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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Wang-Hong)文字传递,第四十四章

2019-11-03 11:38栏目:现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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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停安亭

  上海的风波也是“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惹起来的。中共上海市委在“文革”之初,按照刘少奇的部署,也派出了大量工作组。甚至在毛泽东回到北京之后,中共上海市委还不知道北京的“行情”,仍在那里派出工作组。上海的学生、工人起来驱逐工作组,中共上海市委强调:“北京派工作组是错误的,上海派工作组是对的!因为中共上海市委向来是正确的!”

安亭事起,周恩来备感工交系统空前的压力

原标题: 原华东局书记韩哲一追述----我所亲历的“安亭事件”

  高呼着“跟着红旗上北京”,“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工总司”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在上海兴起。上海的红卫兵、造反派炮轰陈、曹,如同北京炮轰刘、邓。陈,陈丕显,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曹,曹荻秋,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兼上海市市长。在陈、曹之中,曹是炮轰的重点。因为陈丕显在1996年3月查出鼻咽癌,处于休养之中,日常工作由曹荻秋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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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哲一同志出生于1914年,回族。山东省禹城县人。1931年在黑龙江省黑河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2年赴苏联学习时参加少共。1934年回国。不久因叛徒出卖被捕。1937年出狱,随即回乡参加抗日武装斗争。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八路军冀鲁豫边支队战地工作团团长,中共高唐、平原、禹城联合县委组织部长、副书记,夏津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1939年任中共卫东地委委员、统战部长。1941年初,调任濮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1943年初,任冀鲁豫边区政府工商局监委。1945年日本投降后,任中共冀鲁豫区党委经济部副部长,后任中共冀鲁豫区党委委员。1949年8月冀鲁豫行署改建为平原省后,任中共平原省委委员、平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2年冬任华北行政委员会财政局局长、财经委员会副主任。1953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物资总局局长、党组书记。1960年重建中共中央华东局,任候补书记、书记。“文化大革命”受迫害。粉碎“四人帮”后,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副市长。系第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为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一、珍贵的追述 岁尾。冬初。不时飘落的梧桐树叶轻抚着宛平路上的这栋小楼。 面对思维敏捷、谈吐清晰的韩哲一、韩老,你绝对想象不出眼前这位身躯高大的老人已经渡过了他的90岁生日,迈入了漫漫人生的第91个天年。 “老骥伏枥,烈士暮年。”脑海中倏然闪过曹操《龟虽寿》中的这两句名诗。 按照事先拟定的话题,韩老今天要向我们追述的,是1966年11月他亲自参与处理“安亭事件”的前后经过。 尽管世事苍茫,数十载光阴匆匆流逝,然而如今中年以上的人,有谁不知道“安亭事件”呢?如果说舞文弄墨的“文革”肇始于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那么,大肆“夺权”的起点,便无疑应当归属于“安亭事件”。正是从那一刻起,上海开始大乱,中国开始大乱。夺权的风暴,瞬息之间席卷了1967年1月的那个凛冽的寒冬。老一辈革命家所掌握的各级政权“大厦”轰然倒塌,“文化大革命”的这架疯驼,自此脱开缰绳,撒野狂奔,十年未已…… 然而,真要对“安亭事件”描述其详,即使是从那个年代走过的人,却也大多只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三,直接亲历者毕竟有限。而作为当时置身于风暴中心,亲手处理此事的老一辈领导同志,原本就屈指可数,如今更因年事高远而相继辞世,存世者几乎已无从寻觅。 韩老的追述,因此而更显珍贵。 二、事件起因 1966年11月8日,连日来已被北大“造反派”头头聂元梓带领的南下红卫兵搅扰得乱哄哄的上海街头,突然张贴出许多内容相同的海报: 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队定于1966年11月9日中午12点,在文化广场举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会上将批判和控诉上海市委压制革命运动,迫害革命群众的罪行,粉碎上海市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矛头直指市委主要领导陈丕显、曹荻秋两同志。 海报的署名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组,即后来甚嚣尘上、不可一世的“工总司”。 同日上午,“工总司”的代表直闯康平路“爱棠”上海市委书记处,恶狠狠地提出三项条件: 市委必须承认“工总司”; 曹荻秋必须参加9日的大会接受批判; 提供宣传工具。 “工总司”的代表限令当时上海市委的领导,必须于当日下午2点以前答复他们的要求。 市委当即召开紧急会议,对工总司的“限令”进行讨论。 说实话,面对当时疾风暴雨般袭来的工人和学生两股运动势力,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领导同志们,完全猜不透发起这场运动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根本不清楚该如何应对。韩老说,在我们看来,所谓的造反派“都是一些有严重问题的社会渣滓”,唯有发自心底的反感甚至憎恶。 面对难题,只能向中央请示。电话里,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常委陶铸回答非常明确:不得成立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组织。这一答复完全锲合韩老等一班人的心思,上海市委旋即决定,对“工总司”的要求采取三不方针,即: 不参加“工总司”9日的成立大会; 不承认“工总司”这个造反组织; 不支持“工总司”的活动。 干脆明了。斩钉截铁。 然而,再严正的答复,也阻止不了“工总司”一意孤行的脚步;已然形同虚设的国家权力机关,正是他们蓄意趟平的政治屏障。 9日,“工总司”成立大会在文化广场如期举行,王洪文、潘国平等纷纷登场。会上宣读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言》,声称:我们要夺权,就是要把人民的权力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回来,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 这是一个在上海,也是在全国范围内最早公开发出的“夺权”动员令。 大会进行中,“工总司”多次打电话到市委,勒令曹荻秋到会接受批判,都遭拒绝。当晚9点,“工总司”组织群众游行,要求曹荻秋接见,答应“工总司”的条件,仍遭拒绝。10日凌晨,恼羞成怒的造反派涌向上海北火车站,扬言“北上告状”。 韩老回忆道,潘国平等人强行登车,驱驰北上至南京。其余大部分造反派则被华东局和市委有意识地引出北站,抛在安亭,以避免市中心形势的进一步恶化。那是一个远离市区、毗邻江苏的铁路编组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对于下一步开展瓦解工作比较有利。 10日上午8时许,上海铁路局按照华东局的指示,把乘载造反派的602次列车阻滞在安亭车站的岔道上,然后摘下车厢,命机头单独驶往常州戚墅堰,使602次车失去动力,动弹不得。这样一来,虽还有一部分造反派步行去了苏州和南京,但大部分都被留在了上海境内。 同日上午,市委组织人员往安亭送去大量面包以及棉大衣、棉被等御寒物资。经过市委派出干部们的规劝疏导,原本乌合的造反派人心涣散,已有一部分人陆续乘上卡车,返回上海。眼看北上之行即将功亏一篑,已然疯狂的潘国平、黄金海等决计不按常理出牌。 数百名造反队员冲进安亭车站,强行卧轨,横七竖八躺倒一片。中午12时许,北上首都北京的第14次列车不得不紧急停车,被迫滞留。 中国最重要的南北大动脉就此被腰斩,延续时间长达31小时34分。中央为之震惊。 “安亭事件”由此起焉。 三、临危受命 京沪大动脉瘫痪事件发生的当天,时任华东局书记处书记的韩哲一,收到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组长陈伯达指名道姓直接发给他的电报。电报受命于周恩来总理,要求韩哲一去安亭出面处理此事。中央的原则是,让工人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不要北上,不要成立工人造反司令部。同日,陶铸也打来电话,重申,中央不同意上海工人成立造反司令部,不同意进京,有意见可以派代表,让工人尽快返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同时陶铸给华东局和市委也打了电话,重申同一内容。 中央直接发电给韩哲一个人,而不是给华东局或上海市委这样的一级组织,有悖于常理,也不符合当时的组织程序。时隔几十年后,韩老分析,中央这样做,也是事出有因,属于特例。 早在1964年初,当时的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同志就已发现身患肺癌,在华东医院作了肺叶切除手术。1965年初,柯前往广州疗养,3月,转到成都看花市。4月5日,李井泉、李大章、廖志高等中共西南局和四川省委的领导设宴招待赴川视察的朱德、贺龙及柯庆施。柯饭后引发了急性出血性胰腺炎。虽经北京、上海派出的两个专家医疗小组多方抢救,却终于不治,于4月9日下午去世。 柯去世后,华东局由于缺少了主事的一把手,给工作带来了诸多不便。至于由谁来接替他,当时党内虽有种种猜测,但毛主席始终没有定。华东局当时的书记处书记由六省一市的第一书记兼任,专职书记只有魏文伯、韩哲一两人,他俩曾多次向周恩来总理反映,要求中央有个明确的态度。事情报告到毛主席那里,主席一锤定音:采取联合国的办法,实行秘书长专政。自此以后,兼任华东局秘书长的魏文伯,便成了主持日常工作的书记,韩哲一则继续分管工交方面的事。 按说,处理“安亭事件”应当是上海市委职权范围内的事。然而,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陈丕显同志,因患鼻咽癌,正在住院治疗,尚未完全恢复,上海市的工作暂由曹荻秋市长主持;但曹荻秋同志被造反派视为主要目标,穷追猛打,无法正常工作。而华东局书记魏文伯同志,“文革”之初就因常犯心脏病,连中央点名要他参加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也未能履职,此时亦无法出面。当时韩哲一分管工交工作。在中央看来,铁路运输瘫痪,毫无疑问属于工交范畴内发生的事故,由分管工交的书记出面处理比较合适。如此亦可看出,中央当时还是把“安亭事件”作为事故、而非政治事件来对待。 四、亲赴安亭 韩老笑道,这些都是事后的分析,当时哪里看得清嘛。 接到陈伯达的电报和陶铸的电话后,韩哲一立即带领时任上海市委常委兼副市长的李干成和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杨恺,赶赴安亭。 10日傍晚,韩哲一等一行在安亭的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的厂房内落下脚来,作为与“工总司”交涉的临时谈判点。然而,乱哄哄的现场一片狼藉,到处都是露宿野外的工人造反派,根本找不到谈判对象,也不知道该和谁谈。经过一番交涉,“工总司”方面终于派出代表,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出现在工厂二楼的办公室。事后得知,此人就是文革初期名噪一时的上海玻璃机械厂青工潘国平。 韩老回忆,整个谈判过程中王洪文始终没有出现,只有潘国平一人充任“工总司”的全权代表。韩哲一向他们传达了陈伯达电报和陶铸电话的精神,要求他们贯彻中央精神,返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但对立双方的谈判结果可想而知。造反派一方完全不买账,继续坚持停产闹革命。谈判僵持不下,韩哲一决定直接向滞留安亭车站的工人造反派传达中央意见,劝他们返回。潘国平调来一辆大卡车,陪韩哲一等一行人前往车站。到达后,韩用大喇叭与工人直接对话,反复讲明道理,但终于无果。 一直延续到深夜,双方反复拉锯,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再磨下去已毫无意义。韩哲一表示,若要满足“工总司”的要求,必须请示中央,我们无权超越权限作任何肯定的答复。此地限于条件,无法同中央取得联系,我们必须返回上海后再行联系。潘国平等人起先认为,谈判没有结果不能放韩哲一走,但现场确实不可能解决与中央通话的问题,无奈之下,只好让步。 11日凌晨,韩哲一等一行风尘仆仆返回上海,立即拨通了陈伯达的电话,表示根本无法做通造反派的工作,华东局也无法承担京沪线瘫痪的重大责任。搁下听筒,韩哲一再给陶铸拨电话,然而连续拨了两个多小时也没拨通。天亮以后才知道,这天毛泽东再次接见红卫兵,中央领导天不亮就都去了天安门城楼。于是,电话由中南海转到天安门,这才找到陶铸。陶说,中央一是以陈伯达的名义拟好一份电报,直发安亭,劝工人造反派立即返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二是派张春桥亲赴上海,处理安亭事件。 11日中午,《陈伯达同志致上海工人电》在安亭广播,大意是:毛主席指示我们,大道理管小道理,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希望你们返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中央派张春桥来见你们,有意见可以当面向他反映…… 五、张春桥出场 11月11日夜,中央派军用专机送张春桥飞上海。韩哲一、李干成、杨恺一同前往机场接机。 在虹桥机场,韩哲一见到了这位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华东局宣传部部长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并和他谈了一个多小时,主要是通报安亭的情况。当时,张春桥也持同样的观点,即:不承认“工总司”,也不支持他们的行动,必须说服工人造反派返回上海抓革命,抓生产。寒暄之后,张春桥请韩哲一回去休息,他由杨恺陪同直接前往安亭,随行的还有首都“红三司”的红卫兵。 张春桥去安亭后,态度突然有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他口头上同意了工人造反派提出的五项要求,并说,只要同意回上海,就可以正式签字。对张的表态,工人造反派内部产生分歧,即时分为两派,一派返回上海,另一派不听张春桥那一套,继续徒步北上,并把张春桥车上的宣传喇叭也砸了 13日,市委召开书记处会议,明确不同意上海工人造反派提出的五项要求。张春桥也参加了会议,当面并没有表示异议。 但当天下午,张春桥却在文化广场正式签字,同意“工总司”的五项要求。大致内容是: 承认“工总司”为革命组织; 承认“11.9”是革命行动; 由此而引发的后果,由华东局和市委负责; 曹荻秋必须公开检查; 为“工总司”工作提供方便。 消息传出后,华东局和市委的领导同志深感意外和震惊!此事的直接后果就是,把以张春桥为代表的“中央文革”和华东局、市委的不同观点,公开暴露在了工人造反派的面前。于是,上海工人造反派把打击的重点,迅速集中在了陈头上。 另一派北上的工人造反派,在经昆山途中,推选出新的领导人耿金章(上海中泥造纸厂副工长,比潘国平大20多岁,比较老练)。此人当时已率队抵达苏州,并声称要继续徒步北上。 面对这种形势,张春桥不得不去苏州,处理“后安亭事件”。他要求韩哲一同行,因韩去过安亭,与工人造反派有过接触。韩表示不愿去。张多次和魏文伯通话,强调理由,催促成行。魏与韩协商后,同意韩前往。张春桥还要求曹荻秋也同去,曹亦拒绝。但张同样固执己见。曹与陈丕显商量,陈显然也不便拒绝,只能同意曹一同前往。此时张春桥的态度之所以敢如此强硬,完全是因为其自恃代表“中央文革”,背景非同以往,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均很难与之抗衡。 15日上午,张春桥、曹荻秋、韩哲一等一行到达苏州。张春桥主谈,“工总司”的代表是耿金章。经过几个小时的谈判,张又和耿金章达成了类似“安亭事件”的五条。张春桥让曹荻秋、韩哲一都签字,遭拒绝。张一意孤行,坚持要签,并首先代表“中央文革”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曹、韩经长时间与陈丕显、魏文伯通电话协商后,也只好签了字。这就是当时着名的“双五条”。 充满玄机和变数的“安亭事件”,在张春桥出尔反尔的操作下,终于在僵持了一个星期之后落下了帷幕。 16日,从北京传来毛主席对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的“最高指示”:张春桥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嘛! 韩老说,“安亭事件”是“文革”的重要转折点,张春桥、王洪文、“工总司”,从此进入全国人民的视野,成为骤然迸发的政治新星。紧接着,“工总司”于1967年1月,在上海发动了史称“一月革命”的夺权风暴。此风迅速蔓延全国,终于把中华民族带入了万劫不复的十年浩劫。

  数千人的长长的队伍,行进在上海街头,打破了凌晨的沉寂。

  上海第十七棉纺厂保卫科干事29岁的王洪文,成为上海“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云人物。他组织上海各工厂的造反派们,筹备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红卫兵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副司令”潘国平。此时,用不着担心再有人揪他“政治扒手”。他不住地领呼口号,神气活现。

  (简称“工总司”),他被推选为“司令”。

铁路是“文革”一开始就受到冲击的部门。首先是学生串连出现高潮。从1966年8月18日至11月25日,毛泽东先后八次接见1100多万外地师生和红卫兵。以笔者当年作为红卫兵由沪进京接受毛泽东第三次检阅所见,列车的车门已经被堵得无法开启,全由窗户爬进爬出。除了厕所、过道、座椅下,连行李架上、椅子背上都坐上人,甚至还有人将厕所顶上的天花板撬开钻了进去,列车的超载可见一斑。全国各地“大串连”的红卫兵都是免费乘车、乘船,严重冲击和妨碍了正常的铁路交通,给铁路运输带来了极大压力与困难。学生串连,挤占了货物运输,使大批物品积压。1966年仅上海、广州两港就积压了14万吨货物。

  王秀珍也走在队伍的前列。尽管家里还有两个孩子,她托付给邻居,走了。她带着厂里“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一百二十多人,参加“工总司”成立大会,眼下走在“北上告状”队伍中的连她在内只剩十名。

  11月9日下午,“工总司”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成立大会,要求曹荻秋到会,予以“承认”。曹荻秋没有理睬。会后,王洪文带领几千工人造反队员到中共上海市委,要求见曹荻秋。曹荻秋仍不予理睬,因为曹荻秋给陶铸打过电话,陶铸明确答复,成立跨行业的全市性的“工总司”是不适当的,是违反了中央有关规定的。

身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感到了沉重的压力,他对协助他抓经济工作的余秋里、谷牧谈到自己心中的忧虑:“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工作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可以说,周恩来当时总的想法同大多数干部一样,那就是认为“自己的思想落后于毛主席,落后于运动。觉得毛主席总是站在前边,我们总是赶不上”。

  王洪文居中。他的八百来名“永忠队”队员出席大会,此刻剩下三百九十六人。

  王洪文带领“工总司”的造反队员们闹了一夜,还是见不到曹荻秋,便鼓动造反队员们“进京告状”!

1966年11月9日,周恩来同以黎笋为团长的越南劳动党中央代表团交谈后,即主持讨论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再论抓革命,促生产》,批驳只强调“革命”而根本不讲生产建设的论调,决定该社论翌日见报,以便刹住借“革命”冲击生产的风。

  队伍的尾部稀稀拉拉,犹如彗星的尾巴,大都是散兵游勇,慢慢地在后面跟着。

  11月10日清晨,王洪文率队冲入上海北站,抢上列车。上海北站秩序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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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锋”潘国平率队冲进北站,一路冲,一路砸,检票员无法抵挡。

  据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的韩哲一告诉笔者:考虑到上海北站地处闹市,“工总司”在那里闹事影响很不好,曹荻秋和他商量,决定发车。原定把列车开到苏州附近的昆山站停下,使闹事者远离上海市区。但是列车启动后,上海铁路局考虑到停在上海远郊嘉定县境内的安亭车站更合适些,于是,那列装满“工总司”造反队员的列车便驶入安亭附近的岔道,停在那里。

王洪文

  一趟赴京的红卫兵列车,靠在月台,车头正冒着浓烟和水汽。潘国平说了声“上”,一千多造反队员冲上列车,挤得满满的。

  “这是阴谋!这是上海市委的阴谋!”王洪文岂肯善罢甘休?“司令”存心扩大事态,在11月10日中午拦住了上海开往北京的十四次特别快车。那一段铁道是单轨,十四次列车停在那里,沪宁线便阻塞了!

可是,就在第二天凌晨,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一个人们事前没有想到的、改变了整个局势发展的事件发生了,那就是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

  当王洪文、张宝林率队来到北站,已经无法再挤入红卫兵列车。有人发现旁边一列驶往郑州的列车正空着,反正去郑州也是北上,王洪文率领一千多造反队员呼隆而上,把这列空车也挤满了。

  震惊全国的“安亭事件”爆发了。在此之前,“文革”之乱还只是乱在贴大字报、揪斗“走资派”,从“安亭事件”开始,“文革”之乱造成工交生产瘫痪,使大动乱升级了。

沪宁线上有一个在地图上很难找到的铁路小站安亭,却在一夜间全国闻名,原因是1966年11月10日,王洪文一伙人制造了“安亭事件”。王洪文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的头头,1966年11月9日,王洪文等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工总司”成立大会,“勒令”上海市市长曹荻秋等市委领导到场接受批判,遭到曹荻秋的拒绝。他说“工总司”这些为首的分子,都是一些有严重问题的社会渣滓,不能去参加大会,参加了就要犯错误。当晚9点,王洪文等人煽动群众游行,要求曹荻秋接见,仍被拒绝。王洪文就率领部分“造反派”于第二天凌晨冲向上海北火车站,声称要“北上告状”。

  后续队伍也来到北站,约莫也有千把人,已经无车可上。他们嚷嚷着要找上海铁路局头头,为他们增发北上列车。

  告急电话打到李富春那里。李富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当时主管工交。倘若发生在安亭的交通中断事故仅仅因为自然原因,如脱轨、相撞、地震、水灾等等,李富春亲自处理也是可以的。可是,这一回却是因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引起的,李富春不能不急告“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

10日凌晨,潘国平(也是“工总司”头头)等在上海北站带200多人强行登上两节客车,5点钟时北上。王洪文等率领三四百人,强行登上602次列车,命令车站调度室于7点钟发车北上。

  北站,也乱得成了一锅粥。

  陈伯达与李富春商量,马上派人前往安亭,劝阻工人不要拦断交通。派谁去呢?陈伯达提出派张春桥,因为张春桥既是“中央文革”成员,又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李富春同意了。据陈伯达回忆,当时并未意识到“安亭事件”的严重性,派张春桥去是他匆匆决定的,没有请示过毛泽东,不是张春桥后来所吹嘘的那样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我去安亭”。

周恩来得悉上述情况后,立即要陈伯达电告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韩哲一,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顶住,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的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的行动。同时致电在安亭站的上海工人,指出他们这次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

  善于“活学活用”的造反队员们,正在念诵着毛主席语录:

  事情紧急,张春桥必须坐飞机赶往上海。据王力回忆,是陈伯达要他挂电话给空军司令吴法宪,调来一架军用专机。王力送张春桥到机场。张春桥上了专机,于11月11日晚8时离开北京,飞往上海。在上海机场接张春桥的,是韩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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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牲牺、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

  在张春桥出发前,陈伯达给安亭发去一份急电。他的电报的调子,跟写给在国防部闹事的学生的信差不多。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王洪文毕竟不像那些冲击国防部的学生好对付。当张春桥在安亭宣读了陈伯达的电报之后,,以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刷出大标语,说陈伯达的电报是大毒草。消息飞快地传进了林彪的耳朵。据陈伯达对笔者说,林彪尖锐地批评了他:“大道理管小道理,这是毛主席说的,当然是对的。可是,你把生产当成了大道理,这完全错了。大道理是什么?大道理是革命!革命才是第一位的。革命管一切!”

602次列车发出后,周恩来的指示转达到上海铁路局,当天中午,潘国平等人被拦阻在南京车站;602次列车上的王洪文等人于上海8时被拦阻于安亭车站的岔道。

  清晨五点,忽然传出一片欢呼声。原来,红卫兵列车发出“鸣”的一声尖叫,车轮转动了。这趟列车离开上海之后,一路顺畅,在中午到达南京。

  面对林彪的批评,陈伯达赶紧承认自己的电报写错了。陈伯达马上转为支持王洪文,支持张春桥在上海跟王洪文谈定的五项协议。

周恩来要陈伯达加以制止。陈伯达一方面电告韩哲一,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顶住,决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一方面找当时分管工交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商量,决定马上派人去安亭,劝阻工人立即回沪,不要阻塞交通。陈伯达提出派张春桥去,因为张春桥既是中央文革成员,又是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李富春同意。据陈伯达后来回忆,当时并未意识到“安亭事件”的严重性,派张春桥去是他匆匆决定的,没有请示过毛泽东,不是张春桥后来所吹嘘的那样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我去安亭”。

  第一批造反队员离去时的欢呼声,使坐在那趟郑州列车里的造反队员们焦急起来。这趟属于郑州机务段的列车,原定十日晚二十三点发车。这未必太晚了。王洪文与胸前挂着“郑61”的号码牌的姓王的列车长谈判,要求提前开车。

  张春桥在1966年11月16日的谈话中,也讲到这一过程:

事情紧急,陈伯达要王力给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打电话,派军用飞机送张春桥去上海。在张春桥出发前,陈伯达给安亭发去了一份急电,除讲了一些大道理外,比较明确地提出:“事实上,你们这次的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现在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张春桥同志立即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和他当面商量。这是我们再三再三考虑才发出的电报,我们热烈希望你们接受我们的意见。”

  列车长报告了调度室。调度室报告了上海铁路局。

  我把五条协议以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报告给他(引者注:指陈伯达)。这样中央文革小组就讨论我在文化广场所讲的五条。到了晚上,文革小组给我打电话来,我在文化广场对这个问题的判断,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完全正确的,是应该这样做的。

有周恩来的指示,有《人民日报》当天发表的《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还有陈伯达发表的急电,上海市委内部很统一,也以为形势就此会向好的方向发展。有些工人在听了市委派来的干部的劝说后,已经陆续乘上卡车,返回上海。

  出乎意料的顺利。凋度室通知:这趟列车改作69次特别快车,于上午七时开车!

  王洪文造反之初,正是得到了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的支持,得到“中央文革”的支持,这才逐渐成为上海一霸,以致后来成为“四人帮”中的一个。陈伯达从发出那个“大毒草”电报,到迅速“急转弯”,到支持王洪文,不过两三天工夫,又一次显示了他的政治投机的看家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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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传出,车厢里欢腾起来。那些后到的队员,本在等待第三趟列车,这时也纷纷拥上这趟列车。

  这时,中共上海市委由第一书记陈丕显出面,给陈伯达打电话。陈丕显在电话中质问陈伯达:“你们的一个文革小组副组长,究竟有没有权力背着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与群众组织签订反对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决定?你们还要不要国家的法律?”

安亭事件

  上午七时,一声鸣笛,列车启动了。王洪文紧握着那个与他同战斗的“首都红三司”红卫兵包炮的手,庆贺北上告状迈出了胜利的第一步。

  陈伯达慢条斯理地回答:“不要那么发脾气,冷静一点嘛!字已经签了,中央在研究。”

当时,王洪文、黄金海(上棉三十一厂,“工总司”头头)等人感到形势不利,再拖下去队伍就会溃散,决定孤注一掷,拦截北上的列车。王洪文说:“要拦就要拦在国内外能造成重大影响的列车。只有事态闹大了,才能迫使中央解决问题。”于是他们决定拦截上海开往北京的第14次快车。他们派出一部分人站在安亭通往上海的铁轨上,示意火车停车;另一部分亡命徒则在安亭站卧轨拦车。中午12时,14次列车被拦阻在安亭车站,造成沪宁铁路中断。沪宁铁路全线客货运输中断 30多个小时,上海站36趟列车不能发出,开往上海的近百趟空货列车被迫停在沿线各站,造成建国后铁路运输线上最严重的第三次阻塞。

  列车以每小时九十公里的速度前进,树木、电线杆闪电般从车窗前掠过。这时,王洪文满脸兴奋,与包炮商量着到达北京以后,怎样在北京举行炮轰上海市委的游行,给曹老头儿以难堪……

  陈丕显又给陶铸打电话,陶铸明确表示不同意张春桥的做法。

事件发生后,上海市委十分焦急,他们一方面说服工人回沪回厂,另一方面又派人送去15万个面包以及棉大衣、棉被,还动员安亭车站的职工不分昼夜烧水烧饭送衣,有些年老体弱的工人因为饥寒交迫,疲惫不堪,已经到了虚脱的地步。但王洪文等人还在大声疾呼:“坚持就是胜利!”“一切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不让工人离开。

  列车有节奏地摇晃着,一夜未睡的造反队员们,即便是站在过道上的,也合上了双眼。

  陈伯达得知陈丕显给陶铸打电话,担心陶铸会去找毛泽东。陈伯达马上带着王力去见江青,江青说:“要抢在陶铸前面见主席!”他们深知,如果毛泽东支持陶铸的话,那他们就会陷入被动。

上海市委感到光靠自己的力量已经回天无力,他们望眼欲穿地等待着中央派人来解决。然而张春桥到来后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和王洪文的迎风作浪,一下把上海市委逼进绝境。

  车过南翔,列车忽地放慢了速度,以每小时二十公里的速度前进。

  11月16日下午3时,毛泽东在北京钓鱼台十二楼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但常委刘少奇、邓小平、朱德、陈云没有参加),“中央文革”小组江青和王力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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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厢里出现了骚动。一问列车长,王洪文吃了一惊:接上海站调度通知,这趟列车从69次特别快车改为602次慢车!

  毛泽东拿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念了其中的“结社自由”一段,说上海的“工总司”符合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毛泽东又谈到了张春桥在上海跟“工总司”签订的五项协议,他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毛泽东是当时中国的最高权威。他的话,一锤定音。

张春桥

  所有打瞌睡的人,都醒了。

张春桥成功的政治赌博

  列车还没有开出上海,正在上海所属的嘉定县境内行驶。

11月11日晚10点钟,张春桥乘坐空军专机飞抵上海,韩哲一等人在上海机场迎接。市委工作人员想让张春桥与市委负责人见面或通话,张置之不理,却径直让首都红卫兵驻沪联络站派人来,与他一道赶往安亭。很快,首都红卫兵驻沪联络站的红卫兵弄来一辆用吉普车改装的宣传车,张春桥就上了他们的车,而没有上上海市委为他准备的轿车。

  慢吞吞地从南翔开到黄渡,前面是嘉定县内的一个小站——安亭。

张春桥到安亭后,天下着细雨,潘国平撑着一把雨伞跑过来,替张春桥打着伞。在这之前,张春桥并不认识他。他们一齐走进安亭汽车修理厂,很快开始了“中央文革”大员与“工总司”司令之间的谈判。

  上午八时十七分,车抵安亭站之后,随即倒开,进入了一股卸煤的岔道。站长扳好扳道之后,当即锁上。列车停止前进了。列车所停的地方,离安亭车站有几公里。

张春桥对潘国平等人说:“你们拦阻列车,造成铁路交通中断,引起上上下下不满,使你们自己陷入被动局面。你们这样干,是要杀头的。”见造反派头头在仔细听他的话,他又说:“这次来上海,一定要把问题解决,不解决问题不回北京。”他暗示潘国平、王洪文先把队伍带回上海,然后再解决“工总司”提出的各项要求。王洪文、潘国平等人权衡利弊后同意把队伍拉回上海。

  列车四周,是一片旷野,没有一间房子,旁边堆着一堆木材、一堆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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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王洪文派人奔往几公里外的安亭车站,向上海挂电话询问。

陈伯达给安亭上海工人的电报

  从上海方向传来消息:留在上海北站的第三批造反队员,已抢占一趟北上列车,原定上午十时十分开车。接到调度室通知,这趟列车不开了。

11月12日上午8时,张春桥在潘国平等人的陪同下,坐着一辆大卡车驶达安亭车站。张春桥站在卡车上又一次宣读了陈伯达给安亭上海工人的电报,动员工人返回上海,潘国平在一旁帮腔:“‘工总司’的战友们,张春桥同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来的亲人,春桥同志对我们的支持,就是毛主席对我们的支持。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我们马上返回上海……”

  从南京方向传来消息:那越红卫兵列车在中午驶入南京站之后,也停在那里一动不动。

造反派见潘国平、王洪文改变了态度,有人爬上卡车抢过大喇叭骂起来:“王洪文滚他妈的蛋!”耿金章就带领一千多人继续步行北上,大部分人跟着王洪文返回上海。

  “这是阴谋!这是上海市委的阴谋!”王洪文猛抽了一口烟,牙齿咬得吱咯吱咯作响。

“安亭事件”解决得出人意料的顺利。下午4时,张春桥也回到了上海。其实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张春桥是在冒着风险做政治赌博,他赌赢了。

  拦车卧轨

  曹荻秋也一夜未合一眼。连日的劳累,使他又添新的白发。

  “工总司”召开大会之际,文化广场里的一举一动,都有人随时把消息报告曹荻秋。此后,王洪文领着队伍去市委大楼请愿,去友谊电影院要求接见,直至冲进北站,强占列车,曹荻秋都随时知道动态。

  他守在电话机旁。在得知种种情况之后,他不时与中共中央华东局、与中共上海市委的负责人保持联系,商议对策。有关同志也不断把上海“工总司”的动向,向“中央文革小组”报告。

  “工总司”冲入北站、列车驶离上海之后,事态已经越闹越大。

  上海市委采取了紧急措施:已经开出的两趟列车,一列停在南京,一列锁在安亭;未开出的第三趟列车,不再开出。

  上海市委出于这样的考虑:大批上海工人进京告状,不仅会给上海工业生产造成严重损失,而且也将严重扰乱首都的社会秩序。

  上海市委已经不能不采取紧急措施了。

  上海市委给停在安亭的602次列车挂了电话,劝告“工总司”的造反队员,不要北上,应立即回沪“抓革命、促生产”,有关问题在上海解决。如果“工总司”同意,602次列车可以由安亭开回上海……

  安亭岔道,许多“工总司”造反队员下车了,聚集在堆着木材、煤块的料场上,争论着何去何从。

  不少人主张回上海。他们的头脑已渐清醒,意识到数千人上京告状,确实不妥当,说道:“还是回上海去解决吧!”

  “回上海去?右倾!”马上有人气势汹汹地反驳,“如果在上海能解决问题,我们怎么会跑到这儿来?”

  “唉,出师不利。看来,‘工总司’的头一仗,就吃了大败仗。”有人沮丧,拉长了脸。

  “回上海——死路一条!”有人煽动,蛊感人心,“回到上海,你们一个个都会被打成反革命!”

  “司令”呢?他正在跟“首都红三司”的红卫兵商量,作出了决策:“拦车北上!”

  来了,来了,铁道上出现一列从上海开出的客车。王洪文带了一批人来到铁轨旁。

  当后来王洪文成为“英雄”,“卧轨拦车”成为他的“英雄篇章”。其实,据几位当事者回忆,是这样的;他们在铁路两侧,有的挥舞着帽子,有的脱下上衣挥舞着。司机以为出了什么事,来了个急刹车。在车子停住之后,很多人才跑上铁轨,站着的、坐着的、躺着的都有。实际上是“拦车卧轨”,并非“卧轨拦车”!

  停下来的是648次客车。列车长下来了,听说这一千多人要挤上车,理所当然地拒绝了。他说:“车上有电话。你们派代表来打电话。没有上海铁路局的同意,我不能让你们上车!”

  电话打了一个多小时,上海铁路局坚决不答应,而且反复传达了上海市委的意见。

  这时,几辆小轿车急急驶来。上海市委派出的轻工业局局长来了,机电局局长来了。上海市公安局和铁路公安局也派人来了。

  648次火车头连连鸣笛。造反队员们退下了铁道。滞留了将近两小时,648次的车轮终于又开始转动,驶离了安亭。

  在上海市委代表的劝说下,不少造反队员回到602次车厢,等待着铁路局安排驶回上海。

  王洪文急了。602次一旦开回上海,将意味着“司令”领导的这次“造反”归于失败。

  “好马不吃回头草。一不做,二不休!”王洪文看了看手表,对他的“部下”

  说,“等一会儿,上海到北京的14次特别快车要经过这里。我们拦住14次,要他们把602次挂在14次后面,直上北京!”

  王洪文豁出去了!

  从上海站始发的客车之中,14次向来最受重视,因为它是上海与首都之间的特别快车。不光是头头脑脑们要坐这趟车,外宾们也常坐这趟车。

  又是一次“拦车卧轨”。十一月十日中午十二时零二分,14次特快那飞转的车轮不得不骤然刹住。车上许多外宾拉开了车窗,不解地望着车外成群成群挂红袖章的拦车者。

  列车长气喘吁吁地跑到拦车者们面前,当他听说拦车者要求把602次挂在14次后面,坚决回绝了:“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不行,绝对不行!你们赶快放行,否则你们要承担一切严重后果!你们要明白,这是14次特别快车!”

  列车长格外强调了最后一句话。

  “我们就是要拦你14次特别快车!”王洪文哼了一声。

  14次特快列车僵卧在铁道上,无法动弹。那时,沪宁线上虽然大部分路段都已铺了双轨,而安亭这一段恰恰是单轨。拦截14次特快,等于卡断了沪宁线,卡断了中国铁路的大动脉。

  一列又一列客车、货车,不得不停止了运行。

  上海站北上的所有客车、货车,全部停发。

  北方南下的所有客车、货车,也都堵塞在安亭附近。

  上海市委派汽车送来上千份当天的报纸,上面登着《人民日报》当天的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

  报纸变成了手纸,被扔得到处都是。

  安亭告急!上海告急!

  切断沪宁线二十小时

  “中央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怪胎。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

  (亦即“中央文革”),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这个小组的组长,是那个自称“小小老百姓”的陈伯达,顾问是康生,副组长为江青、张春桥等,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

  这么个“小组”,在“文革”中恶性膨胀起来。一九六六年八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这个“小组”成员得以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此后不久,这个“小组”竟取中共中央书记处而代之,拥有莫大的权力。

  陈伯达是个老秀才。毛泽东见了他,不称“伯达同志”,笑称“老夫子”。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安亭事件爆发之后,上海市委几度向“中央文革”告急。“老夫子”戴着近视眼镜,看着上海市委的告急电报。“老夫子”马上找来副组长张春桥,因为有关上海事务,他必须听听这位副组长的意见。

  张春桥也是一位“秀才”,曾任上海《解放日报》总编兼社长,也曾当过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何庆施的政治秘书。张春桥运笔如飞,拟就了一份电报草稿。“老夫子”过目之后,便以陈伯达、张春桥的名义,致电中共中内华东局第三书记韩哲一:

  “立即会见工人同志,同他们好好商量,希望他们回沪,坚守生产岗位,有问题可以就地解决。有重要问题不能解决的,可以派代表去北京。”

  夜,602次列车附近的堆料场,造反队员用碎木料燃起了篝火。

  几辆大卡车从上海赶来。车上装了一万五千只面包,还有棉大衣、棉被。那是上海市委组织几家工厂送来的。

  “中央文革”的电报,急速传到安亭。王洪文看了陈伯达、张春桥的电报,心情紧张万分。因为那份电报表明,“中央文革”并不支持“工总司”北上告状。他知道,一旦“中央文革”投了反对票,这意味着什么?

  紧接着,大批的电报纷至沓来。这些电报,大都是京沪线各车站发来的,有的是受堵的旅客发来的。每一份电报,都发出强烈的抗议声:

  “目前沪宁全线停车,是上海一小撮别有用心的政治扒手一手制造的。他们任意离开工作岗位,违反十六条所规定的‘抓革命,促生产”的精神,在安亭闹事,破坏国家经济命脉,中断交通。这是一个重大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我们提出最强烈的抗议!”

  “中断交通是造谁的反?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严惩一小撮破坏交通的暴徒!”

  “揪出上海‘工总司’的坏头头,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一份份电报,使王洪文触目惊心。尽管他把电报撕得粉碎,但是耳边仿佛响着一片抗议声。

  “首都红三司”的笔杆子起草了《安亭告急——告全国同胞书》,声称“工总司”是被上海市委逼得上京告状的,一切责任都应由上海市委承担……王洪文看了之后,这才略微定心,叮嘱道:“赶快用电话把稿子发到上海,请你们‘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连夜印发!”

  夜深,野外寒气逼人,造反队员们只得拥挤在车厢里。一节节车厢,如同一盒盒沙丁鱼罐头。椅背、行李架、茶几下,都挤满了人。

  切断铁路的时间越长,交通阻塞越发严重。沪宁线全线瘫痪。华东地区许多客车停驶。安亭附近被堵的列车,不时拉响汽笛,发出一声声尖利的抗议,在夜空中回荡,此起彼伏。

  14次列车上的旅客,斥骂拦车的“工总司”造反队,骂他们是暴徒,是反革命。

  夜深,那斥骂声仍不绝于耳。

  14次列车软卧车厢里的外宾,也提出了抗议。尤其是几个苏联乘客,抗议的措同更为强硬。

  各地的抗议声不断传来——抗议电报,抗议电话,抗议传单。

  上海市委已经一次又一次派人前来安亭,要求“工总司”立即恢复交通。

  不少造反队员也意识到阻断交通的严重性,纷纷要求撤除障碍。“再这么干下去,‘工总司’真的会成了反革命!”许多老工人向“司令”提出了忠告。

  听说韩哲一要来安亭,王洪文终于决定放行14次。

  沪宁线大动脉被切断二十小时零二十一分之后,在十一日上午八时二十三分,14次特别快车终于转动了车轮。

  “呸!呸!”旅客们用睥睨的目光,鄙视着铁道两旁戴“工总司”红袖章的那些造反队员。

  通车后一个多小时,中共华东局书记韩哲一和上海市副市长李干成坐轿车来到安亭。

  “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一鼻孔出气!我们还是要去北京告状!”王洪文听不进韩哲一劝他们回上海的话,仍然坚持北上,“就是走,我们也要走到北京!”

  韩哲一规劝没有效果,只得与李干成回到上海。

  “走,我们走到北京去!”在“司令”的指挥下,造反队员们开始整队。

  “走到北京去?”两天两夜未曾安眠,许多造反队员困乏不堪,说道,“走回上海还差不多!”

  “走到北京去!”也有那么一批造反劲头十足的队员,坚决支持“司令”的决定。

  就在意见争执的关头,一纸电文自北京来,震动了安亭……

  陈伯达发来急电

  “‘中央文革’来电报啦!”

  “陈伯达同志来电报啦!”

  十一日中午,陈伯达发急电至安亭。陈伯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又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他的电报表达了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对于安亭事件的意见。

  显然,这是一份举足轻重的电报。

  王洪文以急切的目光,看着陈伯达发来的电报——

  工人同志们:

  十日夜我们听说你们有几千人要求来北京。在安亭同铁路局争执不下,我们打了电报给华东局韩哲一同志,请他劝你们回上海,就地解决问题,以免影响本单位生产任务和京沪铁路运输。刚听到消息,有部分同志已经回去,这样做是很好的,很对,很对。据说有些工人同志,还是在车站不愿回去。我们认为工人闹文化革命是很需要的。但是必须牢牢记住毛主席、党中央再三强调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

  的指示,坚持生产岗位,把生产搞好,完成国家计划。

  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大道理管小道理,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搞好生产这是大道理。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国家,全世界的一切人们都在注视着我们的活动,注视着我们经济发展的动态。工人同志是为我们祖国争光的先锋队,时时刻刻都不能忘记搞好生产这个大道理,如果你们不是在业余时间搞文化革命,而是中断生产、停止生产,那么你们的文化大革命也一定不会搞好。

  并且在停止生产的情况下,即使有多少道理,有这样那样的道理,有千条万条的道理也站不住脚了,因为你们忘记了最重要的大道理。

  工人同志们,我们的行动时时刻刻都要注意对社会、对国际的影响,时时刻刻要顾全大局,时时刻刻都要顾全整个工人阶级的大局。我们绝对不能因为一部分利益,因为有些人意气用事,而损各全国全局的利益,损害我们国家的威望,即使是小小的损害,也是不好的。

  事实上你们的这次行动,不单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现在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张春桥同志立即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同他当面商量。

  这是我们再三再三考虑才发出的电报。我热烈希望你们接受我们的意见,向你们致以最高的无产阶级敬礼!

  陈伯达

  看罢电报,王洪文的脸色是惨白的。他几乎不相信这是陈伯达打来的电报!

  “会不会是上海市委伪造的?”他问包炮。

  “那口气,象陈伯达的。”包炮说,“我马上去挂长途电话到北京,问一问真假。”

  “问谁?”

  “问‘中央文革’!”

  包炮匆匆走了。

  在王洪文看来,陈伯达的电报出乎意外:这份电报,等于给了“工总司”一记耳光!电报不仅批评了“工总司”上京告状的行动,而且批评了“工总司”安亭拦车。领导“工总司”上京告状、安亭拦车的,不是别人,正是作为“司令”的他。

  他可以骂上海市委,骂华东局,但是他怎敢骂陈伯达,骂“中央文革”?

  陈件达的电报还意味着,“工总司”即便能够上京告状,也不会有好结果。因为上京告状,向谁告?无非是向“中央文革”告状。陈伯达的电报,已经把“中央文革”的意思说得一清二楚。

  陈伯达的电报,象炸弹一样在安亭爆炸。“工总司”军心动摇。“刚听到消息,有部分同志已经回去,这样做是很好的,很对,很对。……”电报里的这些话,打动了许多造反队员的心。尤其是那些原先就主张回上海的队员,更是嚷嚷着要求回上海。

  上海市委动员各工厂,派出一大批空的大卡车,来到安亭。宣传车不断地念着陈伯达的电报,不断喊着口号:“欢迎工人同志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

  “要回上海的,赶快上车!赶快上车!”

  “工总司”的队伍开始瓦解。好多造反队员爬上了大卡车。有的还站在车上大喊:“上来呀!上来呀!回上海去!回上海去!”

  “呸!叛徒!逃兵!可耻!”也有一批“坚定分子”,唾骂着那些回上海的队员。

  “谁是叛徒?谁是逃兵?”车上的队员,与车下的“坚定分子”们争吵起来,人心更乱了。

  眼看着,“工总司”大势已去……

  王洪文心急似火。包炮终于跑来了。这位神秘而广有联系的人物,带来北京最新消息:“电报是中央的意见,以陈伯达的名义发来的。据说,如果以‘中共中央’或者‘中央文革’的名义发来,会对‘工总司’压力太大。正因为这样,上面有一句‘这是我们再三再三考虑才发出的电报’。”

  “这么说,电报是真的。”王洪文益发忧心忡仲。

  “张春桥马上要来!”包炮接着说道。

  “坐火车来?”

  “坐飞机来!”

  “马上召开核心组会议。”王洪文说道,“我们唯一的希望,寄托在与张春桥的谈判上!”

  核心组会议,作出了几项紧急决定:第一,包炮马上回上海,去迎接张春桥,向张春桥反映“工总司”的艰难处境和意见;第二,给南京发电报,要“副司令”

  潘国平马上赶来,参加谈判;第三,稳定军心,要队员们留在安亭,等待张春桥的到来……

  “工总司”的命运,捏在张春桥手中了!

  张春桥从天而降

  彤云密布的夜空,没有一丝星光。

  一架专机,在穿云南来。专机上坐着一个瘦削、眨着三角眼、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的“大员”。虽然穿着一身军装,仍掩不住秀才本色,他怎么看都不象一个军人。

  不过,在那样非常“革命”的年月,在“全国学习解放军”的时代,军装不仅“时髦”,而且是一种“保护衣”。正因为这样,在“文革”初期,他的穿惯了的中山装压在箱底,却天天穿着绿军装。

  他,张春桥,城府甚深的人物,眼珠一转便计上心来,人称“狗头军师”。此人本是山东巨野人氏,生于一九一七年。早在十六岁的时候,他还只是山东济南正谊中学的学生,便已挥舞着秃笔,“批判”老舍、臧克家,成为文坛上的一只小刺猬。不久,他来到上海滩,在上海杂志公司当一名校对。十八岁时,他为了多弄一点“大洋钱”,不懂装懂,乱标古书,上海《小晨报》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发表署名“岂以”的文章《张春桥标点珍本记》,揭发了此人的丑行。十九岁时,此人竟化名“狄克”,写文章攻击左翼文化主帅鲁迅,遭到鲁迅痛斥。善于钻营的他,此后离开上海,投奔延安,成为《晋察冀日报》副总编,处处与总编邓拓作对。

  解放后,张春桥进入上海,成为《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当柯庆施调来上海,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他成了柯庆施的政治秘书。此后,这个连一句京戏也不会哼的他,“钻研”起“样板戏”来,以此为桥梁,接近了“第一夫人”江青。他又一手扶植了上海文坛恶棍姚文元。终于在批《海瑞罢官》的“战斗历程”中,江青指方向,张春桥出点子,姚文元执秃笔,江、张、姚结盟——这时候,王洪文还坐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保卫科办公室里默默无闻。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炮打响之后,“文革”大旗在中国漫卷。“中央文革小组”在中国崛起,日益显示出不可一世的权力的光环。江青成为“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张春桥成为“中央文革”副组长,姚文元成为“中央文革”组员。……

  舷窗外乌云如墨,张春桥双眉紧蹙,狠狠地吸了几口烟。对于他来说,此行非同小可。诚如他后来所说:“处理安亭事件,要么立一大功,要么犯一大罪。”此刻,这位“狗头军师”正忧心忡忡,因为摆在他面前的,是一盘错综复杂的棋:

  “工总司”必须从安亭撤回上海,这是中央的意见,陈伯达的电报也是遵照这一意见发去的,他急急赶往上海,也是为了执行这一意见;可是,这么一来,等于证明上海市委是正确的,曹荻秋是正确的,而且很容易会使他处于“工总司”的对立面……

  张春桥处心积虑的,便是如何打倒上海市委,干掉陈丕显、曹荻秋。不把他们干掉,他无法取而代之,无法成为上海的一代新主。“工总司”是反陈、曹的一支劲旅,显然,利用这支力量是至关重要的。

  张春桥处于“三夹板”之中:中央、上海市委和“工总司”。

  所幸,他是一个比别人多一个心眼的人。他早已与“首都红三司”的那位蒯司令有了联系。通过“首部红三司”驻沪联络站,他不断获知关于“工总司”的种种内情……

  十一日夜十时,在冷雨飘摇之中,张春桥的专机降落在上海机场。

  张春桥披着咖啡色海虎绒领的军大衣,刚刚走下专机,两路人马已在停机坪前等候。

  上海市委的代表抢先一步:“春桥同志,什么风把你吹来?”

  张春桥淡然一笑:“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东风!”

  上海市委的代表紧接着说;“请上车,先到衡山宾馆,上海市委的领导同志向你汇报……”

  这时,张春桥已在与另一路人马的代表——包炮紧紧握手。

  “不,我不去衡山宾馆!”张春桥甩开了上海市委的代表。

  张春桥钻进了“首都红三司”为他准备的吉普车,把包炮拉进车里,关紧车门。

  然后,张春桥对司机用命令式的口吻说道:“去安亭!”

  夜雨敲打着车窗玻璃,雨刷来回摆动着。司机拧亮大灯,吉普车在雨帘中飞奔。

  后座,张春桥不住地“嗯”着。包炮在他的耳际低语。间或他问了几声,然后,又是细细倾听着。

  吉普车驶过真如、南翔、黄渡,直入安事。

  “不要去车站。到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包炮提醒司机道。

  当吉普车驶入安亭附近的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已是凌晨了。

  张春桥在细雨中刚刚下车,一顶雨伞马上遮住了飘落在张春桥脸上的冷雨。张春桥一看,撑伞者自己却在雨中淋着。他是一个穿了一身褪色的没有领章的军装的年轻人,清秀的脸上漾着微笑。

  “春桥同志,他就是王洪文。”经包炮这么一介绍,张春桥马上热情地向那年轻人伸出了手。

  这是张春桥与王洪文第一次握手。紧紧一握,手就松开来了。年轻人只是一直微笑着。

  “这是小潘,‘工总司’的副司令。”包炮又把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介绍给张春桥。

  “春桥同志,我们一直盼望着,总算把您盼来了——您是来自毛主席身边的亲人!”小伙子紧紧、紧紧地握着张春桥的手,一边握,一边上下摇动着。

  “哦,我知道,你是潘国平!”张春桥马上说出小伙子的大名,使这个上海玻璃机械厂的青工感到分外高兴。

  一场全国瞩目的谈判,便在一家不大为人们所知的工厂——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里进行。

  谈判的一方,是足智多谋、久经沙场的“中央大员”张春桥。

  谈判的另一方,是能言善辩却乳臭未干的潘国平。王洪文在一旁坐着,不断地抽烟,只是专注地听着,不吭声。

  包炮居中,偶而插几句,为张春桥帮腔。

  “伯达同志的电报,你们都看了。电报虽然是伯达同志以个人名义打来的,但是代表着‘中央文革’的声音,代表着党中央的声音,代表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张春桥先发制人,在谈判桌上发动了强大的攻势,“我对你们的要求,那就是按照伯达同志的电报指示精神,立即带领造反队员。从安亭、从南京,撤回上海,有问题到上海去解决……”

  “到上海能解决问题吗?”潘国平毫不畏忌地反驳张春桥,“我们正是因为在上海不能解决问题,这才北上告状,这才被半途甩在安亭、南京。如果在上海能够解决问题,我们就不会在安亭拦截火车了!”

  “如果你们要北上告状,只能派少数代表。大队人马必须回上海‘抓革命,促生产’。”张春桥继续说道,“你们是‘工总司’的负责人,你们应该负起这个责任。”

  “正因为我们是‘工总司’的负责人,所以我们必须对‘工总司’全体造反队员负责!”潘国平毫不妥协地说道,北上告状,是‘工总司’全体造反队员的意愿。

  派少数代表去北京,没有声势,是告不倒上海市委的!”

  面对着这么个“造反精神”十足的“副司令”,张春桥心里暗暗着急。因为如果“工总司”不撤回安亭和南京,那么他将无法回京复命。他不由得连连抽烟,把目光投向那个沉默不语的“司令”。

  “王洪文同志,你的意见呢?”张春桥问道。

  “春桥同志,我拥护你的意见。‘工总司’应当撤回上海,就地闹革命!”王洪文的话,使张春桥的脸上泛起了笑容。

  “但是,有几个问题,要请春桥同志表个态。不然,我们难以说服队员,难以打消队员的顾虑。”王洪文到底比潘国平年长十一岁,是个干部,党员,在政治上要成熟得多。

  王洪文向张春桥提出了五个问题:

  第一,上海“工总司”是不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第二,我们北上控告上海市委,是不是革命行动?

  第三,“安亭事件”的责任由谁来负?

  第四,能不能答应我们的要求——曹荻秋作公开检查?

  第五,能不能给“工总司”提供工作方便?

  王洪文提出的五个问题,张春桥一路上已经料想到了。他早已打好主意:借助“工总司”之力,扳倒陈丕显、曹荻秋,扳倒上海市委。

  正因为这样,他很痛快地支持了王洪文:“我认为,‘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北上告状是革命的行动……”

  “口说无凭,写下来,你签字!”溜国平说道:“别开空头支票!”

  “你们先带领造反队员撤退。”张春桥说,“你们明天撤回上海,不,不,现在已是凌晨三点,应该说足今天了——你们今天撤回上海,明天我在上海文化广场,给你们签字!”

  “好,好。”王洪文站了起来.向张春桥伸过手来。这意味着谈判顺利结束。

  潘国平还在嘟嘟嚷嚷,嚷嚷着要继续北上。张春桥以亲切的口气对王洪文说:

  “你再做做小潘的工作!”

  第一次见面,第一回较量,王洪文便博得了张春桥的好感与张春桥第一次合作

  风更大了,雨更猛了。

  安亭堆料场,站在木堆上,坐在602次列车车顶上,挤在吊车上,上千名造反队员在那里等候张春桥的到来。

  红色的造反大旗,蓝色的工作服,绿色的没有领章的军装,这三种颜色组成了这支造反大军。

  十二日上午八时,一辆大卡车在泥水中驶来。

  人群骚动起来,发出一阵阵口号声:

  “我们要听毛主席的声音!”

  “我们要听中央文革的声音!”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大卡车一身泥浆,在堆料场停下。人们朝大卡车聚拢。

  卡车上站着一群人,那个披军大衣、戴眼镜的,便是从天而降的张春桥。他的左边站着王洪文,右侧站着潘国平,后面站着包炮。王洪文给张春桥打着黑布伞。

  这时,张春桥推开了王洪文手中的伞,因为他见到造反队员们都在雨中淋着。王洪文当即收下手中的伞,以表示与大家“有苦同当”。

  “同志们,战友们,毛主席派来的亲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同志来了!”潘国平用他咬亮的嗓子、清晰的吐字,一下子在堆料场上激起一阵欢呼声。

  在欢呼声中,张春桥开始讲话了。顿时,全场寂静无声,人们伸长脖子听着这“来自北京的声音”。

  “同志们,我是代表中央文革小组特地从北京赶到这里,是来解决大家的问题的,是来向大家学习的。”张春桥显得很“谦虚”。

  顿时,“向中央文革学习!”、“向中央文革致敬!”,口号声响成一片。

  “同志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整个革命历史表明,没有工人队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张春桥引述的毛泽东语录,使场上的听众受到鼓舞。他继续说,“文化大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工人阶级。

  现在,同志们起来造反了,工人阶级起来造反了,这是上海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

  张春桥的这几句话,赢得了一片掌声。

  “但是,工厂的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我们没有经验。党中央和毛主席非常关心大家,他老人家也在成天地想着大厂怎么搞?中厂怎么搞?小厂怎么搞?三班制怎么搞?”很自然的,张春桥的话被热烈的“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所打断。

  说完一通开场白之后,张春桥言归正传。他掏出了陈伯达的电报,念了一遍,然后接着说:“伯达同志的电报,就是‘中央文革’的声音,就是党中央的声音,就是毛主席的声音……希望同志们尽快回上海,就地闹革命!”

  这时,会场上的热烈气氛迅速消退了。人群中出现骚动。

  就在这时,王洪文开腔了。他以“司令”的名义,大声地说道:

  “‘工总司’的战友们,同志们,张春桥同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来的亲人。

  春桥同志对我们的关心,就是毛主席对我们的关心。春桥同志对我们的支持,就是毛主席对我们的支持。春桥同志已经明确表态……”

  张春桥马上插话说;“我认为,‘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北上告状是革命的行动。你们是被上海市委逼到安亭来的!‘安亭事件’的责任,应当山上海市委来负。同志们,你们回到上海,回到自己的工厂,如果谁因为参加‘安亭事件’受到迫害,你们来找我张春桥,我为你们平反!”

  全场的情绪,顿时由冷转热,掌声再度响起。

  王洪文趁机发出了号召:“同志们,战友们,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我们应当听春桥同志的话,马上返回上海!”

  张春桥也提高了声调,再一次表态:“这一次,我到上海来,中央文革小组告诉我,要我很好地向你们学习。你们这里有很多有才干的人,要我很好地依靠你们。

  我向大家保证,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处理好。如果不处理好这个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我绝不回北京!”

  在一片欢呼声中,张春桥结束了讲话。由于有王洪文与他唱“双簧”,使他的讲话大大增强了鼓动力。这是王洪文第一次与张春桥合作,再一次给张春桥留下好感。

  张春桥走了。王洪文和潘国平跳下了卡车,动员着造反队员返回上海。

  “王洪文右倾!王洪文出卖了‘工总司’!”王洪文受到了一群人的围攻。

  “工总司”的队伍分化了,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愿意回上海,跟着王洪文走了;另一部分人仍坚持北上,“不到北京不回头”,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厂锻工谢鹏飞成了他们的头头,率队步行,沿着铁路前进,朝着苏州方向前进了……

  昆山历险记

  十二日中午,王洪文率领着一千多造反队员,高呼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的口号,回到了上海。

  上海街头,贴着针锋相对的大字标语:

  “安亭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安亭事件好得很!”

  “工总司是暴徒!”

  “工总司岿然不动!”

  下午四时,张春桥也回到了上海。

  张春桥马上打电话给“工总司”;“王洪文吗?你立即赶到昆山去!你要把继续北上的造反队员拦在昆山,劝回上海……”

  奉张春桥之命,王洪文跳上一辆银灰色的轿车,朝江苏昆山急驰。一上车,他就闭上双眼,在疲惫不堪中睡着了。

  昆山,位于安亭和苏州之间。当王洪文率领一千多人回上海的时候,谢鹏飞率一千来人步行离开安亭,傍晚抵达昆山,在昆山中学“安营扎寨”。

  当轿车驶过安亭,驶过天福庵,王洪文才被人叫醒。车窗外,已是一片漆黑,只有远处的灯射出一缕缕昏黄的光。

  “车子不要进昆山中学,靠在远处,我下车走过去。”王洪文这位“司令”初次坐轿车,生怕队员们说他“变修”,便如此这般吩咐司机。

  王洪文下车后,独自朝昆山中学走去。

  刚刚走进校门,便给“尖刀班”撞见了。

  这“尖刀班”,是由十几个二十来岁身强力壮的青年组成的。他们差不多都认得“司令”。

  “你来干什么?”青年们一拥而上,用冷冰冰的口气盘问“司令”。

  “我来找谢鹏飞,找周宝林,找总部的人。”王洪文答道。

  “找他们干什么?”

  “春桥同志要我来找他们。”王洪文把张春桥这王牌甩了出来,吓唬青年们。

  “尖刀班”的青年们用充满敌意的目光注视着王洪文。有人骂王洪文右倾,有人骂他叛徒。他们象押犯人似的,把王洪文押去见头头。

  说实在的,这一千多人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来自各家工厂,每家工厂的造反派头头,都算是这支队伍的头头。谢鹏飞名义上是总头头,大约只是因为他参加过“工总司”的筹备会议,在成立大会上作过“控拆”,算是“总部”的人。

  另一个“总部”的人,叫周宝林,二十一岁的小伙子。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他怎么会卷入安亭事件,会成为“总部”的人。他一九六四年从海军航空学院毕业,分配到上海市仪表局,在一家无线电厂劳动。“工总司”成立那天,他看热闹,在会场里坐了一会儿,晚上便回家了。第二天,安亭事件爆发了,上海市委派了一些人坐着轿车前往安亭,以了解现场的动态。市委办公厅的一个同志与小周相熟,遇见了他,便把他也拉上轿车。于是,他就到了安亭。先是在旁边看看,后来,他被那里的大辩论吸引了。年轻好动的他,听着,听着,按捺不住,居然也加入了辩论。

  他才讲了几句,立即有人厉声喝问:“你是什么成份?”原来,他还不懂“辩论规则”,开口之前要先报成份——因为“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他只得如实报告:

  “周宝林,共青团员,复员军人,大学毕业生!”他的话,马上引起王洪文的注意。

  王“司令”手下,正缺“成份好”而又肚子里有墨水的人,便把他吸收到总部工作,负责联络、负责宣传。……就这样,阴差阳错,他竟成了“总部”的人。

  王洪文向头头们传达了张春桥的意见之后,说道:“希望大家听从总部的决定,听从春桥同志的意见,明天回上海去。”

  “你算总部?你代表总部?”马上有人指着王洪文的鼻子质问。

  “你是叛徒!右倾!”

  “张春桥算老几?他能代表‘中央文革’?”

  “张春桥也是上海市委的,跟曹荻秋足一伙的!”

  王洪文的脸变得雪白。他想不到,远道赶来,竟成了批斗对象。

  唯一表示赞同王洪文的是周宝林。

  “把王洪文关起来!”

  “把周宝林也关起来!”

  有人这么一说,“尖刀班”便一拥而上。于是,王洪文与周宝林被关了起来。

  那“牢房”,是昆山中学的一间教室。

  刚刚还在坐轿车,转眼之间进“班房”,王洪文感到沮丧。没有床,没有被,把课桌一并,披上棉大衣,王洪文和周宝林躺了下来,却怎么也无法入眠。

  过了子夜之后,昆山中学的灯一盏盏熄灭了,从一个个教室里传出一阵阵鼾声。

  大抵是一连几夜未得安眠,就连看守“牢房”的“尖刀班”的小青年,由站着到蹲着,到坐着,终于也发出了鼾声。

  王洪文和周宝林蹑手蹑脚地走出了“牢房”。关押了四个多小时,王洪文算是“自由”了。

  周宝林送他,走了一里多地,才在路边看见那辆银灰色的轿车。

  王洪文坐进轿车,不住地向周宝林挥手。

  银灰色轿车迅速地消溶在黑色的夜幕中。

  张春桥答应了五项要求

  一夜“历险”,王洪文一溜烟逃回了上海。

  王洪文挂通了张春桥的电话。他没有完成张春桥的使命,从电话耳机中传出的声音听得出,张春桥很不高兴。但是,当王洪文问张春桥,原定下午在文化广场与“工总司”造反队员见面,是否如期举行,张春桥以非常坚决的口气说道:“照样举行,我当众签字,答应你们的五项要求!”

  消息飞快地从“工总司”传出来,造反队员们在互相通知:下午,张春桥在文化广场“接见”我们!

  消息飞快地从“工总司”传到上海市委,传到曹荻秋耳中。

  中午,上海市委决定召开书记处紧急会议。中午开会,在往常是几乎未曾有过的。

  张春桥仍兼着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职务。接到曹荻秋的电话,张春桥只得去开会。他心中明白,中午开会,显然是为了针对下午的“工总司”的会议。不过,张春桥有所恃而无所恐,因为他已连夜与江青通了长途电话……

  上海市委书记处,曹荻秋与张春桥面对着面。

  曹荻秋申述着自己的意见:

  “‘工总司’是一个全市性的跨行业的群众组织,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根据市委讨论的意见,我们对于‘工总司”仍然应当坚持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的态度。……”

  料定曹荻秋会说这番话,张春桥一支接一支地悠悠抽烟。

  曹荻秋继续说明自己的态度:

  “‘工总司’在安亭拦截火车,阻断交通,这是什么行为?这难道是革命行动?”

  “‘工总司’在安亭同事,造成沪宁线中断二十个小时。这是很严重的破坏生产的事件。这个事件的责任应当由谁来负?难道由上海市委来负?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责任只能由‘工总司’来负!……”

  张春桥依然笃悠悠地吞云吐雾,那双三角眼乜视着曹荻秋。如今,他是以双重身份出席会议:作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他,受曹荻秋的领导,因为曹荻秋是上海市委书记;可是,作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他,则是在曹荻秋之上……

  显然,曹荻秋也察觉张春桥这般矜持的原因。虽然他的意见受到了上海市委书记处其他同志的支持,赞同,但他还是当场接通了打给陶铸的长途电话。

  陶铸,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是当时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在那位“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之上。曹荻秋当着张春桥的面,向陶铸说明了上海市委对“工总司”、对安亭事件的意见。

  从电话里传出陶铸清晰的话音:“我同意你们的意见!”

  曹荻秋对着电话话筒说了一句:“陶铸同志,张春桥同志在这里,请你跟他也说明,一下。”

  曹荻秋要张春桥听电话。

  “嗯,嗯,嗯。知道了。好的,好的。……”张春桥一边听着电话,一边点着头。

  “照陶铸同志的意见办吧!”等张春桥听完电话,曹荻秋说了这句话,紧急会议就结束了。

  张春桥把烟头往烟灰缸里用力地一捻,站了起来,不言不语走了。

  当张春桥的轿车终于出现在上海陕西南路,站在文化广场门口久等的王洪文,这才松了一口气。

  “工总司”的造反队员早已在文化广场那扇形大厅里等候,一遍又一遍地念着“最高指示”。张春桥迟迟未到,使队员们的心越来越着急。

  一次次打电话给张春桥,才知道他在上海市委开会。据告,会议重要,不接电话。王洪文不由得坐立不安:张春桥会不会变卦了呢?如果张春桥变卦,站到曹荻秋一边去,那么“工总司”就面临着总崩溃!

  张春桥在王洪文的盼望之中毕竟来了。文化广场顿时响起一片口号声;“向中央文革学习!”“向中央文革致敬!”

  张春桥在欢呼声中登上主席台,站到话筒前。

  张春桥说些什么呢?当年的“工总司”印发的传单《特级报导》(大抵因为太急,所以把标题中的“特急”误写成“特级”)尚可查到。兹照录于下:

  特级报导:

  十一月十三日下午三时半,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同志在上海文化广场,接见“工总司”由安亭返回上海的部分造反队员,作了重要讲话。

  张春桥同志说:

  “同志们,大家在这里等了很久。刚才在这里跟你们总部的同志商量了几个问题。现在说明一下——

  “头一个问题,就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不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我认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一个合法的革命的组织。

  “第二个问题,十一月九日的大会后,有人要到北京去控告上海市委,这是什么性质?

  “我说,这是一个革命的行动。

  “第三个问题,安亭事件造成的后果,你们的代表提出,责任应由上海市委和华东局负责。

  “我也同意这个意见。

  “第四,要求曹荻秋同志公开向群众做检查。

  “这个要求我同意。有的同志关心我的安全问题。其实,我到这里来,对你们是没有怀疑的。我不是把你们当成坏人。如果你们都是坏人,我就不会一个人到安亭去了。曹荻秋同志的安全问题,倒是要注意的。我希望你们有事讲理。曹荻秋同志一次检查不行,还可以来第二次。

  “第五,给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提供方便。

  “这一条我同意……”

  就在这《特级报导》刚刚印发,上海的大街小巷马上又贴满浆糊未干的新传单,标题为《张春桥签名同意五项要求》。

  大抵反复传抄的次数太多,种种“版本”的《张春桥签名同意五项要求》传单文字互有出入。笔者从当年的“一月革命胜利万岁”展览会所保存的展品中,查到张春桥签字原件。那是写在一张笔记本的横格纸上,字迹幼稚,其中把曹荻秋写成“曹获秋”,大抵出于“工总司”哪个头头之手。末尾,有蓝黑墨水所签“张春桥1966.11.13.于上海”。

  照手稿抄录,全文如下:

  一、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二、承认“11.9大会”以及被迫上北京是革命行动(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应派少数代表)。

  三、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

  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

  五、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张春桥 1966.11.13.于上海

  张春桥签字的这“五项要求”的传单,飞快地传到了中共华东局书记魏文伯手中,传到了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手中,传到了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曹荻秋手中。上海的“三巨头”聚集在一起。

  “老陈,你看过张春桥的传单了吗?”魏文伯扬了扬手中的传单。

  “早就看过了!”陈丕显指下指桌上放着的传单说道,“张春桥算是什么?谁给他那么大的权利,可以签发这种‘五项要求’?”

  “他完全违背了市委在中午作出的决定,违背了陶铸同志今天中午在电话里对他的指示!”曹荻秋怒形于色。

  “三巨头”越说越生气。

  陈丕显提议:“给北京挂电话!”

  魏文伯、曹荻秋双手赞成。

  电话占线——那是打给“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电话。因为陈伯达正在给张春桥打电话!

  过了一会儿,电话接通了。大抵是陈伯达那福建式的“普通话”很难令人听懂,便让王力替他接电话,充当“翻译”。

  “张春桥在‘五项要求’上签字,你知道了吗?”陈丕显劈头便问陈伯达。

  “知道了,知道了。”王力替陈伯达回答道。

  陈丕显向陈伯达提出了一系列“为什么”:“原先中央说过不承认建立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为什么张春桥擅自承认了?卧轨拦车,明明是破坏交通,为什么张春桥说这是‘革命行动’?安亭事件的严重后果,明明应当由‘工总司’负责,为什么张春桥反而说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魏文伯、曹荻秋都在我这儿,他们都不同意张春桥的意见。今天中午,上海市委书记处还开过会,张春桥也参加的,他为什么违反组织的决定?”

  陈伯达的答复,象做大报告似的,从宪法规定工人有结社自由讲起,一直讲到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他冗长的回话,清楚地表明,他站在张春桥一边。

  陈丕显啪的一声挂上电话,看得出,他的心中窝着一把火!

  张春桥呢?他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与上海“工总司”代表的谈话中,曾回忆道:

  “我同上海市委早就有分歧。十一月十三日下午,我在文化广场给你们签了字。

  回去以后,我给陈伯达同志挂了电话,汇报了情况。晚上,陈伯达同志打电话给我,他表示完全同意我的做法。他显然是在下午接到我的电话之后,已向中央作了请示、所以给我打电话的。我们通话结束之后才一分钟,据陈伯达同志后来告诉我,陈丕显给他打去了电话。陈丕显代表他们三个人的意见(引者注:即魏文伯、陈丕显、曹荻秋)。这样,‘中央文革’就听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伯达同志同意了我的意见,批评了他们的意见。……”

  在陈丕显给陈伯达挂了电话之后,曹荻秋说道;“我给陶铸同志挂电话!”

  电话里传出陶铸清晰的声音;“张春桥签署‘五项要求’,是错误的!张春桥是一个没有群众运动经验的人!”

  陶铸的鲜明的态度,给了魏文伯、陈丕显、曹荻秋以鼓舞。

  就在上海“三巨头”与陶铸通话的时候,张春桥打电话找王洪文。

  王洪文在干什么呢?他正在跟“工总司”的一班小兄弟们“庆贺胜利”。因为张春桥签署了“五项条件”,就是“工总司”的“辉煌胜利”。

  此刻,王洪文眉飞色舞。平时总是遮遮掩掩的他,这时口吐真言。他对手下的小兄弟们发表一番感慨万千的话;

  “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文化大革命就是天下大乱,就是乱世出英雄!如今,我们都是英雄了!

  “政治斗争,其实是最残酷无情的。杀人不用刀。搞政治斗争,婆婆妈妈不行,心慈手软不行。要有无毒不丈夫的气概,要六亲不认才行!

  “古语说得好,‘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即使你是天底下最好的人,如果失败了,天下人都会骂你。即使你是个强盗,如果你当了皇帝,别人就拍你的马屁,不取说一个不字。

  “现在,安亭出了个“王司令’,全国都知道了。谁见到我都喊‘王司令’。

  你们要大刀阔斧地干!

  “文化大革命,就是造反,就是造反有理。造反造到市里去,弄个市长当当;造到部里去,弄个部长当当。

  “我如果当上市长,你们嘿嘿,将来都是‘长’——弄个局长、区长当当,那是不在话下的!……”

  王洪文正说得唾沫横飞,有人附在他的耳边,轻声说道:“春桥同志来电话。”

  王洪文赶紧去接电话。张春桥给了他新的任务:“明天去苏州!”

  “去苏州?”王洪文一听,有点紧张。他知道,“工总司”那一支步行北上的队伍,已经从昆山抵达苏州。张春桥要他去苏州,显然是完成昨天他在昆山没有完成的任务。一想到昨夜被关在昆山中学的滋味,王洪文刚才那股兴高采烈的劲头,全都没有了。

  “我和你一起去苏州!”听到耳机里传出张春桥的这句话,王洪文才松了一口气。

  毛泽东作了“终审判决”

  话分两头,各表一枝。一夜醒来,“尖刀班”发觉王洪文已经逃走,互相埋怨了一顿。

  听说夜里走了王洪文,昆山中学里乱哄哄。

  “头头不行。我们要求改选头头!”造反队员们吃过早饭之后,集中在昆山中学礼堂,发出了强烈的呼声。

  于是,改选开始了。

  “报成份!报成份!”台下有人喊道。

  于是,“候选人”一个个“报成份”。

  那个被关了一夜的周宝林,到底是“总部”的人,此时也被人推到台上“报成份”。他只得又一次自报家门;“周宝林,共青团员,复员军人,大学毕业生。”

  完全出乎意外,周宝林竟被推选为头头——因为他的“成份”比别的“候选人”

  要好得多,受到多数造反队员的拥戴。

  “我还只是一个共青团员,怎么能够领导这支队伍?”周宝林站在台上大声呼吁,“是共产党员的,站出来!”

  台下上千人,无人吱声。

  “是共产党员的,站出来!”另一个被推选为头头的上钢五厂工人孙玉喜,也大声在台上喊道。孙玉喜也不是中共党员。

  “我是共产党员!”一个四十来岁的工人,突然在台下大声答道。

  “上来,上来,共产党员快上来!”台上、台下发出一片嚷嚷声。

  那个中等身材、壮实的男人,穿着一身蓝色工作服,走上台去。在众目睽睽之下,他不慌不忙。大声地“自报家门”:“我,耿金章,共产党员,上海井冈山造纸厂副工长,复员军人。”

  说罢,他又补充了几句:“井冈山造纸厂,也就是原先的中泥造纸厂。我的家庭出身,是贫农。我五岁死了爹,八岁死了娘。我从小给地主家割草、放猪。我一九四九年入党,在部队里当过班长、分队长、副排长……”

  在他报完“成份”之后,全场轰动。象他这样“红透了”的“成份”,又是苦出身,又是参过军,又是党员,又是副工长,在造反队员中如同凤毛麟角。

  “我们选耿金章为头头!”台下有人喊道。

  马上响起一片掌声。

  就这样,耿金章当场就被选为头头。

  “同志们,我们的总部是一个右倾的总部!”耿金章在一分钟之前,还不过是一名普通队员。此刻,他站在台上,以头头身份,发表“就职演说”,“我认为,回上海去就是右倾!我们要继续北上,到北京去告状。千万不要上上海市委的当—

  —回上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同志们信任我,选我为头头。我认为,我们现在就应该离开昆山,向苏州前进!向南京前进!向北京前进!红军不怕远征难!”

  顿时,台下响起热烈的欢呼声;“红军不怕远征难!”

  造反大旗迎风猎猎。队伍出发了。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周宝林、耿金章和孙玉喜。

  当日——十一月十三日下午,当张春桥在文化广场签署“五项要求”的时候,周宝林和耿金章率一千多造反队员步行抵达苏州。

  当张春桥离开文化广场,消息从苏州传来,使他大为不安:这一千多造反队员如果在苏州闹事,再来一个“苏州事件”的话,会把他从“中央文革”副组长的宝座上掀下来!因为他已经说过,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动”,照此类推,倘若这批造反队员在苏州拦车卧轨,也是“革命行动”。一旦“苏州事件”爆发,沪宁线再度中断,那严重后果显然只能由张春桥负责,再也无法朝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身上推了……

  急急如律令。张春桥给王洪文打电话,请“王司令”同往苏州……

  古城苏州,虽说离上海不远,但是那时还没有象上海那样混乱,保持着往昔的平静,一千多上海工人造反队员涌入这座古城,顿时使古城也受到了“文革”浪潮的猛烈冲击。造反队员占领了几家澡堂,在一张张竹躺椅上歇脚,权且把那里充当“免费旅馆”。

  上海工人造反队员的到来,马上惊动了苏州市委。他们通知苏州铁路中学让出校舍,给上海工人造反队员安营扎寨。

  入夜,苏州市委忽然派人前来铁路中学传话:“请派一党员负责人前往苏州市委招待所,春桥同志接见!”

  虽说周宝林是“第一把手”,因为不是党员,不能去。全权代表自然是“第二把手”耿金章。

  头头们经过紧急磋商,由周宝林执笔,依据“工总司”在上海已由张春桥签定的“五项要求”作了一点修改,写在印着“苏州铁中”字样的绿色横格纸上,交给耿金章带去。

  耿金章坐上苏州市委派来的轿车,直奔苏州市委招待所。在小会议室,张春桥一身戎装,已经和王洪文一起坐在那里,等候耿金章的到来。

  眼下,耿金章已把自己手下的一千多造反队员,称为“工总司苏州大队”。他已是这支队伍举足轻重的首领。张春桥与这位陌生的新首领握了握手。王洪文对于这位在一夜之间冒出来的大队长,投以嫉妒的目光,而耿金章似乎对他也颇冷淡。

  张春桥在询问了耿金章的个人情况之后,便转入正题。他的话,是耿金章事先料到的:“你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就地闹革命——回上海去。你是党员,要起带头作用。……”

  耿金章掏出了周宝林写好的“五项要求”。

  张春桥一看,心里顿时轻松起来。那“五项要求”已经签过,如今不过重签一下罢了。他飞快地旋开自来水笔,签下了“张春桥,1966.11.14.于苏州”。

  耿金章收好了那张纸头,却又说道:“春桥同志,光是你签字还不行,还要请魏文伯和曹荻秋签字!”

  张春桥感到意外,问道:“为什么?”

  “因为其中有一条,‘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必须有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领导签字才有效。还有‘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这一条,也必须经曹荻秋签字才有效。要不,你替他签了,他赖帐,不承认,那怎么办?”耿金章说得头头是道。

  王洪文在一侧听了,不由得一惊。

  张春桥那双眼珠子透过眼镜片,不由得从头到脚把耿金章打量了一番。他意识到,这位大队长不可小觑,并不那么容易对付。

  好在张春桥可以借耿金章来给魏文伯、曹荻秋施加压力,他又何乐而不为呢?

  他眨了眨三角眼,一口答应了:“我向华东局、上海市委转达你们的要求!”

  加在华东局、上海市委身上的压力,明显加重了。这不仅仅来自张春桥,来自“工总司”苏州大队,而是来自北京:

  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开会。陈伯达、江青向陶铸步步进逼,导致常委会同意了中央文革小组对安亭事件的处理。

  一月十五日,“中央文革小组”王力给上海市委打了电话。电话是王一平接的。

  王力明确告知王一平;“‘中央文革’全权委托张春桥处理安亭事件。‘中央文革’同意张春桥签字的那‘五项要求’!”王一平按完电话,怒气冲冲道;“王力支持张春桥,支持那‘五项要求’,是放屁。要‘中央文革’的老爷自己下来处理问题吧!”王一平把来自北京的动态,急告曹荻秋。

  就在这一天,“工总司”苏州大队急电上海市委:“强烈要求把曹荻秋揪到苏州来!”

  就在这一天,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和上海“炮打司令部”兵团的红卫兵,大闹康平路,要求曹荻秋到苏州去“检讨”。

  “去就去!”曹荻秋和韩哲一坐上轿车,直奔苏州。

  耿金章拿出了一份重新写过的“五项要求”。

  “你签不签?”张春桥用咄咄逼人的口气问曹荻秋。

  “我不签!”曹荻秋坚决地回答道,“我不能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组织!我不能承认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动!”

  “你不签,那你到苏州来干什么?”张春桥恶狠狠地问。

  “我来苏州,是准备让他们把我押到北京去!”曹荻秋正义凛然地回答。

  张春桥后来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讲话中,这么谈及:

  “在苏州那天,我和曹荻秋吵了两个小时。那时斗争很激烈。要他签字他不签。

  我说,你不签,我签!后来,他没办法,只好签了字。韩哲一也签了字。”

  于是,笔者在如今保存的档案中,见到了第三份手稿.即《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控告队的五项要求》。文末,签着“张春桥1966.11.15.于苏州”。

  在张春桥的签字旁边,签着曹荻秋、韩哲一的名字。

  “我保留意见!”曹荻秋签完字,仍声明道。

  “我也保留意见!”韩哲一同曹荻秋一样,这样声明道。

  翌日——十一月十六日,当时中国的最高权威——毛泽东,对安亭事件作出了“终审判决”。那是毛泽东在听取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之后,说了这么一句话;“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

  这句“最新最高指示”,立即从北京传遍全国。

  张春桥笑了。他“先斩后奏”成功了!他对安亭事件的处理,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和支持。

  王洪文笑了。“最新最高指示”等于承认了“工总司”的“五项要求”。“工总司”胜利了!“王司令”胜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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