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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Wang-Hong)文字传递,三把阶梯

2019-11-03 11:37栏目:现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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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冒着上海三十八摄氏度的酷暑,我终于写完这部三十多万字的长篇,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从一九八七年初开始,六度春去秋来,《四人帮全传》(亦即《四人帮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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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张春桥的发迹史,他能够从一介书生平步青云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列,靠的是三把梯子:先是依靠柯庆施,接着依靠第一夫人,最后博得毛泽东的信任,张春桥终于在中国政坛显山露水。在审判“四人帮”时,张春桥是最特殊的一个,他城府很深。他居然从头到尾保持沉默,一言不发,一副藐视法庭的神态,显示了他的超乎常人的心理承受能力。

  屈指算来,我进行总题为《“四人帮”的兴衰》(初名《浩劫》)的系列长篇的写作,已进入第四个年头。

  的编辑工作终于打上一个句号,这是一件可引以自慰的事。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张春桥因患癌症,于2005年4月21日病亡。张春桥,88岁,于1981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83年1月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7年12月减为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1998年1月保外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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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次艰难的长途跋涉。经过四年的苦斗,终于完成了四部长篇:《江青传》、《张春桥传》、《姚文元传》,以及这部刚刚完成的《王洪文传》,分别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立传。

  古人云:“意在笔先。”说的是书法家动笔写字之前,意象中已有了字的形神。

新华社的这一消息,是在张春桥死后十九天才发表的,而且中国大陆各报都在很不醒目的地位刊登这一简短的新闻。

本文摘自《“四人帮”兴亡》,叶永烈 着,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

  我进行这一百多万字的系列长篇的写作,最初是从两本书中得到启示:

  我想,借这句话说出版,未尝不可。

此前,据各种海外消息,张春桥曾经“死”过几次:

文史频道转载本文只以信息传播为目的,不代表认同其观点和立场

  一是当时陆陆续续读到的巴金的《随想录》。巴老对于“文革”的深刻、尖锐的鞭答,给了我以思想上的震撼。巴老在《随想录》中一再提醒读者,要“牢牢记住‘文革”’。他说出了振聋发聩的话:“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早在接到叶永烈先生四人帮传记稿以前,我就开始了对于四人帮传记稿的希冀。

最早是1984年,日本《朝日新闻》宣称,“据说张春桥死了”。

2005年5月10日,新华社北京电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张春桥病亡》,全文如下:

  另一本给我以启示的书是美国威廉·夏伊勒所著的长卷《第三帝国的兴亡——

  毋庸讳言,我这希冀带着浓厚的经验色彩。

过了十年,一位当年参加过审判张春桥的人士称,“张春桥于1994年病死,死因系胃癌,终年七十七岁”。这消息曾经广为传播,以至某些介绍张春桥的条目写成“张春桥”。作为《张春桥传》的作者,我不断接到方方面面的媒体的询问:“张春桥死了吗?”我的答复一直是否定的,因为我从公安部获悉,张春桥仍健在。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张春桥因患癌症,于2005年4月21日病亡。张春桥,88岁,于1981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83年1月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7年12月减为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1998年1月保外就医。”

  纳粹德国史》。作者掌握了纳粹德国的四百八十五吨档案,花费五年半,写成一百三十万字的长篇。在卷首,作者引用了桑塔亚那的一句格言,那含义与巴金不谋而合:“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我的最为痛苦的经验,莫过于十年“文革”的遭际。“文革”闹了十年,我被关了五年半“牛棚”,遭受了难以言喻的肉体和精神的折磨,罪名则是“莫须有”。

在“四人帮”之中,张春桥算是最长寿的了。张春桥能够长寿,从某种角度来看,得益于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在审判“四人帮”的时候,可以清楚看出“四人帮”四种不同的表现:

新华社的这一消息,是在张春桥死后十九天才发表的,而且中国大陆各报都在很不醒目的地位刊登这一简短的新闻。

  十年浩劫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创,决不亚于当年希特勒纳粹给德国人民带来的痛楚。我决心写作长卷《“四人帮”的兴衰》。

  这就生发了一种超越欲:希望免于无辜罹害的境遇。待到恩准“解放”,足迹遍及大江南北,眼见神州遍体鳞伤,方知十年内乱岂止一己之不幸,实乃中华民族之大不幸。于是超越欲得以升华:由欲求一己之超越扩大为欲求国家民族之超越——希望中国永不重蹈历史的覆辙。

江青显得浮躁,坐立不安,她是那么的沉不住气,一触即跳,不时在法庭上尖叫以至破口大骂。她后来以自杀身亡,正是她的这种焦躁性格的必然结局;

此前,据各种海外消息,张春桥曾经“死”过几次:

  我写出了全书的写作计划和采访计划,上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

  其时我以笔耕为业。我的小说习作几乎都是围绕这一主题:揭示这场内乱的根源。而回头自审,总觉得力度有限,总觉得运用史传文学的体裁更容易取得淋漓尽致的效果。

王洪文则资历太浅,经受不住沉重的一击。他是“四人帮”中认罪态度最好的一个。然而,他也是“四人帮”中心理承受能力最差的一个。过度的郁闷,导致他壮年而逝;

最早是1984年,日本《朝日新闻》宣称,“据说张春桥死了”。

  当我着手实现这一庞大的创作计划时,我这才意识到每前进一步都异常艰辛。

  其后我专事出版,便广泛征集这类书稿。文友们纷纷赠我以心血之作。时约一年,得稿二十余部。然而质量参差不齐,可付梓者微乎其微。这就有个优选问题。

姚文元在法庭上承认一部分的罪行,但总是力图大事化小,为自己开脱。他不会像江青那样去寻短见,也不会像王洪文那样想不开;

过了十年,一位当年参加过审判张春桥的人士称,“张春桥于1994年病死,死因系胃癌,终年七十七岁”。这消息曾经广为传播,以至某些介绍张春桥的条目写成“张春桥”。作为《张春桥传》的作者,我不断接到方方面面的媒体的询问:“张春桥死了吗?”我的答复一直是否定的,因为我从公安部获悉,张春桥仍健在。

  我希望把作品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正因为这样,我在进入创作之前,着手于大规模的准备工作。我曾说,我是以采访对象为主干,以档案馆与图书馆为两翼。

  优选的前提是孰优孰劣的价值判断。我的判断标准是三条:

张春桥是最特殊的一个,他城府很深。他居然从头到尾保持沉默,一言不发,一副藐视法庭的神态,显示了他的超乎常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正因为他丝毫不在乎,所以他能够在多年的铁窗生涯之中活得好好的。

在“四人帮”之中,张春桥算是最长寿的了。张春桥能够长寿,从某种角度来看,得益于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在审判“四人帮”的时候,可以清楚看出“四人帮”四种不同的表现:

  档案是写作这样的作品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是美国人,由他来写纳粹德国史,美国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方便,作者可以自如地利用那四百八十五吨机密档案。然而,我却以一个中国人去写中国刚刚过去的十年浩劫,我所需要的档案绝大部分被视为“禁区”,不可接触。最初,为了查阅档案而来回奔走,花费了许多时间。好不容易办好了手续,却又只能坐在档案室里抄录,不许复印,不能拍照。我常常从早到晚坐在那些档案室里逐字抄录,变成了一位“文抄公”。现代化的复印机就放在我的身旁,我却不能利用它,只能用笔慢慢地抄着、抄着。大量的宝贵时间,耗费在抄档案上。尽管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毕竟积累了大量珍贵的原始档案资料。

  一曰“圆”优“扁”劣。“圆”是立体,“扁”是平面。这两个词借自英国一位作家谈人物描写的文章。凡立体化的人物,他称为“圆的人物”:凡平面化的人物,他称为“扁的人物”。任何事物,大至宇宙,小至原子,都是立体——具备色彩各异的多侧面和结构复杂的内核。作家只有将人物和环境立体化,才能写出真的人物和真的环境。反之,平面化即简单化,只能浮光掠影,很难给人以真实感和深刻感。

纵观张春桥的发迹史,他能够从一介书生平步青云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列,靠的是三把梯子:

江青显得浮躁,坐立不安,她是那么的沉不住气,一触即跳,不时在法庭上尖叫以至破口大骂。她后来以自杀身亡,正是她的这种焦躁性格的必然结局;

  图书馆是我的另一翼。然而,要查阅“文革”期间的报刊、杂志、传单、书籍,手续也是够麻烦的。总算办通了这些手续。我在几家图书馆里,阅读了大量的“文革”报刊、传单,掌握许多史实和采访线索。我比较了张春桥为王洪文那“工总司”

  二日实优虚劣。东汉大学者班团在《司马迁传赞》中评《史记》云:“其事核,其文直,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他把《史记》永恒的魁力之本归之为“实”。这“实”,我以为有两层意思:一是崇尚本相而不是凭空杜撰的真实;二是有血有肉而不是苍白无力的充实。古往今来,只有如此真实且充实的文章,方为经得起岁月考验的好文章。反之,以理念强奸事实,或根本缺乏事实,必是缺乏生命力的坏文章。

靠着柯庆施的提拔,张春桥成为中共中央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

王洪文则资历太浅,经受不住沉重的一击。他是“四人帮”中认罪态度最好的一个。然而,他也是“四人帮”中心理承受能力最差的一个。过度的郁闷,导致他壮年而逝;

  所签的“五项要求”,发觉各种不同“版本”的传单内容各有出入。我不得不“追踪”原件。在一家很不显眼的档案馆里,我查到了张春桥签字的三份原件。我再根据档案上的说明,得知这三份原件是由谁提供的。尽管那位提供者已调动了工作,我颇费周折终于找到他,请他谈了安亭事件的真实经过。这样,把档案、报刊传单、采访三者相结合,我才对史实有了比较准确的了解。

  三曰冷优躁劣。冷是冷峻,躁是浮躁。作家只有排除任何先入为主的成见,冷静观察,冷静表现,方可写出隽永的好文章。反之,对所要表现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一知半解,诉诸文字,往往冷峻展示不足,浮躁评议有余,当是不可取的。

江青为了抓“样板戏”,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派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协助,于是江青与张春桥开始共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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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工作是最为重要的。十年浩劫刚刚过去,许多当事人尚在。对他们进行采访,是写作本书的至为关键的一环。

  以这三条标尺对案头二十多部书稿一一掂量,可取的不过二三,其一是叶永烈先生的《狄克公案》。

为了批判《海瑞罢官》,江青要在上海寻找“笔杆子”,张春桥推荐了姚文元,于是江、张、姚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开始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此后,江、张、姚都进入“中央文革”小组,江青任第一副组长,张春桥为副组长,姚文元为组员。

姚文元在法庭上承认一部分的罪行,但总是力图大事化小,为自己开脱。他不会像江青那样去寻短见,也不会像王洪文那样想不开;

  采访对象大致上有两类:

  《坎克公案》写的是张春桥(狄克)三十年代混迹上海滩的种种丑行,分寸准确,材料翔实,尽可能让原生态说话,没有空洞的议论,没有廉价的抒情,就作品论作品,无可厚非。

张春桥的看家本事是揣测毛泽东的思想动向。自从成为柯庆施的政治秘书之后,张春桥从柯庆施那里得知毛泽东在思考什么。1965年9月15日张春桥在上海《解放》半月刊所发表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正是张春桥得知毛泽东几度在会议中谈及这一话题而写成,当然深得毛泽东的欣赏,嘱令《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并亲自写了编者按。从此张春桥引起毛泽东注意。张春桥曾说,他一生的最大愿望是写一本《毛泽东传》,足以看出他对于毛泽东的研究非同一般。

张春桥是最特殊的一个,他城府很深。他居然从头到尾保持沉默,一言不发,一副藐视法庭的神态,显示了他的超乎常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正因为他丝毫不在乎,所以他能够在多年的铁窗生涯之中活得好好的。

  一类是被迫害者。采访被迫害者,往往很顺利。即使不少人是高层领导人,我也都能采访。不过,他们往往偏重于谈自己受迫害的经历,而对于“文革”内幕所知并不太多。

  然而,我掩卷沉思,油然生发一个问题:象张春桥这样的文痞,何以能爬上党和国家的最高层?写张春桥传如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总会叫人遗憾。回头去品《狄克公案》,就觉得它的分量似乎不够。

先是依靠柯庆施,接着依靠第一夫人,最后博得毛泽东的信任,张春桥终于在中国政坛显山露水。

纵观张春桥的发迹史,他能够从一介书生平步青云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列,靠的是三把梯子:

  另一类是“文革”要人。不少人尚在狱中服刑。有的即便出狱,也在劳改工厂或类似的单位工作。采访他们往往要经公安部门批准,要花费不少时间办手续。不过,手续对于我来说,还是其次的;最艰难的是,即使办好了手续,采访对象往往不愿深谈。我尽量在事前作好详细的采访准备,提出一系列问题,这样,采访对象会逐个答复,使采访有一定深度。我的采访是抱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进行的。我尊重事实。正因为这样,一些“文革”要人还是愿意跟我谈,有的一谈便是一整天。

  幸而叶永烈是一位进取不息的作家。他早年以科普文艺创作出大名,在达到极致后将笔锋转入高层人物传记创作,虚怀若谷。当我以充分理由言及《狄克公案》需要重构,需要延伸到张春桥毕生宦海沉浮历程,特别是需要把重点放在“文革”

张春桥去世之际,我应香港《凤凰周刊》之约,发表了《“四人帮”的灵魂--张春桥》一文,内中写及:

第一把梯子是柯庆施。

  一九八六年四月,我写出了《张春桥传》(初稿名《张春桥浮沉史》)。这年八月,写出《江青传》初稿。接着,写出《姚文元传》初稿。

  一段后,他表示所见与我略同。于是,拆小屋、建大厦,这就有了长卷《张春桥浮沉史》。尔后写姚文元、王洪文传,也是采用全景式。《姚氏父子》、《王洪文兴衰录》没有避重就轻之嫌。他早已面世并产生过广泛影响的《蓝苹外传》,取的是《狄克外传》的写法,就写到江青三十年代混迹上海滩打止。出于客观情势的制约,当时大约只能如此,但这终究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后来,他下了决心,重新构思,全面展开,这就有了江青全传。他同时对上述三传作了修订,且改成现在的书名。

“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张春桥早就意识到自己的覆灭,反复吟诵《红楼梦》中诗句。正因为这样,1976年10月6日他沦为阶下囚,没有像毛远新那样打算拔出手枪,也没有像王洪文那样进行挣扎,而是束手就擒。

靠着柯庆施的提拔,张春桥成为中共中央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

  这些作品,没有一篇能够发表。这倒并不在于作品本身,而是因为有人主张“淡忘文革”、“淡化文革”。特别是在一九八七年,涉及“文革”的作品在中国成了敏感题材,很难问世。好在我不是一个追求急功近利的人。我曾说过,准备十年后出版。

  我珍惜这四部非同小可的书稿,编辑工作是颇费心思的。

对张春桥进行预审时,预审组的组长是王芳。王芳后来担任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我采访了王芳。据王芳说,原本是要他担任江青组组长,他推辞了,因为他跟江青太熟。他曾多年担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毛泽东三十多次来到杭州,江青常常随行,由他负责安全保卫工作,来往颇多。他主动要求改任张春桥预审组组长。

第二把梯子是江青。

  我仍继续我的采访,继续查阅档案和报刊。我对三部作品中的两部——《张春桥传》和《姚文元传》,作了大修改、大补充。我反复研读了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内中关于彻底否定“文革”和正确评价毛泽东功过的论述,成为我写作的指导原则。

  我的心思用于两端:一是内容上的考究,二是表述上的推敲。

在预审过程中,王芳提审张春桥十一次。王芳说,张春桥与众不同,采取“三不主义”,即不说话,不看文件,不签字。在当时,并未从法律上认识张春桥的“三缄其口”叫做“沉默权”。在西方,早在古罗马的司法原则中,就已经有了“沉默权”。在十七世纪之后,西方的法律规定被告人有阐述己见的权利,也有保持沉默的自由。后者就是被告人所拥有的“沉默权”。张春桥在特别法庭上“零口供”,其实就是使用他的“沉默权”。如今,中国法律界许多学者也建议应该确认被告人的“沉默权”。

江青为了抓“样板戏”,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派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协助,于是江青与张春桥开始共同工作。

  我希望作品具有文学和史学的双重价值。我相信手头的长卷是会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即便是冷置十年,在十年后仍能面世,仍会拥有读者。

  我一直想让这四本书作为高层次的史传文学传世。传世的首要前提是真实无误,任何失实都可能招致严重后果。这就需要严格的考究。

虽然张春桥在法庭上保持沉默,但是据王芳回忆,在1980年6月2日他提审张春桥时,张春桥还是开过口。当时,王芳向张春桥宣布,根据中央决定,他的案件由公安部依法受理,同时向他宣读《刑事诉讼法》中有关规定,指出被告人“可以陈述有罪的情节或作无罪的辩解”。这时,张春桥说话了!张春桥说:“我不是反革命,你讲的我都不接受,我没有违反你这个法。”这是张春桥在预审中难得的一次开口。

为了批判《海瑞罢官》,江青要在上海寻找“笔杆子”,张春桥推荐了姚文元,于是江、张、姚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开始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此后,江、张、姚都进入“中央文革”小组,江青任第一副组长,张春桥为副组长,姚文元为组员。

  一九八七年秋,中共十三大的召开,给中国文坛带来宽松的气氛。《新观察》杂志打来长途电话,率先连载了《姚氏父子》(《姚文元传》初名)部分章节。不久,香港《大公报》征得《新观察》的同意,连载了《姚氏父子》。内地多家报刊也搞载或连载。

  考究分宏观与微观两个层次。

在此之前,1977年3月1日,张春桥写给中央的信中申明:“未经我签字的材料,我不能承认对处理我被审查的案件有效性。”这就是后来张春桥在特别法庭审查时拒绝在任何文件上签字的理由。

  《蓝苹外传》(《江青传》初名)原本在一九八七年第一期《青春》文学丛刊上发表。当时已经印好。鉴于一九八七年初的形势,不得不化为纸浆。该刊在一九八八年初按原发排的清样重排,一字未易,在一九八八年二期发表。刊出后,香港《大公报》即予以连载,《文学大观》和《法制文学选刊》也全文转载。此书以两个月的速度出书,第一次印刷便印了二十万册。

  宏观考究是掂量总体的本质真实性。反复沉吟,我认为作品体现了较清醒的历史意识,既写出了四人帮的本质真实,也写出了他们生存环境的本质真实。“文革”

据王芳的助手告诉笔者,张春桥虽说坚持“三不”,在接到起诉书时连看也不看,也不签收,但是回到监房之后,还是悄悄地翻看了一下。

  时代文艺出版社梅中泉先生来沪,取走了《张春桥浮沉史》(《张春桥传》初名),同样以两个月的速度印出。

  十年,固然魑魅魍魉横行无忌,但无论中央与地方,总还有好多义士慷慨激昂,使错误决策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总的说邪不压正。作品涉及毛泽东,尽量避免了简单化,既写他起用四人帮的不可推诿的责任,也写他决定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历史功绩,集失误与英明于一身,不以平面涂抹,而以立体浮雕,所以显得深刻与公允。

在当时接受审判的林彪、江青集团十名主犯之中,张春桥是惟一保持沉默的人。

  这样,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原先积压了满满两抽斗的文稿,竟这么快都变成了铅字,飞入千家万户。

  微观考究是核定细节的事实真实性。书稿以大量卷案资料、报刊文摘、“文革”

张春桥走了。“四人帮”这四颗灾星,早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然而,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文革”,永远值得反思;“文革”的深刻教训,值得我们永远记取。

  江、张、姚三书的出版,使我下决心把王洪文传写出来。

  传单、大字报、大标语、回忆录、访谈录表现事件和人物。我一一查阅材料来源,严加鉴定,凡有质疑,即加复核。

张春桥之死,在中国大陆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经历过“文革”的中老年人得知这一消息,只是说:“哦,张春桥死了!”年轻人则不知道张春桥是谁,他们甚至弄不清楚“四人帮”是哪四个人。

  说实在的,虽然关于王洪文的采访,早在一九八六年已经基本完成,但是我除了写好一个简略的提纲及开头第一章之外,没有写下去。因为在“四人帮”之中,我觉得江、张、姚有深度,有厚度,经历曲折,阅历广,写作时拉得开,波澜起伏。

  叶永烈以多产闻名。其文如流水行云,但要成其为无懈可击的传世之作,反复推敲是必要的。从书名到行文,都几经琢磨。我与作者的配合是非常好的。

对于张春桥的死,徐景贤则发出感叹说﹕“张春桥没有留下任何回忆录或任何回忆文字。”在徐景贤看来,张春桥作为“笔杆子”,没有留下回忆录是一件遗憾之事。

  王洪文呢?与江、张、姚相比,显得浅薄。所以,对于这位“造反司令”,我没有太大的兴趣。我写完第一章,便搁笔了。

  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这类书稿须层层审批。凡接受审读并点头的同志实际上都承担了政治责任。要特别感谢时代文艺出版社的领导,感谢上级有关领导。没有他们的支持,就没有这套书的问世。

《荀子·大略》云:“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纵观张春桥浮沉的历史,借用“国妖”两字为张春桥勾画形象,倒是颇为传神。

  在一九八八年春,当江、张、姚玉书都已改定,我才拿出两年前写的提纲,重听当时采访的一盒盒磁带,着手写《王》。我又作了补充采访。这样,我终于写完这部长篇。

  初版已初步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巨大的印数说明,千千万万的人乐于读到它们,迄今尚无专家学者指出它们在史料或观点上有错误。《人民日报》曾以《历史使命笔底波澜》为题,《新闻出版报》曾以《实事求是写历史》为题,对它们给予赞扬。大陆多家报刊予以转载。域外影响尤大。香港、台湾地区和新加坡、美国、日本诸国转载转版转引者频频,好些权威学者发表书评。总之,社会效益是好的。现在,有的修订重版,有的从新写过,当会再次博得广大读者的称颂。

  我感谢上海国棉十七厂给予的大力支持,使我能够在该厂进行广泛的采访。我也感谢几十位当事人给予的可贵的帮助,只是我无法在这里开列长长的名单——虽然其中不少人是当年上海“工总司”的头目,但是在我向他们进行采访时,大都并不回避当年的那段难堪的历史,以历史的见证人的身份如实地向我叙述自己当年的所见所闻。作为作者,我感谢他们的坦率和诚挚!

  为此,作为编者,我的兴奋之情是不言而喻的。

  值得顺便说明一下的是,“四人帮”是一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这四部长篇又各自独立成篇,单独出版。我在写作时,作了总体安排,各有偏重。例如,写作《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张》书中一笔带过,而在《姚》中则作为“重场戏”。安亭事件、一月革命以及一九七六年的上海武装叛乱,在《王》中详细铺陈,而在《张》、《姚》中则只是“过场戏”。

  一九九二年十月,一个晴明有风而相当寒冷的日子,于长春南湖守内斋南窗下。

  巴金在《随想录》中曾再三呼吁,用“受难者的血泪”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

  磨难重重,“文革博物馆”迄今还只是处于呼吁阶段。我愿把我的这四部长篇,化为四块砖头,献给那座迄今尚未动工的“文革博物馆”吧。

  借本书印行之际,向给予热情鼓励、支持的时代文艺出版社梅中泉先生致谢。

  叶永烈

  一九八八,八,二十八,于上海

  补记:本书在初版的基础上,作了修改补充。现作为《四人帮”兴衰》亦即《“四人帮”全传》之一印行。

  作者

  一九九一,九,二十九,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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