全会的文件。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是领导各抗日根据地和全国人民实行抗战的大本营,又是八路军的总后方。对此,反共顽固派又恨又怕。八年抗战中,他们在边区内外制造的摩擦事件,几乎没有一天中断过。在他们掀起的三次反共高潮中,每次都把矛头指向陕甘宁边区,尤其是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更是把进攻陕甘宁边区作为他们反共的一个突出重点。据不完全的统计,从一九三八年底至一九四四年春,顽固派对边区发动武装进攻二百七十五次,抢劫骚扰四百五十七次,暗杀、诱逃、拘捕人员二百九十五次。

  ⑤他们认为,“为了保证安定,仅保持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是在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召开的。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进行了15个月以后召开的非常重要的会议。会议决定,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用长期合作来支持长期战争;同时,要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毛泽东在全会的总结中批判了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的错误主张。

当时,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的南边、西边、北边驻有四十多万大军,计有十九个步兵军和两个骑兵军,还有地方武装三个保安旅和十七个保安队。其中势力最雄厚也最顽固的是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的部队。这么庞大的兵力,不用于抗日,而是用来封锁和破坏边区。在边区境内各县,他们派驻有县长、县党部和保安队,在绥德地区还派了一个专门制造摩擦的专员。此外,他们还派遣大批特务,潜藏在边区境内破坏捣乱。毛泽东在一份电文中曾经这样写道:“谋我者处心积虑,百计并施,点线工作布于内,武装摧残发于外,造作谣言,则有千百件之情报,实行破坏,则有无数队之特工。”这种严峻而又复杂的斗争形势,使我们产生了“山雨欲来”的强烈预感。

  ‘线’的占领无何意义。必须保持‘面’的占领,使华北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能独立经营。尤其应该承担开发和获得日本国内扩大生产所需重要资源的重任??以武力为中心的讨伐肃正乃是保证实现安定的首要条件,治安建设的根本方针在于显示‘皇军的绝对威力’。”⑥日本的华北方面军制定了治安肃正计划,企图改善华北的“治安”状况,只是苦于乓力不足。“但到汉口作战结束以后,由于所需兵力得到增援,此项工作始得逐渐具体化”。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结束的前一天,即1938年11月5日,中共中央曾以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的名义致电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报告了会议的主要情况。但会议形成的各种文件由于交通的原因,尚未送到共产国际。同时,六届六中全会批判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据王明称是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对此不能不慎重,需要派人向共产国际解释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具体执行情况,而林彪恰在会议结束一个多月后到苏联治伤,便承担了这项任务。

要应付这种局面,当时我们的困难是不少的,例如,防线长,兵员少,武器弹药缺,河防和剿匪任务繁重,等等。但是,我们也有不少有利条件,除了有边区政府的密切配合和边区人民的支援以外,一个最优越的条件就是:我们是在党中央身边,斗争中遇到什么难题,随时可以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报告,得到最直接的指导,和强有力的支持。

  ⑦从这时起,日军开始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极端残酷的反复“扫荡”。

在这次和季米特洛夫的会见中,林彪汇报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召开中共七大的决定。此外,林彪还汇报了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后方部队以及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人员数量、经费情况,并谈了面临的经费、武器、干部缺少等方面的困难。

当时,我是名正言顺的国民政府任命的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执掌陕甘宁边区的防务,所以,在处理陕甘宁边区的摩擦事件中,和国民党方面打交道的直接出面者是我,给国民党军政大员发电报交涉也大多是用我的名义。那些发给上至蒋介石、程潜、胡宗南,下至国民党的师长、专员、处长的电文,以及有关反摩擦斗争的声明、文章、布告等,基本上都是经过毛泽东亲自审阅、亲笔修改的,其中不少还是他亲自起草的。这使我有机会直接学习毛泽东伟大的战略策略思想和高超的斗争艺术,受到终身难忘的教益。这些珍贵的文电手稿共有一百四十多份,我曾将它们装订成册,从延安带到东北,从东北带到湖南,从湖南又带来北京,在身边珍藏了三十多年。这三十多年中,这两册文稿跟随我经历了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也经历了十年内乱。一直到一九七六年四月,我才把这些文稿上送给毛泽东。我在同时附上的信中写道:“我在延安,在主席直接领导下工作八年之久,这是我一生革命经历中受主席教诲最经常、最深刻的一个时期”,“这两本文稿,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是重要的历史文献。我已七十有三,一旦由我失落,是无法弥补的损失。经过反复思忖,我决心把这两本文稿,敬呈主席,以尽心意。”现在,这些文稿在中央档案馆保存着。

  如果蒋介石真以抗日大业为重,这时自然应该要求在敌后的国民党军队同八路军联合起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军,决不应该制造磨擦,自行削弱抗日力量。

就在林彪到达苏联之际,国共关系出现了恶化。国民党于1939年1月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会后,国民党成立反共的“特别委员会”,陆续制定和秘密颁发《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从1938年冬开始,国民党在陕甘宁、华北、山东、华中等地不断制造反共军事磨擦,袭击八路军、新四军后方机关,残害共产党员、干部、战士和当地群众。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出现新的危机。1939年5月7日,中共中央通过乌鲁木齐的电台转发给季米特洛夫的电报,通报了国民党的反共动向。5月1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和季米特洛夫、曼伊尔斯基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告知:“5月底将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共六中全会以来由于国内和国际局势发生变动和变化而出现的当前的政治形势。”并说:“在随后的电报里我们将开始向你们定期通报国共关系、军事形势、八路军和新四军状况、中共在全国的活动问题。”电报请求共产国际给予指示。

今天,在回忆自己一生走过的革命道路的时候,我感到很有必要把自己的这段难忘的经历如实记下,把我对毛泽东指导反摩擦斗争的所见所闻详细地介绍给大家,以图使我们的子孙后代从中体会我党在抗日战争中为维护统一战线的卓绝努力,从中体会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沤心沥血所作的伟大贡献。

  可是,蒋介石却把党派利益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不借削弱抗日力量,在敌后以至全国推行反共方针。他在一九三八年六月任命鹿钟麟为河北省政府主席和河北省保安司令后,又在十二月四日任命鹿担任冀察战区总司令。

  • 共产国际成立中共中央文献资料研究小组 林彪名列其中

  十二月十二日,决定将原来驻在山东的第十军团石友三部开往冀南,归鹿指挥。二十九日,也就是彭德怀在重庆同蒋介石商谈解决河北磨擦问题的第二大,重庆政府军令部正式颁布冀察战区的战斗序列,下辖:第九十七军朱怀冰部;第十军团石友三部;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部;豫东游击司令孙殿英部;河北保北保安团及冀察各游击队。⑧这样,把驻在豫北的国民党部队中力量最强的朱怀冰部也列入冀察战区。将重兵陆续调集到这个地区,显然是国民党当局扩大河北磨擦的重要步骤。

5月20日晚上,任弼时、林彪到季米特洛夫处谈中国问题。这说明,林彪开始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活动。这次会见,议定了给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底会议的建议。5月21日,季米特洛夫根据同任弼时、林彪议定的建议内容给中共中央回电,认为:“现在,当投降派和反共派在国内展开破坏活动,汪精卫与日本人进行谈判时,最大的危险是国民党可能投降,可能出现新的慕尼黑。因此,党应该把全部火力集中于反对在蒋介石周围、国民党内外和军队的投降派。”具体策略为:“党应该更加紧密地联系爱国进步人士以及广大的国民党党员,和他们一起依靠人民群众,孤立投降派和反共派。”季米特洛夫还特意强调:“动员群众,加强国共合作是同投降派和反共派作斗争的最好方式。在开展反投降斗争,公开揭露反共运动的叛卖性质的同时,党不应给人提供破坏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实,而要不顾一切千方百计地扩大和巩固民族战线。”

  尽管朱德一再派人同鹿钟麟商讨解决河北磨擦问题。鹿在口头上也讲团结抗战,但行动上却不断制造事端,加剧磨擦。进入一九三九年后,令人痛心的河北磨擦事件层出不穷,情况日益严重。面对这种使人不安的状况,一月七日,朱德致电鹿钟麟指出:“最近各地发生武装冲突,逼收政权、互相残害之惊人事件层见迭出。”

5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部长古利亚耶夫报请曼努伊尔斯基批准,成立中共中央文献资料研究小组。这个小组由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高级顾问莫尔德维诺夫领导,成员有13人,林彪名列其中。

  “目前一切问题,弟已电令敝部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治主任邓小平就近与兄相商,共同解决。必须以国家民族为前提,遇事相商,采取互助互让办法,勿使事端扩大,集中力量以对外敌,实为当前之急务。”“彭德怀同志此次赴渝谒委座,对华北问题已得面谕,并曾示以各方文电。委员长决定电程、卫司令长官派大员,协彭德怀同志到兄处共同商决办理一切,想必能更彻底解决,精诚一致,共赴危难。”

6月5日,中共中央文献资料研究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了小组的工作计划。7月5日,根据季米特洛夫的指示,该小组改为中国问题小组。

  这时,日军正集中约三万人的兵力,准备分十一路“扫荡”冀南。尽管大敌当前,鹿钟麟仍只想“取得冀南,再进而攫取冀中,分割晋察冀边区。”

莫尔德维诺夫在7月8日的小组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中共的报刊总是过分强调国共两党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同等地位、国共两党领袖即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同等地位,过多地描写八路军、新四军的胜利和边区的扩大;在处于国民党政府影响之下的那些地区的群众工作,总是带有争夺对群众组织的领导权,而不是扩大和巩固已存在的由国民党领导的组织、工会、“三民主义青年团”。对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议中所说的停止在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中的地下工作,莫尔德维诺夫认为这意味着在全会之前,中共进行过这种工作。并认为如果这样的话,中共就是重犯了1925年至1927年的错误。中共在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建立了地下支部,最后导致了“三二○事变”。

  ⑨彭德怀进见蒋介石也好,朱德致电鹿钟麟也好,都不能扭转对方积极反共的既定方针。

莫尔德维诺夫提出,如果蒋介石今后继续抗日,并且没有与敌进行勾结的条件,中共就应该竭尽全力帮助蒋介石,在这场战争中坚决支持到底。共产党在政府中和在国民党中地位的加强,不仅不能加强中国的抗战力量,而相反,会削弱抗战力量。中国的资产阶级、中国的地主和将军们,都是准备参加和将参加抗战到底的。但如果他们面临选择,是要共产党人还是要日本人,那么,很多人将会动摇。很多人会选择日本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选择共产党人都只能是少数。这就是说,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政策应该是不使人提出这些问题。

  局势还在继续恶化。一月十日,国民党当局任命一向顽固反共的石友三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十一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一五师正规部队归还第二战区,游击部队分别归冀察战区及苏鲁战区指挥。也就是说:限定八路军不得在河北、察哈尔、山东活动,反而要将这些地区内经过八路军长期艰苦工作所发展起来的游击队,统统划归国民党军队指挥。这自然是欺人太甚的无理要求,鹿钟麟又“企图乘机扩充势力,武力接取关卡、政权。”⑩在对方采取如此蛮横态度的情况下,一月十四日刘伯承遵照朱德指示同鹿钟麟所进行的第三次谈判当然不会取得什么结果。

对于顽固派提出的取消陕甘宁边区的问题,莫尔德维诺夫认为,边区的存在违背了中国的法律,它不会加强中国共产党,而会分散中共的主要力量。边区在建立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曾经发挥过很大作用,但现在起着相反的作用,不是在加强,而是在削弱民族统一战线。那么,就应该取消它,或者根据这样的原则改组它。日本随时都可以占领这个地区。

  面对这种咄咄逼人的局势,朱德不得不作出相应的但仍很克制的部署。

  • 莫尔德维诺夫关于中国统一战线问题认识错误 林彪表示反对

  他命令:八路军及各游击队积极向日占区活动,粉碎日军对冀中、冀南的进攻;第一一五师直属队及六八六团进入冀鲁边区,由罗荣桓率干部去山东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帮助整理山东纵队;调整各新编部队,加紧对整个部队的统一战线及军政教育,增强战斗力;加强对友军的联络工作,争取多数,孤立少数顽固分子;深入与巩固各地党的工作及群众工作,纠正统一战线工作中的缺点,反对关门主义;同时,对鹿钟麟准备作某些无害大局的让步,以求得减少磨擦。(11)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使国内政治局势发生重大逆转,国民党政策重点逐渐从对外转向对内,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不久,制订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成立了“防共委员会”;又颁布《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等文件。从此全国各地,尤其是河北,磨擦事件日益增多,性质也日益严重。

莫尔德维诺夫关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意见明显是错误的,是十足的右倾观点。虽然这只是他个人的观点,但其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干部部高级顾问,是会影响一些人的,说明在共产国际内确有一部分人,对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存在不正确的认识。

  朱德对此立刻作出反应。一月三十一日,他和八路军其他重要将领致电延安,请转发致蒋介石电,电文说:“自防止异党活动办法流行以来,各地磨擦纷起,冲突时有,力量抵消,莫此为甚。”他们要求蒋介石“明令禁止防止异党办法之流行,并对抗日阵营中之矛盾现象作彻底之调整,对暗藏之汪派作彻底之清洗,用以巩固团结,加强抗战力量,则俾益抗战实力多多矣。”

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在中国问题小组会上的发言中指出:蒋介石会继续同日本作战,但取决于外国的援助和同日本作战的情况,如果遭到挫折或失败,或者其周围的人或英国压迫他投降,他就会动摇。我们应该集中火力反对投降派和媾和运动,清除各种失败主义情绪,反对投降派,孤立国民党内的投降派,并逐步把他们从民族统一战线的队伍中清除出去。

  (12)在国民党五中全会开会期间,日军正向冀南、冀中进行残酷的“扫荡”。

任弼时认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合作出现磨擦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个统一战线联合了各种不同的、相互对立的和敌对的阶级。国共合作不可能没有磨擦。因为这两个政党之间打了十年的仗。国民党和共产党所代表的阶级,就其利益而言,是矛盾的。发展和巩固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实现。

  他们企图在青纱帐起来以前消灭河北平原地区的抗日游击队,然后转向山地进攻,从而完成巩固华北占领区的任务。(13)一月下旬,彭德怀陪同程潜所派的天水行营高级参议刘古风到达八路军总部。这时,朱德正忙于指挥部队准备消灭一股进犯晋东南的辽县的日军。这股日军约二千余人,朱德分析他们的目的是配合冀中、冀南的“扫荡”,扩大平汉铁路两侧的占领地区,以保障平汉铁路的安全。(14)这股敌人被击退后,朱德发现日军还准备对晋南发动进攻。晋南是卫立煌防区。在当时磨擦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卫立煌能够坚持抗战,不搞磨擦,是真正共同抗日的友军。朱德非常关心他们的安全。

针对顽固派提出取消陕甘宁边区问题,任弼时表示反对。他指出:如果取消边区,国民党还会向我们提出更多的要求,还会要求取消八路军和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就无处安身,过去苏维埃运动的经验表明,中共中央位于作战地区就不能对全国的政治生活产生影响。取消边区就意味着国民党军队开进这个地区,改组边区政府,把分得的土地还给地主,共产党逐渐丧失所有过去的成果。中共中央决不能迁往重庆,因为那里不能保证自由。同时,中共在那里没有地方创办学校,培养干部,特别是党的干部和游击队的干部。

  二月二日,朱德致电卫立煌,告诉他“翼城已陷敌手”,日军在同蒲线南段不断增加兵力,有进犯晋南模样,“实堪注意,请饬晋南各友军严为防范。”

林彪在中国问题小组会上作了较长发言,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可以在战争中得到巩固。越是顽强地继续抗战,统一战线就会越巩固。在两年的战争过程中,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了,中国人的自信心也增强了。以前许多中国人惧怕日本人,而现在这种恐惧感大大减少了。关于国共磨擦问题,林彪赞成任弼时的意见,认为国共磨擦和冲突是不能彻底根除的,中国共产党有实力,它才有资格与国民党谈统一战线问题。应该避免不必要的磨擦和冲突,但不能靠一味的让步来调节冲突,而不得不以磨擦反磨擦。否则他们就会得寸进尺,要求我们取消边区,然后取消八路军,再后取消共产党。有时,以磨擦反磨擦会取得积极的效果。

  (15)

讲到这里时,莫尔德维诺夫插话,要求林彪举例说明。林彪以山东国共军队磨擦为例,说:“一开始我们避免发生冲突,但他们却更加猛烈地进攻我们。后来我们决定消灭他们,结果由三个团组成的这支队伍变成了三个连。此后他们老实了。后来日本人进攻他们,他们没有退路,我们就接收了他们,并让他们驻扎在一个最可靠的地区,这样他们对我们的态度也变好了。”林彪表示,他也赞同任弼时关于陕甘宁边区命运的意见,认为取消边区弊大于利:第一,取消边区并不能根除磨擦;第二,也不能增强团结。尽管可能由于边区的存在而产生磨擦,但同时它也在推动国民党去抗日。若是取消边区确实能巩固统一战线,那当然可以取消它。但恐怕未必如此,如果不能达到两党更密切合作的目的,那么,顽固派就会更加趾高气扬。

  尽管军情如此紧张,彭德怀陪同刘古风来到八路军总部后,朱德仍立刻抽出时间来认真接待。他和彭德怀、杨尚昆、北方局军事部部长朱瑞等商量了一个同鹿钟麟谈判的纲领,力争在此基础上恢复双方的团结合作,并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作了报告。这个纲领坚持巩固并扩大抗日根据地、发动民众、武装民众、两党合作、共赴国难、开放民主、改善民生、实行减租减息等原则,提出了合理的财政经济政策;同时,在统一行政、实行合理的统一军事指挥等问题上作了必要的让步。(16)二月中旬,彭德怀带着这个谈判纲领同刘古风来到冀南找鹿钟麟,不料,日军开始“扫荡”冀南时,鹿钟麟的部队同敌人接触三、四次后损失不小,连电台也丢了,便丢下地盘,“落荒而走”,逃过平汉铁路,躲进山区安全地带,(17)不但当地的干部、群众无法找到他,就连按蒋介石电令委派的刘古风和专程前来同他商谈合作抗日问题的彭德怀,在冀南转来转去,也打听不到他的行踪。这些热心于磨擦而缺乏群众基础的国民党军队来到冀南后,在日军面前竟那样地不堪一击!由于反“扫荡”战斗越来越剧烈,彭德怀只能留在当地指挥作战,刘古风虽然没有完成使命,也只好空手回去。直到八路军、游击队和根据地民众粉碎了日军这次“扫荡”后,鹿钟麟才再次露面。

莫尔德维诺夫担心地问:“如果边区被日本人占领,那么,我们的机关、学校去哪里?”“如果延安城丢失,那会怎么样呢?”

  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在日军“扫荡”期间,鹿钟麟的部下对抗日那样无能,对制造磨擦却并未放松。二月上旬八路军汪乃贵支队在束鹿附近同日军作战时,该支队第一营第九连因失去联络,遭到鹿的部下袭击。该连政治指导员何宜桥、排长一人、班长四人、战士十五人及带路的老百姓二人被杀,长、短枪二十一支被缴。鹿钟麟所属的赵云祥部在一、二月份内活埋八路军通讯员、地方工作人员二十余名,到处吊打地方行政人员和医务人员,挖去八路军埋藏的经费、机器多件。三月份,该部又活埋八路军第五支队副官、侦察员数名。(18)朱德将这些情况报告蒋介石、程潜、阎锡山、卫立煌,要求他们严厉制止这种破坏抗战的反共罪行,却被搁置不理。

林彪回答:“这一点早在去年(日本人进攻边区的时候)我们就预见到了。我们已经准备了一个地方,储备了粮食,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将党政机关转移到事先准备好的地方,而这个地方离这些马氏将军的驻地更远些。”

  二月十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河北等地的磨擦日益加剧问题发出指示,首先指出:“敌后抗战形势要求军、政、党、民之一致,应由当地高级指挥官兼地方行政官。河北之磨擦原因,就在于军政不一致、鹿向八路军抢夺政权与地区所引起。因此,为真正统一指挥及统一行政起见,应坚决要求撤换鹿钟麟,以朱德为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主席。”三月四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再次发出关于对鹿钟麟的政策的指示,指出:“鹿在河北整个期间之行动,是有害抗战,破坏团结,阻碍三民主义之实施,分离军、政、党、民之一致,制造磨擦,使河北平原抗战根据地之巩固受到重大损害,而在敌人进攻时,鹿即放弃责任率队逃跑。我八路军则与敌血战,坚持河北抗战。彭亲赴冀南指挥并求与鹿见面讨论抗战办法,竟无法找到鹿之所在。因此鹿应受到澈职处分,以河北省政交与八路军及其他无恐日病有责任心之人员负担,否则河北前途甚为可危。”中共中央的这些意见,通过周恩来、叶剑英等转告国民党最高当局,但蒋介石却一意孤行,变本加厉地在河北制造磨擦事件。

林彪在中国问题小组会上的发言支持了任弼时的意见,形成了与会的中国同志与小组领导人莫尔德维诺夫在如何制止国共磨擦、巩固扩大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截然不同的意见。莫尔德维诺夫于8月19日写给季米特洛夫关于中国问题小组工作结果的报告中,虽然在许多问题上仍坚持自己的观点,但关于陕甘宁边区问题,不得不承认“陈林(即任弼时——笔者注)、林彪和毛泽民同志在发言中所引用的理由最有分量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地区对中共中央和分布在这个地区的那些学校的合法存在是必要的。同志们认为,[中共]中央驻扎在重庆是不安全的。驻扎在八路军或一般的日军后方,通讯联系就会遇到困难,中央的活动也会受限制。”任弼时、林彪以及其他中国同志的意见,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如何看待国共磨擦和中共关于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应该是起到了作用的。

  二月四日,国民党当局任命石友三兼任察哈尔省保安司令。十四日,任命张荫梧为河北省政府民政厅长。三月四日,委任石友三和第四十军军长庞炳勋为冀察战区副司令。针对中共提出的以朱代鹿主政河北的主张,他们在三月二十日任朱德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这个任命的真实意图,是要把八路军的活动范围局限于晋绥境内,不让它在河北发展。在国民党当局这种倒行逆施下,国共双方在河北的矛盾自然日趋激化,磨擦势必加剧。

  • 皖南事变后,林彪与共产国际交流 提出3点建议

  六月间,鹿钟麟同彭德怀会谈时,尽管八路军方面作出不少让步,鹿仍坚持要取消冀南主任公署,“最后无结果”。(19)朱德后来愤慨地说:“河北及各地抗日政权是人民自己赶走敌人、自己选举出来的。行政工作人员个个都不要钱,不怕死,天天背包袱,打游击”。“顽固分子一定说他不合法,要取消,另来一套。”“事实证明,敌后抗战坚持必须抗日政权的配合,如果把过去那些失职的官僚都搬到河北去当行政人员,成天两台花酒、四圈麻将,那立刻会断送一切。我们八路军对于此问题是当仁不让的。”(20)国民党顽固势力在河北制造的反共磨擦越来越肆无忌惮了。被称作“磨擦专家”的张荫梧更公开表示:“八路军怕统一战线破裂”,以为无论他们怎样为所欲为,中共方面也不敢进行反击。他尽力在八路军内部进行策反,制造了一个“柴恩波事件”。

1941年1月上旬,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季米特洛夫发去电报,报告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被国民党军重兵包围,“有被彻底消灭的危险。”同时还报告:“蒋介石派出20多个师,对我军在江苏、山东、安徽和湖北四省的游击根据地展开了广泛的进攻。他们准备在全国实行大逮捕和大屠杀,反动气焰极为嚣张。”表示:“我们准备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给予蒋介石所实行的这种广泛的进攻以有力的反攻。”

  柴恩波原是北洋军阀吴佩孚手下的连长,抗战开始后在冀中组织武装,一九三八年九月接受八路军改编,担任冀中军区独立第二支队司令。经张荫梧等人策动后叛变,被国民党当局委任为冀察游击军第一师师长。他公然扣押原该支队政委、政治部主任、参谋长、大队长等一百多名干部、战士,包围文安县抗日政府,逮捕该县县长,还经常残杀抗日干部、群众,无恶不作。

1月16日,季米特洛夫收到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立即同苏联领导人紧急磋商解决国共合作危机的办法,并征求在莫斯科的中国同志的意见。由于1940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结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将任弼时调回延安,林彪是留在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最高级别的干部,并在1939年7月参加中国问题小组,讨论过当时的国共关系问题,于是季米特洛夫将有关情况通报给林彪。

  后来又公开投降日本侵略者,做了汉奸。在柴恩波投降日本侵略者后,张荫梧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却公然为柴辩护,提出所谓“曲线救国论”。他说:柴恩波“为保存实力以施行曲线救国,已与日寇接洽,被委为冀中剿匪司令,名虽投敌,实际仍为本党作抗建工作,俟时机成熟,定率部反正。”(21)张荫梧本人也经常利用日军“扫荡”的机会,袭击八路军的后方。六月二十一日,他率部包围八路军驻河北深县刘家庄的部队,残酷杀害八路军指战员四百多人,这就是震惊国内的“深县事件”。事后,张荫梧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却说:“倭寇‘扫荡’八路,??在他人以为大难当前,在我以为军政展开的机会。”(22)对张荫梧这些日益变本加厉的反共活动,朱德实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不得不下令反击。六月二十二日,一举歼灭张部二千余人。他也致电蒋介石等,报告了“深县事件”的事实真相,要求他们彻查真情,制止张荫梧的罪恶行动,以免事态继续扩大。但朱德仍很有节制,希望鹿钟麟、张荫梧等能吸取教训,消弭磨擦,共同抗日。这时,贺龙已率一二○师主力到达冀中,朱德要求贺龙、聂荣臻、刘伯承等加强同鹿钟麟的联络,向他报告冀中、冀南的敌情和对日作战等情况。朱德指示他们,“加紧各方统一战线工作,团结抗日力量,克服目前困难;对一切顽固势力必须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反磨擦亦须适可而止。”(23)七月,日军开始对晋东南进行第二次九路围攻时,河北连降暴雨,水势猛涨,日军乘机掘堤放水,冀中、冀南尽成泽国。正当八路军在艰苦环境中同围攻根据地的日军进行生死搏斗的时候,“磨擦专家”张荫梧又在八月一日从背后袭击,派兵包围八路军驻中马峪村的赞皇工作团,捕杀八路军工作人员十余人,并将该工作团的公私财物及文件抢劫一空。十二日,张荫梧部三千余人再次袭击八路军赞皇工作团及独立支队第二大队。八路军在反击中缴获了张荫梧部下勾结日军共同向八路军进攻的密信。在这样确凿的证据面前,受害已久的当地八路军广大指战员和民众坚决要求清算张荫梧的罪行,为被杀害的兄弟报仇。

2月5日,林彪致信季米特洛夫,谈了他对皖南事变后中国时局的看法。

  八月十二日,朱德在晋东南各界纪念“八一三”暨追悼平江惨案殉难烈士大会上的讲话中,强烈谴责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的行为,指出,这是为日寇灭亡中国的反动目的服务的。他严正提出:政府要继续领导抗日,就要严厉制止这类投降派的活动。十五日,朱德和彭德怀联名致电蒋介石,义正词严地指出:“查张荫梧部已屡次肇祸于冀中、冀南,今值敌寇大举西犯时,又复迭次扣留,杀害、诬蔑职部”;要求蒋介石“迅予制止,彻底解决”。

林彪信中认为,蒋介石暂时还不会发动内战。理由是:中国十年内战时,共产党的力量比蒋介石小得多,但国民党未能消灭共产党和粉碎它的武装力量。现在国民党要对共产党发动内战,这意味着蒋介石必须动员比十年内战时期多得多的力量。这个他做不到。在国际上,美英希望借中国人之手继续对日作战,从而遏制日本人向南推进。因此,他们不希望中国向日本投降,不要求国共分裂,而是争取限制共产党人的活动和消耗他们的武装力量。

  同日,致电刘伯承等并报毛泽东、王稼祥,提出对河北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的方针和部署,指出:对张荫梧这样的顽固分子要加以打击并全部歼灭之。

林彪认为,但也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其一,国民党采取违背国家利益的行为,他们经常这样做,对皖南新四军的袭击就有可能意味着采取试图实行分批歼灭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策略。其二,发生美日战争,日本为了战胜美国,可能对蒋介石作出重大让步,而蒋介石从对日战争中腾出手来,会把其力量用到对付共产党人上。

  这个意见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刘伯承接电后,在二十四日一举将张荫梧部大部歼灭,二十六日又全歼他的残部,张荫梧只身逃跑。

至于国民党顽固派为什么选择新四军皖南部队作为袭击对象,林彪的分析是:新四军活动的地区是国民党在1927年执政后的基地。无论中国资产阶级和地主还是外国帝国主义者,都怕新四军在群众中的影响增大。新四军皖南部队是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系统中最薄弱的一环。它一方面面对日本的武装力量,另一方面面对国民党的武装力量。它离开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主力。同时不排除这种可能: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统一战线时期所犯的“左”倾错误,也是发生这次武装袭击的原因。

  在河北反共磨擦愈演愈烈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在山西的磨擦活动也开始升级。山西的情况和河北有所不同。八路军是在阎锡山处境十分困难的时候应邀开赴山西抗日前线的,并在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拖住日军的凌厉攻势,使山西境内的国民党军队得到重新整理和补充的机会。八路军又是正式列入第二战区序列的。山西的群众工作基础也比较好。因此,山西反共磨擦的重点不便直接指向八路军,而是主要针对山西新军决死队和牺盟会。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三月下旬至四月下旬,阎锡山在陕西宜川秋林镇召开一次山西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公开宣扬同日军和平妥协和反对共产党、八路军的言论;并企图取消新军的政治委员制度和新军里的共产党组织,由旧军来吞并新军,由于进步势力的抵抗,阎锡山的企图未能实现;但是,山西的政治气氛从此大变,磨擦事件日益严重。

关于国民党顽固派为什么选择在1941年1月发动皖南事变,林彪认为是因为中共想利用有利局势在1941年初召开七大,国民党顽固派认为如果他们在这个时候发动对新四军皖南部队的进攻,共产党就没有能力组织反击和开展反对国民党的政治运动,因为地方党组织的主要领导参加党的代表大会都不在。

  当时,山西顽固派制造一种舆论,说共产党、八路军力量的不断壮大是一种威胁,因此,必须进行“限共”、“防共”。朱德在一次公开会议上回答了这种论调。他说:我认为共产党、八路军的力量还是大小了,还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抗战两年来,共产党、八路军的确有相当的发展;但是,受到威胁的只是日本侵略军。如果以为共产党、八路军的力量太大了,要想“限共”,那就是限制抗日力量,帮助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要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24)到十一月间,国内的形势愈益严重。这个月的中旬,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由过去以“政治限共为主、军事限共为辅”,改变为以“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并发布《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会后调兵遣将,加紧对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山西新军的军事进攻,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对于中共在皖南事变后应采取的策略,林彪提出三点建议:1. 继续展开政治攻势。必须广泛地向人民说明,国民党顽固派在挑动内战。要证明,内战是向日本投降的桥梁。向日本投降意味着中华民族的灭亡,把中国变成殖民地,把中国人民变成殖民主义的奴隶。举行群众性示威游行,并利用一切宣传手段,唤起千百万群众和国民党进步人士反对内战,反对策划旨在阻止人民进行抗战的挑衅性武装行动。2. 在军事方面实行防御,但不放弃局部进攻,以向群众表明,我们在尽力避免内战。同时在确有把握取胜的情况下,不放弃武装反击,教训不自量力的内战挑拨者。实行这些举措都要从进一步巩固统一战线的需要出发。3. 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谈判,争取实现中国共产党的12条要求。如果在谈判中国民党要求新四军撤出长江以南地区,在换取另一个更为有利的地区情况下,可以同意。

  鉴于险恶的风暴即将来临,彭德怀在十月中旬受命去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情况,商讨对策;并在沿途视察八路军各部的准备情况,访问国民党军政大员程潜、卫立煌等。十二月四日,彭德怀在途中接到朱德、杨尚昆来电说: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后,“在华北重新调动力量与布置主力,企图限制我党、我军发展,估计今后磨擦将有更尖锐的展开。”电报中也告诉彭德怀,总部针对这种情况所进行的部署。(25)当彭德怀途经陕西宜川同阎锡山谈判的时候,阎锡山发动了进攻山西新军的“十二月事变”。因此,彭德怀在延安只匆匆停留了几天,就赶回山西。根据总部的部署,在晋南的阳城等斗争最激烈的地区,组织当地新军和八路军反击;日军的进攻。

林彪认为,在一些中共组织的共产党人当中和中共一些领导人那里,有过“左”的错误,致使国共关系变得更加紧张。如1937年底,当国民党部队从华北撤退时,八路军的某些负责人就曾倾向于解除国民党撤退部队的武装。这被预先制止了。当国民党军队处境危险时,我们的部队不是始终向它们提供援助,而主要是关心自己影响的扩大和部队人数的增加。

  正当局势日趋紧张的时刻,一个普通的日子——朱德的生日来到了。这一年朱德满五十三周岁,虚岁五十四岁。朱德一向反对为自己祝寿,但是,广大干部群众在内心里激荡着一种对自己总司令热爱的激情,纷纷提出要为朱德祝寿。尽管朱德本人坚决反对,总部也尽力劝阻各地军民不要派人前来祝寿,一再压缩庆祝规模,最后只在总部内开了个小型庆祝会;但是,各部队和地方党政机关、抗日团体仍发来许多贺电、贺信、贺幢和祝辞。朱德所在的党支部还送给他一面写有“模范党员”的贺幛。《新华日报》华北版这时也发表题为《庆祝朱副司令长官五十晋四诞辰》的社论,指出:“朱副司令长官及其统率下的第八路军,在华北敌后两年来的奋斗,已经获得了一万万民众的拥戴,也引起了日寇、汉奸及一切民族危害分子的惧怕和仇恨。每一个爱国人民都在热烈拥护朱副司令长官及其统率下的八路军,而日寇、汉奸及一切民族危害分子,则以危害朱副司令长官及其统率下的八路军为快。”“华北军民在今日热烈庆祝朱副司令长官的五十晋四诞辰,其真正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表示华北军民对朱副司令长官的衷心爱戴,而且在于,这一次的庆祝表示了华北军民对于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政治路线的热情拥护,表示了华北军民对于八路军的兄弟的友爱,表示了华北军民在新的艰苦环境中衷心接受朱副司令长官的领导,赞助八路军与中国共产党。”

  • 季米特洛夫对林彪的意见非常重视,并将林彪的信转给斯大林

  当天的《新华日报》华北版还发表陆定一写的《贺朱副司令长官五十四寿诞》的长文,赞颂朱德的功绩。(26)八路军总部在驻地的广场上搭了一个席棚,把各地寄来的贺信、贺幛、祝辞等张贴在里面,前去观看的人非常多。

林彪强调指出:在我们的同志当中,有人一直不想作出任何让步。他们很难作出妥协。

  (27)

林彪还说,中共着力于敌后分散的游击战,而不是正规战。他曾不止一次地请求中央允许组织对日本人的有力打击,但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只好自己主动在平型关进行作战。尽管平型关战斗中部队有很多牺牲,但这次胜利决定性地改变了当时在华北形成的危机局面,结果中国人民颂扬我们军队并坚信自己的力量。林彪自豪地说:这就是为什么中共中央至今一直利用这次战斗作为宣传鼓动的资本。在我们的所有文件中只举出这次大的战斗,而进行这种战斗的机会在过去和现在还很多。而这种战斗,无论对于赢得蒋介石的抗日立场和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还是赢得八路军作为中国抗日军队之一的声誉,都是有必要进行的。

  当时正在大行的作家访问团的杨朔写了一首《寿朱德将军》的诗:立马太行旗飐红,雪云漠漠飒天风。

对于上述批评,林彪声明是个人意见,建议共产国际在“评价与袭击新四军有关的事件时,应该考虑到这一点”。

  将军自有臂如铁,力挽狂澜万古雄。

林彪这封信,判断蒋介石还不会发动内战,提出应采取的三个策略,以及对国民党顽固派为什么发动对新四军皖南部队围攻的分析,都是正确的。但是,他认为一些共产党人和一些中共领导人坚持不进行正规战,而是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壮大自己力量,建立抗日根据地的策略方针,犯了“左”倾错误,致使国共关系变得更加紧张的观点,是非常错误的,对共产国际正确判断国共关系产生了不利影响。这也反映了林彪与中共中央制定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方针的分歧。

  朱德读后写了一首《和杨朔作学原韵》:北华收复赖群雄,猛士如云唱大风。

季米特洛夫对林彪的意见非常重视,于2月7日将林彪的信转给斯大林、莫洛托夫、日丹诺夫、伏罗希洛夫、铁木辛哥等苏联领导人。

  自信挥戈能退日,河山换尽血流红。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于1月17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通令,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并将叶挺提交“军法审判”。 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言说:国民党最近消灭皖南新四军,现在又公开宣布取消新四军,这表明国民党准备与共产党大破裂的决心。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指出:“这是抗战以来国共两党之间,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空前的严重事变”,“国民党现已公开宣布新四军叛变,叶挺交军法审判。国民党这一政治步骤,表示他自己已在准备着与我党破裂,这是七七抗战以来国民党第一次重大政治变化的表现。”

  这首诗在一九四一年公开发表时,将末句改为“河山依旧战旗红”;题目改为《赠友人》。

2月11日,林彪在看到中共中央在皖事变后致季米特洛夫的电报后,致信季米特洛夫,改变了上一封信中蒋介石暂时还不会发动内战的判断,认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阶段中国的内战是不可避免的判断是有根据的,像他上一封信中曾提到的,国民党有可能违背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同共产党决裂,进行内战。鉴于此,他提出党的政策、军事战略和战术、同政治党派的关系就必然要作根本的改变。但在新的内战时期,党不应回到以前的内战中,即在苏维埃运动时期所实行的政策上,而要实行新的政策。在政治方面,必须同出卖群众利益的中国大资产阶级作坚决斗争。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依然进行争取中间阶层的斗争,争取使中小资产阶级联合在共产党武装力量的周围。要同国民党内外的所有进步团体和人士建立民族统一战线,争取蒋介石政府内部的分裂,以便利用靠近共产党的政府人士实现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这意味着党不应提出“打倒中国国民政府!”的口号,而要争取改组政府,从中驱逐卖国分子。政府应保留同样的名称“中国国民政府”。在军事方面,要保留八路军、新四军的“国民革命军”名称,在实现孙中山三民主义而斗争的政治原则基础上同中国所有武装力量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同它们一起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直至彻底消灭和瓦解蒋介石的军队。

  山西的“十二月事变”表面上是新、旧两军之间的斗争,实质上同样是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八路军的行为。十二月中、下旬,斗争日趋激烈,规模也日益扩大,主要冲突地区在晋东南及晋西北,同时,陕甘宁边区和河北等地的抗日根据地也遭到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进攻。局势日趋恶化。

林彪认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主力应该在消灭蒋介石政权后调往中国西北,在华北只留下小部分部队。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战场应该是甘肃、宁夏、青海、陕西、四川、湖北和河北地区。为此必须占领青海、甘肃和宁夏等省份,在那里建立共产党武装力量的主要后方,以便今后进行国内战争。在内战初期,必须避免同蒋介石军队进行阵地战,而要集中一切力量从上述后方地区清除当地地主的反动力量,对地方政权进行革命改组,争取广大民众阶层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斗争。

  十二月二十五日,朱德同彭德怀、林彪、贺龙、刘伯承及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等联名通电全国,沉痛地指出:“当此在我则抗日第一,团结为先,在敌则政治诱降、反共为亟之际,稍有人心,诚不应挑拨争端,制造磨擦,更不应枪口对内,遗笑友邦”。电文呼吁团结抗战,消弭内争。(28)三十一日,朱德对山西“十二月事变”发表公开谈话,指出:“在此被害之进步分子中,亦有共产党员及八路军工作人员,八路军对此亦不能漠不关心。八路军对少数阴谋分子之危害中国共产党及八路军之言论,正在密切注意中。”(29)一九四○年元旦,朱德在《迎接一九四○年》一文中进一步指出:“敌寇一九四○年,将会更加紧其对华北敌后的军事‘扫荡’”;“然而当这严重关头,一部分旧中国的残余、旧的力量、旧的人物、旧的制度和旧的思想,却在拼命地阻碍着新的力量、新的人物、新的思想和新的制度之发展”;“摆在我们前面的任务,是大大开展反对汪精卫及抗战营垒内部的投降派的斗争,是拥护蒋委员长坚决抗战到底,制止一切投降派的言论和行动,是公开击破反共、反八路军、反新四军、反陕甘宁边区、反进步力量的言论和行动的投降本质。”(30)在朱德、彭德怀的统一部署下,八路军有力地支持山西新军进行自卫抵抗。新军在事变中虽然受到一些损失,但旧军并没有达到他们原定的消灭新军的目的。为了避免国共合作的破裂,根据中共中央的方针,在山西仍对阎锡山作了一些让步,把吕梁山的大部分地区让给他,八路军只控制一小部分地区和一条通道。这样,山西的矛盾暂时缓和下来。但河北的磨擦却进一步升级了。

林彪这里提出占领甘肃、青海、宁夏的战略出发点,仍然是这里同苏联比较近,容易接受苏联的武器援助。

  这时张荫梧因通敌有据,已被撤职,由第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兼任冀察战区政治部主任和河北省政府民政厅长,由乔明礼接任河北民军总指挥。蒋介石又准备从黄河以南增调第四十一、七十一两个军到河北,以增强反共军事进攻的力量。当时河北磨擦的重心仍在冀南。单由一二九师来打退这次规模很大的反共军事进攻,困难较大。朱德决定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抽调一部分兵力南下,支援晋冀鲁豫根据地的斗争。

在这封信中,林彪还对中共中央提出的解决皖南事变十二条办法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前九条是正确的,只是不应提出惩办何应钦,而应要求惩办其他低级别的人。最后三条要求没有考虑到实际情况,例如提出废除一党专政的要求就没有分寸。这一点在文章中可以写,个人发言可以说,但不应在谈判具体问题时作为要求提出,因为这会为攻击我们提供口实。不要大叫废止一党专政,而要实际争取。八路军、边区的存在和共产党的合法存在表明,废止一党专政的过程正在进行。

  朱怀冰在奉调列入冀察战区序列后,立刻从豫北率部北上,成为同八路军搞磨擦的主力。在河北各地顽固派军队中,因朱怀冰部实力最强,各种游杂武装都听他指挥,他进到冀西后,就抢占战略要地,指挥早已通敌的别动总队第四纵队侯如塘部及河北民军乔明礼部向八路军进攻,朱德当机立断,下令歼灭这两支“已无争取可能”而又向八路军发动新的进攻的顽固派军队。

林彪不同意中共中央只有一个前景即内战的观点,而是认为有两个前景。中共中央认为共产党不能再作出让步了,而只能要求蒋介石作出让步。林彪主张可以进一步互相作出让步。在换得另一个地区的条件下,新四军可以放弃安徽南部地区,放弃“新四军”番号,将它纳入八路军。与此同时,党应该开展广泛的群众运动,争取继续实行统一战线,反对分裂和投降。

  (31)在八路军歼灭这两部的大部后,日军出动二千五百多人,以飞机配合,袭击正在乘胜追击的八路军,(32)使侯、乔二人得以各率残部逃到奕城和石家庄附近公开投敌。

林彪同意中共中央面临内战前有一个过渡阶段的判断,建议为了恢复同国民党的友好关系,应该经过这个过渡阶段并全力争取对问题的和平解决,同时不放弃对内战的准备。

  一九四○年一月中旬,蒋介石公然命令八路军撤至白(圭)、晋(城)路以东,邯(郸)长(治)路以北,随即调动国民党军队向太岳(33)、太南(34)地区推进,企图把八路军排挤出这两个地区。朱德拒绝了蒋介石这个错误命令,并令陈赓率第三八六旅主力及总部特务团移驻大岳区,同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三纵队会合,陈兵临屯公路一线,和薄一波统一指挥这个地区的八路军和决死队,保卫太岳根据地,挫败了蒋介石的企图。

由于一些问题在信件中无法详说,林彪表示如果季米特洛夫认为需要,可以单独报告这方面情况。

  由于侯如塘、乔明礼两部被歼,晋察冀南下增援部队又到达太行,朱怀冰部孤悬冀西,不免胆怯。二月初,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朱怀冰、鹿钟麟一起撤至冀豫交界处的磁县、武安、涉县、林县一带,同冀南的石友三部、豫北的了树本部和山东的沈鸿烈部相呼应,等候从黄河以南增调的两个军开到太南,准备会合后再向八路军发动进攻。

与前一封信比较,林彪对中国局势的判断,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提出的策略是十分脱离实际的。首先,他提出的联合其他武装反蒋是不可行的。蒋介石在实行攘外必先安内、对日采取妥协退让政策时,在国民党内遭到爱国人士和地方实力派的反对。那时,联合其他武装力量共同反蒋是正确的。而在蒋介石抗日后,同其他派别的矛盾缓和,国民党内较全国抗战爆发前团结。只要蒋介石没有明确投降日本,联合其他武装力量反蒋是很少有可能的。其次,他主张八路军、新四军主力部队调往西北。如果这样的话,八路军和新四军就没有什么发展空间。因为到那里肯定要和马家军发生激烈战斗,从而使马家军和蒋介石联合起来。八路军、新四军不仅未和地方实力派结成统战关系,反而多树敌人。同时,八路军、新四军如果脱离抗日前沿阵地,在全国舆论上也会处于不利地位。第三,林彪不赞成同国民党谈判时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要求,是不明白中共中央政治反攻的意图。中共中央当然明白,仅仅靠国共谈判,国民党当然是不会废止一党专政的,但这是向国民党进行政治反攻的一个拳头武器。因为这有利于揭露国民党坚持独裁的真实面目,争取中间势力的支持,使蒋介石在政治上处于被动地位。第四,林彪认为可以放弃新四军的番号也是不对的,这样国民党顽固派会得寸进尺。事实证明,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是正确的,是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重要举措。

  晋察冀增援部队南下时,聂荣臻和冀中军区负责人吕正操也随军南下。

当然,林彪这封信也不是一无是处,他认为有两个前景的判断和提出争取和平解决的主张是正确的。但从总体上讲,林彪缺乏一个政治家应具有的战略远见。

  自从八路军总部移驻太行后,聂荣臻这是第一次来到总部。此外,罗瑞卿率领的抗大总校准备迁到晋东南,也随南下部队同行。南下部队到达后不久,朱德就在黎城桐峪镇召开作战会议,作出反磨擦斗争的新的部署。

应林彪信中的要求,4月3日、7日、26日,季米特洛夫同林彪详细交谈了中国问题,具体内容是什么,目前尚未见到有关文件记载,但季米特洛夫事后在日记中记道:“他陈述了自己对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的策略批评性意见。”可见,林彪同季米特洛夫交谈的主要是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的策略问题,而且表达的是不同意见。

  在反磨擦斗争中,朱德主张对顽固派军队要利用矛盾,区别对待,集中力量彻底解决其中的一股或数股。他感到八路军在山东的兵力比较弱,又有分散兵力的缺点,以致未能给某些反动力量以严重打击,要他们注意改进;同时,他又提醒处于反磨擦斗争前线的各部指挥员,不应忽视主要敌人仍是日本侵略者,不要放过一切有利时机给予日军和伪军以沉重打击。(35)这时,八路军掌握了石友三勾结和准备投降日军的证据。二月三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朱、彭等,指出:对石友三已不适用争取方针,应坚决、彻底、全部、干净消灭之。石友三得知八路军将给予打击,就在日军掩护下逃到卫河以东。十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战略方针的指示,指出:八路军、新四军的当前任务是在粉碎敌人“扫荡”、坚持游击战争的总任务下,反击一切投降派、顽固派的进攻,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南联成一片,化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同时,极大地发展鄂中、鄂东,以便与全国形势相配合,坚持华北、华中抗战,稳定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时局好转。

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国发动了侵略苏联的战争。7月21日,德国约有200架飞机对莫斯科进行了空袭。就在这一天,季米特洛夫与即将回国的林彪和军事小组进行了座谈。至此,林彪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画上了句号。

  磨擦与反磨擦的战斗已经不可避免了。

由上,笔者认为,林彪在苏联期间参与共产国际的一些活动说明,抗日战争时期,季米特洛夫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还是比较尊重的,在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指导时,尽量听取中国同志的意见,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然后才作出指示。尽管如此,这种指导方式仍然要受到很大限制。第一,在中国政治局势发展比较迅速时,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发出电报请示,而共产国际再开会研究,同苏联领导人进行磋商,听取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或中国共产党人的意见,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当共产国际发出指示电到中国时,往往已经时过境迁,且中共中央已经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了正确或比较正确的措施。第二,在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人由于其本身的政治能力和水平不同,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有很大的差别。如1938年3月开始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任弼时,在国内长期参加实际斗争,并是中央领导层的成员,对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和中共中央的重大决策比较了解,具有很强的政治能力和远见卓识,因而能向共产国际传达出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准确信息,提出正确的意见和建议,对于共产国际作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策起到积极的作用。而林彪则不同。林彪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军事将领,但缺乏敏锐的政治眼光和远见。在任弼时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时,尚能在其领导下做一些工作,起到一些作用。当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撤离后,林彪给共产国际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正确的成分就较少,并且表达了自己与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策略的不一致意见,对共产国际形成关于中国问题的决策和指示起到了负面影响。第三,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熟,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具有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制定出正确解决问题的策略和方针的能力,如果再有一个国际指导中心,况且这个国际指导中心远离中国,在沟通双方正确信息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对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紧迫而重大的问题实际上是个束缚。

  二月十八日,自恃拥有相当实力的朱怀冰部突然袭击冀南磁县西贾壁村、大湾村八路军驻地,杀害八路军指战员一百多人。二十一日,朱德、彭德怀就如何消灭朱怀冰部的准备工作致电左权、刘伯承、邓小平等,并报告毛泽东、王稼祥。一场反击反共顽固派军事进攻的激烈战斗即将开始。

共产国际自身也发现了在当时作为国际指导中心而存在的局限性,1941年5月12日,即在同林彪交谈中国问题后不久,季米特洛夫即和共产国际的有关人士开始酝酿终止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活动问题。

  朱怀冰在东路军时期曾受朱德指挥,这时竟气势汹汹地来到八路军总部,打着“军令政令统一”的旗号,要八路军把河北让给他。朱德后来曾叙述过这次经过。他说:朱怀冰蛮横地问,究竟是让还是打?我就对他说,我们建立根据地是为了抗日,为什么要让?再说,大革命时期我们让过一回,让坏了。大革命一失败,国民党右派来了,要杀我们,我们那时候没有军队,领袖陈独秀又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只能让他杀。现在我们有八路军;我们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陈独秀,为什么还要让!朱怀冰威胁要打。我就对他说,你要晓得,我们改编为八路军以来,没有打过内战;但是,你要打,我们一点也不怕。(36)朱怀冰碰了钉子,并未就此罢手。

由于此后不久发生了法西斯德国侵略苏联的战争,共产国际解散的问题暂时搁置。1943年5月15日,在经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苏联领导人充分酝酿和十分慎重的考虑之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了《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共产国际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共产党组织不复存在。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八路军总部的部署是:在反磨擦斗争中先打石友三,再打朱怀冰,争取丁树本中立。当时,石友三刚败退到卫河以东,立足未稳;移驻武、涉地区的朱怀冰部离国民党其他主力部队距离较远,位置孤立突出;国民党当局准备增调到河北的两个军还在黄河以南;鹿钟麟已辞去河北省政府主席职务,对搞磨擦表现消极;国民党当局宣布以四十军军长庞炳勋接任河北省政府主席,被冀南参议会等通电反对,这正是八路军反击反共顽固派的有利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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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路军总部在三月四日发起打击石友三的卫东战役,到十一日共毙、俘石部三千六百多人,后来,石友三因通敌罪证确凿,被枪决。三月五日,发起磁、武、涉、林战役,反击朱怀冰部。战役开始后,朱德得知第四十军庞炳勋部正向林县开进,立刻致电庞炳勋:“贵部骑兵张旅开林县,当饬本军予以方便,惟林、武、涉地区朱怀冰军现正与本军磨擦甚烈,希贵部开抵该区,勿加磨擦,免生误会。”(37)庞炳勋慑于八路军的威力,为保存实力,不敢继续东进。孙殿英部也不敢介入,使八路军得以集中力量打击朱怀冰。

  朱怀冰挑衅时虽然傲气十足、实际上却不堪一击,到三月九日已被打垮。

  朱德立刻下令停止进攻,并主动后撤,准备同国民党当局谈判。这次战役共歼灭朱怀冰部第九十六军及游杂武装一万余人,俘虏中有朱怀冰部第九十四师参谋长蒋希文、鹿钟麟部参谋长王斌、武安自卫军军长胡象乾等。当时有人还想活捉鹿钟麟。朱德说,不要捉,捉到了又怎么放呢?(38)因此,故意让开一条路,放他逃走。对俘虏和朱怀冰部军官眷属(包括朱怀冰的妻子),也加以优待,不久后全部放回。

  三月十三日,朱德、彭德怀致电八路军将领阐述反磨擦斗争的方针:“今天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主要的斗争方式是对日寇的武装斗争,这是丝毫不能放弃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也是用武装斗争方式,这是统一战线的不幸。但为着争取坚持抗战、团结、进步政治路线的胜利,这是必要的,这是要由上层资产阶级负责的。”“倘若没有今天反磨擦的局部武装斗争,就必然会分裂,而发展为全部的武装斗争,那是我们不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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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歼灭朱怀冰部、击退石友三部后,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再没有力量可以同八路军闹大规模的磨擦了。所以,毛泽东说:打朱怀冰是华北根据地的一个决战。(40)朱德也说:自打了朱怀冰,便确定建立华北政权,实行独立自主,从此形势反而好转了。(41)河北这一仗,结束了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同时仍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朱德说:蒋介石有个好处,你把他打赢了,他就不开腔了,这一点确是一个好处;假如他打赢了你,那你就不得不下台,你打赢他,他一点腔也不开。(42)这是朱德长期同蒋介石打交道的经验之谈。周恩来也曾谈到这一点。他说:“朱德同志说得很对,蒋介石就是怕一个东西,怕力量。

  你有力量把他那个东西消灭得干干净净,他就没有说的。朱怀冰被消灭了,蒋介石从来没有提过这个事情。他只好捏住鼻子叫卫立煌和朱总司令谈判,划漳河为界。第一次反共高潮过去了,就来了一个第一次谈判。”(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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