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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文革,第十四章

2019-11-28 18:42栏目:现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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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起草《“五·一六”通知》

  陈伯达为这个“小组”的“小组长”。

  这是“文革”以来,头一回在公众场合,当着江青的面,大吹江青。他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江青的势力正在恶性膨胀!

  权力膨胀的“中央文革”

  自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的开国大典以来,每逢“五一”、“十一”,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典礼,在天安门城楼上主持仪式的,总是北京市市长彭真。

  陈伯达在“组阁”时,首先把江青列入名单。对于陈伯达来说,当上这么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小组长”,成为他一生的巅峰。这个“小组长”,远远超过他过去所担任过的一切职务。“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人称“中央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怪物。

  陈伯达一席话,便使进驻北大不到两个月的工作组,彻底完蛋了。

  靠着“大批判””开路,仗着“样板戏”作资本,江青一手掌握着“中央文革”,一手操纵着中央专案组,她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显山露水了,再不处在云雾之中了。

  一九六六年五月一日,这个“惯例”被打破了,在天安门城楼上竟见不到彭真的身影!

  这么一个“小组”,搅得华夏大地不得安宁,祸水横流,灾难四起。

  ※        ※         ※

  实质是第一的,名目是无谓的。“中央文革”这么个怪物,在中共党章上,在中共党史上,从未见过的组织,却在“文革”中无限膨胀起来。

  这意味着彭真遭到了“麻烦”。

  这个“小组”,起初只说是“中央常委的秘书班子”,后来不断膨胀,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直至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这个“小组”变成了中国“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同义语。谁敢说一句这个“小组”的坏话,谁敢说一句这个“小组”的要员的坏话,就要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就要受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小组”,是根据《五·一六通知》建立的。《五·一六通知》中有这么一段话:“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陈伯达和江青“点火于基层”,在1966年7月下旬,以“小学生”的姿态活跃于北京许多大学。向来不擅长于演讲的陈伯达,这时总是要把王力拉在身边,让王力充当他的翻译。相对而言,王力的苏北话还算好懂一些。

  按照《“五·一六”通知》的规定,“中央文革”原本只是“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那么个“小组”。用江青自己的话来说,只是“政治局常委的秘书班子”。

  彭真,果真遭到了“麻烦”:自从三月底毛泽东在杭州一连作了三次批评彭真、批判《二月提纲》的讲话之后,四月一日,张春桥迅即写出了《对〈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汇报提纲〉的几点意见》,给《提纲》罗列了三条“罪状”,朝彭真开了一炮。

  不过,《五·一六通知》下达时,并未决定这个“小组”的人选。??毛泽东亲自提名陈伯达为这个“小组”的“小组长”。据云,在起草《五·一六通知》时,毛泽东便曾跟陈伯达打过招呼。最初,这个“小组”的名字叫“文化革命委员会”,设立“主任”。陈伯达说,他还是当个“小组长”吧,于是在《五·一六通知》中写成“文化革命小组”。尽管毛泽东亲自提名陈伯达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的“小组长”,陈伯达仍推辞再三。陈伯达曾这么回忆:“文革”前,周总理(毛主席那时不在北京,我认为,周总理是奉毛主席的指示同我谈话的)对我提出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职务,我认为不能胜任,不肯担任。记得,好像是谈过几次(三次?)。周总理说,“这样,中央不能分配你的工作了?”我才表示接受。

  1966年7月24日,陈伯达、江青、王力来到北京广播学院。陈伯达在那里所发表的一段话,曾通过大字报、传单传遍全国各地。

  可是,这个“秘书班子”,却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

  四月二日、五日,戚本禹以及关锋、林杰那两篇批《海瑞罢官》“要害”的、“被彭真压了两个半月”的文章,公开见报,对中共北京市委的压力骤然增大了。

  陈伯达又这么回忆:

  这是“文革”以来,头一回在公众场合,当着江青的面,大吹江青。此后,吹捧江青的传单满天飞,“理论家”带了一个头。

  在“文革”开始时,中共中央书记处的阵营如下:

  康生从北京打长途电话到陕西给正在那里的邓小平:“主席要你赶紧回北京,主持政治局会议,下达撤消《二月提纲》的通知。”

  不久,毛主席回北京来,我又向他提出,我是个“书生”,担任不了这个职务(引者注:指“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之职)。毛主席说,你可把“书生”两个字去掉。这样,我就只好担任了。

  以下是当时的陈伯达讲话记录原文:

  书记为邓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李雪峰、李富春、李先念、陆定一、康生、罗瑞卿。

  邓小平坐飞机赶回北京,召集政治局会议。会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三月底在杭州跟他的三次谈话。既然是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只得照办,叫列席会议的王力起草一个通知。

  也就是说,陈伯达向周恩来、毛泽东都当面再三推辞过“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之职。推辞不了,这才应允下来。陈伯达回忆,在他应允之后:周总理说,“那你可开个小组的名单。”

  最后讲一讲,诽谤中央负责同志的要驳斥。今天递的一个条子,就是诽谤江青同志的。

  候补书记为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

  在中国,有两个同名同姓的王力。其中一个王力,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语言学家。此王力不是彼王力,本名王光宾,一九三九年加入中共。从事地下工作时,化名“王犁”。一九四三年发表小说《晴天》时,署笔名“王力”,取“王犁”之谐音。由于“力”笔画简单,他竟从此以“王力”为名。一九五八年六月一日当《红旗》杂志创刊时,王力担任编委,从此进入中共中央的“秀才留”内。从一九六○年起,王力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一九六三年起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这样,“小组长”陈伯达便奉命开始“组阁”。陈伯达起草“中央文革小组”名单,首先这么考虑的:

  江青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是“九·一八”事变后参加革命的,有35年的斗争历史。江青同志是我党的好党员。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从不抛头露面,全心全意地为党工作。她是毛主席的好战友,很多敌人都诽谤她……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决定。

  据王力接受笔者采访时回忆①,由他起草的《通知》,最初是有一句话:“中央于二月十二日转发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予撤消。”

  这件事既然是毛主席的意思,那时他在上海,江青也在那里,前些日子,我也在上海,江青曾要我看一次“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林彪也在那里看,我想,这个问题会和江青有关。

  陈伯达确实擅长投机,他借那么一张条子大大发挥了一通,把江青着着实实地捧了一通。他并非不知江青的底细,况且多年来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也深知江青的为人。他如此美言江青一番,说穿了,是为了巩固自己这个“中央文革”小组长的地位———倘若他得不到“第一副组长”江青的支持,他就寸步难行。他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江青的势力正在恶性膨胀!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准了这一决定,并且决定撤消他们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担任的职务。

  ①自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三日起,本书作者曾多次访问王力,请他回忆“文革”

  这就是说,陈伯达已经清楚意识到江青势力的崛起,而毛泽东本人当然不会亲自提名江青,于是陈伯达在“组阁”时,首先把江青列入名单。陈伯达曾对毛泽东说:“让江青同志当组长,我当她的助手!”

  陈伯达其实深知江青的为人。今日,他如此回忆道: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还决定,调陶铸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调叶剑英担任书记处书记。

  历程。

  毛泽东理所当然地否认了。这样,江青便成为陈伯达“组阁”名单中的名列第一的副组长。陈伯达接着这么考虑:

  江青毫无原则,却自充她是最、最、最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她自以为可指挥一切,好像是谁违背她,谁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等等。她就是这样,阴谋夺中央的领导大权的。

  随着陶铸在一九六七年一月被打倒,中共中央书记处陷于瘫痪状态。“中央文革”当即取而代之。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这一《通知》,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见了,不高兴,说道:“这不说明任何问题,没讲为什么撤消。应当重新起草。”

  还有毛主席要拟文件,有时曾指示我找关锋、戚本禹、王力合作。于是,把康生列为顾问,江青列为副组长,王力、关锋、戚本禹列为组的成员,写成名单给周总理。

  ……江青对毛主席并不忠实,有三次对我谈过,她要离开毛主席……第一次,在延安枣园……第二次在西柏坡……第三回,解放后,在北京西山。

  一九六七年二月,所谓“二月逆流”遭到批判,叶剑英、陈毅、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靠边站”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也陷于瘫痪。“中央文革”又进一步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

  毛泽东指定由陈伯达负责起草。陈伯达要王力一起写。这样,陈、王二人写出了《通知》的二稿。政治局再度开会讨论,彭真也在座。康生提出:“要加上一句,《二月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文件!”彭真听了,苦笑道:“那好吧,说就说个够吧!”

  请注意,在陈伯达最初开列的“中央文革小组”名单上,没有江青手下的两员“大将”———张春桥和姚文元!江青一进入“组阁”名单,马上提议:“春桥同志应该担任副组长。”江青的这一提名,使张春桥从上海跃入中央。

  ……江青说的是一回事,自己想做的又是另一回事,她想的就是经过冒充,不择手段,达到夺中央权力的目的。

  在“文革”初期,中央文件大都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共同署名下达的。

  修改后的《通知》,再送杭州。毛泽东见了,仍不满意,以为太简单。毛泽东提议,搞个文件起草小组,在上海再起草。毛泽东提名陈伯达为组长,小组成员十人,即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吴冷西、尹达、穆欣、陈亚丁。

  经过陈伯达和江青共同“组阁”提出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初步名单。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报毛泽东批准.1966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通知中写明组长为陈伯达,顾问为康生。

  陈伯达的这一段话,表明他对江青的底细是一清二楚的。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中央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却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共同署名。这么一来,“中央文革”也就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此后的许多中央文件,都以四者并列的署名方能下达。

  四月十六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彭真的问题,决定撤消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

  副组长的名字未写入通知,但已定下来,共四人,即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可是,当他需要取悦江青的时候,他也“经过冒充,不择手段”了!

  “中央文革”权力的膨胀,意味着江青权力的膨胀。她是“中央文革”的第一副组长——实际上,在“中央文革”,她说了算,组长陈伯达也不得不听命于她。

  也就在这一天,在上海,文件起草小组的成员们聚会于锦江饭店。组长陈伯达和组员康生去杭州开会了,小组便由江青主持。

  组员名单是陈亚丁、吴冷西、王力、尹达、关锋、戚本禹、穆欣。

  江青正需要“理论家”的捧场。不过,这么一捧,江青一得意,“唱”得走调了!

  另外,随着“文革”浪潮的不断冲刷,“中央文革”成员之中也被“刷”掉不少,到了一九六七年八月底王力、关锋倒台,一九六八年初戚本禹被拘捕,“中央文革”

  这个小组所起草的文件,亦即《通知》。这不是一般的《通知》,却是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五·一六”通知》!

  这份名单,实际上就是《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组成员名单。

  7月25日,毛泽东接见了以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全体成员,明确指出,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统统驱逐之”。7月26日晚,“中央文革”以“强大”的阵营,出现在北京大学。“组长”陈伯达来了,“顾问”康生来了,“第一副组长”江青来了,“副组长”张春桥来了,“组员”戚本禹来了……

  的权力更加集中于江青手中。

  刚刚完成《纪要》的江青,此刻居于异常显要的地位。

  后来,觉得陈亚丁、吴冷西有些“问题”,从名单中删去了,增加了曾参加《纪要》讨论的谢镗忠。

  北京大学万名师生云集大操场,以热烈的掌声迎接这一批“中央首长”。

  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后,“中央文革”扩大成为“中央文革碰头会”。这个碰头会,除了“中央文革”五位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外,扩大的有周恩来、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共十二人。

  起草小组每完成一稿,当即由张春桥派人送往杭州,直送毛泽东。毛泽东亲自修改。改毕,派人直送张春桥。此时,张春桥也成了显要人物,人们笑称他成了“秘书长”。

  对于王力,曾有过争论。毛泽东对王力有看法,以为他不合适。陈伯达力保王力,仍把他留在名单之中。

  江青很得意,因为“中央文革”已经决定,在这次大会上猛轰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给刘少奇以沉重的一击。

  “中央文革碰头会”由周恩来主持,他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之下,在“左派”们的包围之中工作。这个“中央文革碰头会”,实际上主持着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

  在起草小组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时,陈伯达、康生从杭州回来了。据王力回忆,这两位“大秀才”居然“这以前他们也不知道主席增改的地方”!

  姚文元原本“榜”上无名。

  声称自己是“小学生”的江青,越说越激动,竟然说了一大通令人愕然的话:

  就这样,“中央文革”一时间成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凡是对“中央文革”、对江青稍有不满的,便可定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定为“现行反革命”,要“依法惩办”。

  四月二十四日,在杭州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基本通过了《通知》草稿,决定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1966年6月16日至18日,“中央文革小组”在上海锦江宾馆开成立会———因为当时毛泽东和江青都在上海。小组成员除王力之外,都来上海出席会议。据关锋回忆,江青在会上提议增加姚文元为组员。

  “再看看张承先的干部路线,在领导核心中有一个张少华,是中文系五年级学生,她的母亲张文秋是一个……她自己说她是毛主席的儿媳妇,我们根本不承认!”

  只要稍稍列一下当年署有“中央文革”名义的文件,便可看到江青手中拥有的权力有多大:

  五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有关负责人共七十六人,江青居然出现在这样的中共高层、核心会议上——尽管她连中央委员都不是!除了江青之外,张春桥、关锋、戚本禹,也都不是中央委员。这些大“左”派们,以“文件起草小组”成员的身份,出席会议。江青踏进会场,显得趾高气扬——因为二十八年前的“约法三章”,也正是由政治局作出的;如今,她居然可以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不能不说是她的莫大的胜利。

  陈伯达对姚文元没有好印象,大概是姚文元那篇“雄文”抢了头功使他不悦,陈伯达当即表示反对,说道:“姚文元不合适,他的父亲姚蓬子是叛徒,容易叫人抓住小辫子。”

  江青这番“走调”的话,使全场万名听众如同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张少华,亦即邵华,1959年与毛泽东的次子毛岸青结婚,怎么不是“毛主席的儿媳妇”?江青所说“我们根本不承认”,这“我们”除了包括江青外,还有谁呢?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却没有在会场露面。他仍在杭州。他已叵反复复改定了《通知》,交会议通过就是了,用不着出席会议。主持会议的是刘少奇。他半个月前才从国外访问归来,对于急剧变化着的中国政局有点茫然。

  陈伯达当众如此说,差一点使江青下不了台,江青马上甩出了“王牌”:“我请示一下主席。”

  江青又给张文秋泼了一通污水。张文秋是毛泽东的“双重亲家”,一位饱经风霜的老革命。张文秋名国兰,又名姗飞,文秋是她的号。1903年出生于湖北京山县青树岭谢家湾。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二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决定;

  会上唱主角的是两个人:一是康生,向大会传达了毛泽东跟他在杭州三次谈话的内容,批判了彭真、陆定一;另一个则是“新星”张春桥,五月六日作了长篇发言,系统地介绍彭真、陆定一等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对抗文化革命路线”的情况。

  翌日,江青在会上说请示过主席了,于是,“中央文革”便多了一名成员姚文元。此后姚文元平步青云,进入“中央文革”是关键性的一步。

  192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经恽代英介绍,她与中共党员刘谦初(1930年曾任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相识、相爱。张文秋很早便认识毛泽东,也与杨开慧相熟。张文秋与刘谦初结婚后,生下女儿刘思齐,又名刘松林。在刘谦初不幸牺牲后,张文秋来到延安,与红军长征干部陈振亚结婚,生下女儿张少华。陈振亚后来担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后方留守处政治部主任。1939年春,陈振亚被新疆军阀盛世才害死。张文秋把刘松林和张少华这对异父同母的姐妹抚养长大。后来,刘松林与毛岸英结婚,成为毛泽东的长媳,张少华则成为毛泽东的二媳。自命“第一夫人”的江青,在家中容不得毛泽东前妻杨开慧的儿子,也容不得儿媳和张文秋。这些原本是家事,江青一“走调”,居然在万人大会上捅出来,边说边哭,非常激动。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成立地专级、县级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正式革命委员会的审批权限的规定;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

  彭真、陆定一成了会议攻击的主要目标。加上已经遭到批判的罗瑞卿,还有为所谓“窃听器事件”蒙冤的杨尚昆,变成了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遭到挞伐。

  江青力荐姚文元,陈伯达则力荐王力。陈伯达的理由是,王力是钓鱼台“秀才班子”里的成员,是个“老人”,起草文件比姚文元要熟练。

  江青骂了张少华,骂了张文秋,忽然又说起自己的女儿李讷来: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

  会内会外,火力交叉:

  于是,在6月20日,王力接到正式通知———他是“中央文革”成员。

  “另外还有一个叫郝斌的,是教师、党支部书记,他也算是一个积极分子。本来在广西搞四清,后来不知怎么到顺义来了。他坚决执行前北京市委修正主义路线,实行反攻倒算。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

  五月九日,《解放军报》发表江青化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同时,《光明日报》发表关锋化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晴,辨别真伪》。

  如此增增减减,“中央文革”的班子算是定下来了。经毛泽东提议,后来增加陶铸为顾问。

  李讷不同意,跟他作斗争,他们就围攻李讷和另一位同志。李讷态度不太好,后来我叫李讷找郝斌去作自我批评。我说你态度不好,你检查自己。关于郝斌的,你一点也不要说。可是李讷去作自我批评时,他不见。我容忍了好几年了。这是阶级斗争,有人要腐蚀我们的子弟,阶级斗争到我们家里来了,这就是张承先。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

  五月十日,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刊出姚文元的长文《评“三家村”》。与半年前那篇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大不相同的是,翌日全国各报刊(包括各省报)全都转载了《评“三家村”》。

  以后又补充四名组员:郭影秋(代表中共中央华北局)、郑季翘(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杨植霖(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刘文珍(代表中共中央西南局)。至于中共中央中南局和华东局的代表,由王任重、张春桥兼任。

  “这几年,我在文艺界工作,东来一下子,西来一下子,也不知道怎么斗争,受了多少迫害。我本来没有心脏病,现在我心脏也不好了,我也要控诉!”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关于进行修改党纲党章工作的通知;

  五月十一日,《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这时,“中央文革”进入“全盛时期”,正式成员共18人。

  江青的这番话,实在大煞风景。台下议论纷纷,不知江青所云。这时,江青大抵也意识到自己“走调”,赶紧说了一句:“现在请陈伯达同志讲话好不好?”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准河北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在此前成立的省、市革命委员会,是以“中央”名义批准的;此后成立的省、市革命委员会,均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四者联名下达批准的文件);

  五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林杰的《揭破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

  “中央文革”在钓鱼台“安营扎寨”。随着“中央文革”的名声大振,“钓鱼台”在全国的知名度也不断提高,以至后来“钓鱼台”成了“中央文革”的代称。陈伯达、尹达、关锋住在钓鱼台14号楼。那里成了“中央文革”的办公楼。后来,“碰头会”改在16号楼召开,但“中央文革”的办公室、会议室仍设在14号楼。

  陈伯达言归正题,点名批判了北京大学的工作组,这才使“走调”的大会拨正了“大方向”。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传达及其文件处理的通知;

  历史的车轮,终于滚到五月十六日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通知》。由于是在五月十六日通过的,也就被人们称为《“五·一六”通知》。

  江青住在11号楼,由此得了个代号叫“11楼”,这时一说“11楼”的指示,便知道是江青。

  就这样,陈伯达一席话,便使进驻北大不到两个月的工作组,彻底完蛋了。北大工作组曾非常严厉地批评过“六·一八”事件,发过《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简报(第九号)》,在当时受到刘少奇的称赞,写下批语“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当时曾赞同过刘少奇批示的陈伯达,这时完全“抹去”了自己在一个多月前说的话,来了180度的大转弯。

  “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党中央!永远忠于中央文革!”这成为当时最为流行的口号。“忠于中央文革”,亦即“忠于江青”。

  《“五·一六”通知》是“文革”的宣言书,是进行“文革”的纲领。历史学家已经把《通知》的通过之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是,定为“文革”的开始之日。

  随着“文革”一步步推进,如同毛泽东所比喻的剥笋一般,在一片打倒声中,“剥”去了陶铸,“剥”去了王任重,“剥”去了刘志坚……“中央文革”的成员不断减少,权力也越来越集中。

  在重重压力之下,1966年7月28日,中共北京新市委作出了撤销大中学校工作组的决定。

  步入“中央首长”之列的江青,到处发表讲话。起初,她的讲话被印入《中央首长讲话集》之中,随着她的讲话越来越多,各种版本的《江青文选》也就由红卫兵组织、造反派组织印行。内中,正式公开发行的,是一九六八年二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江青同志讲话选编》。这本书,收入了江青的八篇讲话记录稿(包括《纪要》),曾作为“学习文件”广为发行。

  主持会议的刘少奇,竟然并不知道《通知》中所说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指的就是他!

  后来,真正成为“中央文革”的“首长们”,是这么一些“大左派”: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对于陈伯达来说,当上这么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小组长”,成为他一生的巅峰。这个“小组长”,远远超过他过去所担任过的一切职务,胜过《红旗》总编,胜过马列学院院长,也胜过那一连串的“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这个“小组长”,实际上相当于五六十年代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而组员们相当于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翌日,“北京市大专学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这八篇讲话是:

  《通知》中的这一段话,概括了进行“文革”的目标:

  岌岌可危的刘少奇,出现在主席台上,言不由衷地发表讲话道: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二月二十日);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至于怎么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

  《江青同志在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为人民立新功——江青同志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江青同志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江青同志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江青同志在接见河南、湖北来京参加学习班的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六日);《江青同志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九、十二日);《江青同志在北京工人座谈会上的讲活》(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由于《“五·一六”通知》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此“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一词也就从所有的报刊上消失了。

  终于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文革”,为江青在政治上的崛起,提供了最良好的机会。她再度成为活跃的演员,只是如今她活跃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中国的报纸,是很讲究排名顺序的,笔者仔细查阅了“文革”期间的报纸,从各种报导中的排名顺序,勾画出江青的政治地位逐步上升的历程。

  出任“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

  最初,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人民日报》所载《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革命》(新华社讯),可以看出江青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刚刚结束后的地位—

  在《“五·一六”通知》中,有这么一段话:

  —排名第二十五位。那篇报导是这样开列名单的:

  “撤消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毛主席、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陈毅、贺龙、李先念、谭震林、徐向前、叶剑英、薄一波、李雪峰、谢富治、刘宁一、肖华、杨成武、江青……”

  这个新的“文化革命小组”,毛泽东指定陈伯达为组长,要陈伯达“组阁”。

  说实在的,在那么多的老帅、那么多的老革命之中,江青能够挤到第二十五位,已经算很不容易的了。

  陈伯达知道“第一夫人”的分量,便跟江青商议名单,决定以原《“五·一六”

  一年多以后——一九六七年十月二日,在《人民日报》所载《毛主席同首都五十万军民欢度国庆》报导中,江青升至第十七位:

  通知》起草小组作为基础,加以增删。

  “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宋庆龄、董必武、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谢富治、江青……”

  原起草小组除陈伯达组长外,组员共十人:康生、江青、张春桥、关锋、成本禹、吴冷西、尹达、穆欣、陈亚丁。

  到了一九六八年五月二日,《人民日报》所载《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同首都五十万军民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报导中,江青迅速地升至第九位:

  内中陈亚丁换成了谢镗忠,因为陈亚丁是总政文化部副部长,而谢镗忠是部长。

  “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江青……”

  把陈亚丁列为组员,不列谢镗忠,不合适;倘两人都列入,则总政方面的人太多。

  在江青之后是“张春桥、姚文元、董必武、陈毅、刘伯承、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这清楚地表明,“中央文革”的新贵们,超过了老帅们。

  因此,删陈亚丁,加入谢镗忠。

  一九六八年十月二日,《人民日报》所载《毛主席同全国工人代表和首都军民欢度国庆》报导中,江青地位显赫,一下子升到第六位!

  在组员之中,把康生列为顾问,江青、张春桥提为副组长。吴冷西被删去。

  报导是这么写的:

  此外,增加王任重、刘志坚为副组长。增加刘志坚,是因为他参与了《纪要》的起草。增加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除了因为王任重是省委书记中的“秀才”,写了不少杂文(常以笔名“龚同文”发表),而且由于他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在中共湖北省委常委会上的讲话,关于政治挂帅,颇受毛泽东重视,于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经中共中央批发下达全党。

  “同毛主席、林副主席一起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同志。”

  江青的目光,仔仔细细扫视着名单,发觉少了一员重要的“左”将——姚文元。

  这里所开列的,自周恩来起至温玉成,实际上就是“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的名单。江青,跃为中共第六号人物之际,她尚不是政治局委员,甚至连中共中央委员都不是!

  虽然陈伯达瞧不起姚文元,说他的父亲姚蓬子是叛徒,不过碍于江青的情面,还是让姚文元“添居末座”——按级别,按资历,姚文元是最低最浅的一个。

  报导的“笔法”是颇为奇妙的。

  这一名单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同意,报毛泽东批准。

  在开列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名单之后,接着是“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来京参加观礼的负责同志和工人代表”长长的名单。此后才这么写及: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全文如下:

  “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陈毅、刘伯承、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以及在北京的其他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中央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之下。现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通知你们。

  这时,江青虽然名列第六,但她的实际职务还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

  组长:陈伯达

  对于江青来说,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下午举行的中共九届一中全会是至为重要的,在这次会议上,她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从此在党内有了正儿八经的职务。

  顾问:康生

  会议公报上是这么写的: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中央政治局委员:

  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四大区参加的成员(四人)确定后,另行通知。

  毛泽东 林彪

  从此,江青有了一个重要的实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这个小组,通常被人们简称为“中央文革”。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在四个副组长之中,江青名列第一。但在中共中央的文件上,并无“第一副组长”之称。

  叶群 叶剑英 刘伯承 江青 朱德 许世友 陈伯达 陈锡联 李先念 李作鹏

  据陈伯达对笔者说,有一次“中央文革”成员和群众见面时,主持者逐一介绍,介绍到江青时说了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由此也就传了开来。

  吴法宪 张春桥 邱会作 周恩来 姚文元 康生 黄永胜 董必武 谢富治虽然那“按姓氏笔划为序”,回避了政治局委员们的真正序列,但是关于中共“九大”的两次新闻公报(一九六九年四月十四日、二十四日),都点明了江青排名第六位:

  不过,她其实不只是“第一副组长”,连组长陈伯达都怕她三分。后来,她实际上成“中央文革”说一不二的组长。

  “今天在主席台前列就座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四个大区的成员,增补如下:

  在江青之前的五位,即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为政治局常委。

  郭影秋,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前任邓拓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深夜自杀),代表中共中央华北局;

  江青,实际上成了不是常委的常委——因为她是毛泽东的妻子,如果她进入常委,过分的显眼了。

  郑季翘,中共吉林省委文教书记,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杨植霖,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刘文珍,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部长,代表中共中央西南局。

  江青终于步上权力的峰巅。她是一个权欲熏心的女人,如今如愿以偿!

  这四人工作仍在原单位,只是在“文革”初期前来北京,参与“中央文革”一些文件的起草。

  耐人寻味的是,在她成为中共第六号人物的整整三十年前——一九三八年,她与毛泽东结合。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中共中央下达通知,全文只一句话:

  韬光养晦,徐图进取,从三十年前上海滩上争风吃醋又争强好胜的一名演员,到三十年后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江青可谓处心积虑,用尽心计。

  “中央决定陶铸同志兼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特此通知。”

  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中央文革”的五位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全部进入了政治局。此后,“中央文革”这“草台班子”也就随之收场。“中央文革”,是江青们走向政治局的阶梯。既然已经成了政治局委员,也就把这阶梯弃之不用了。此后,下达的文件均以“中共中央”名义,再也不见那不伦不类的所谓“中央文革”了——虽说“文革”还在进行之中。

  这样,“中央文革”有了两名顾问,陶铸排名于康生之前。

  跟林彪的微妙关系

  这样,“中央文革”成员,增至十八人。

  进入了政治局,成了“第六号人物”,江青自鸣得意。特别是她一手扶植的“哼哈二将”——张春桥和姚文元,也跟她一起进入政治局,江青以为羽毛渐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有了自己的势力。

  据王力回忆:

  另一个有着羽毛已丰之感的人是林彪。他成了中共唯一的副主席:中共“八大”

  “‘中央文革’成立之初,既无机构,也无制度,向中央反映情况,陈伯达靠《光明日报》总编穆欣,穆欣靠《光明日报》的内部刊物。当时办公地点在钓鱼台十四楼,就是最初起草文件的那个地方(引者注:指王力、陈伯达最初起草《“五·一六”通知》。穆欣当办公室主任,另有收发文件的机要秘书一人。”

  时,设四名副主席,即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一九五八年五月,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增选林彪为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这样中共有了五位副主席。一九六六年八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副主席的职务不再提及。在中共“九大”时,江青曾建议多设几位副主席,并吹嘘自己“有掌握国家全盘领导的能力,就是许多人不了解我”。江青的弦外之音,是她可以成为副主席。毛泽东一眼就看穿她的用意,说“多设几位副主席可以,江青不能当副主席”。①江青当不成副主席,她也反对别人当副主席。如此这般,最后的结果是只设一位副主席,亦即林彪。林彪成了唯一的副主席,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的接班人的地位“铁定”了。

  最初的“中央文革”,是个真正的“小组”,常务机构不过一个组长、一个办公室主任、一个秘书而已,何况组长、办公室主任还是兼职的。

  ①金春明,《“文化大革命”论析》,一九一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中央文革”后来大大“膨胀”起来:机构膨胀、权力膨胀。那是在江青从南方回到北京之后。

  林彪颇为得意的是,他手下的五员“虎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全部进入了政治局。“林家班子”的格局已经形成。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陈伯达患肺炎,发烧至四十摄氏度,不得不住入北京三○一医院。

  林彪跟江青的关系,变得非常微妙而复杂,千变万化着。

  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的通知》,正式称江青为“第一副组长”。这一通知全文如下:

  江青和林彪,彼此互相利用着:

  “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

  江青最初要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露脸,曾借助过“林彪同志委托”,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弄出了那份《纪要》;

  待陈伯达病愈出院,江青在“中央文革”的权力已大大膨胀,“代理组长”已成为“实权组长”

  林彪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任命江青为中央军委文革小组顾问。同年九月,又任命江青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

  “中央文革”后来逐步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以至中共中央政治局,江青这位“实权组长”手中的权力也就越来越大,跃为“中央首长”,成为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人物——虽然她的职务只是那么个“小组”的“第一副组长”而已。

  一九六八年三月,江青要提级,周恩来不批,林彪一下子把她从行政九级提高到行政五级;

  此是后话。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林彪在接见部队干部的大会上,“高度评价”了江青。林彪说:“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的女同志中间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内干部中间很杰出的一个干部,她的思想很革命,她有非常热烈的革命情感,同时,又很有思想,对事物很敏感,很能看出问题、能发现问题并采取措施。过去由于她多年身体不好,所以大家不了解她,在这次文化大革命期间就看出她伟大的作用。她一方面是忠实执行毛主席指示,在另一方面她有很大的创造性,能够看出问题、发现问题。文化革命中间树立了许多丰功伟绩。固然是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中央文革同志的努力,党中央同志的努力,但是她有她独特的作用,她始终站在这个运动的最前线。”就在林彪讲话的时候,叶群领众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毛泽东坐镇杭州

  林彪如此看重江青,其实是看重她的“第一夫人”的地位和作用。他深知,取悦于江青,即可取悦于毛泽东。对于他来说,毛泽东才是至关重要的。

  《“五·一六”通知》下达之后,彭真被停职(三个月后被撤职),北京乱得像开了锅:

  “投木报琼,投桃报李。”江青也在关键的时刻支持林彪。

  五月十七日夜,邓拓自杀。

  就中共党章而言,唯有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上写了这么一段话:

  五月二十三日,田家英自杀。

  “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五月二十五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榨、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七人在校内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指定某某人为接班人,载入党章,这在中共党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五月二十九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学生首先揭起“红卫兵”之旗,声称“保卫毛主席”、“保卫红色江山”。

  最初,“中央文革”的“秀才”们,在整理关于党章修改意见时,写上这么的情况:

  毛泽东却坐镇杭州。

  “许多同志建议,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并写入九大的报告和决议中,进一步提高林副主席的崇高威望。”

  从一九六五年春开始,毛泽东不大在北京。他喜欢杭州,常住那里。不过,他行踪常变,难以料测:二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他在长沙。此后回北京。四月二十九日又来长沙,住二十三天。五月下旬,则兴致勃勃,来到江西井冈山,写下《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七月,当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从海外归来时,毛泽东出现在北京,接见李宗仁。十一月,他巡视山东、安徽、江苏。十二月上、中旬,他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来到了杭州……江青呢?来来往往于北京、上海之间,也曾几度去杭州。

  这“许多同志”,原本只是一些“造反派战士”。他们也只是建议在“九大”

  毛泽东长时间不在报刊上露面。他在沉思着,在策划着发动一场政治大风暴。

  的报告和决议之中,写入林彪是毛泽东的接班人。

  风暴终于猛烈地袭击着北京。这正是毛泽东所预期的。他坐镇抗州,密切关注着北京的动向。

  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七日,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党章时,江青坚持要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这一条写入党章。江青说,林彪“很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度”,“他那样谦虚,就在党章上写他”。

  他天天看《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对于正在来临的政治风暴,似乎缺乏应有的热情。毛泽东日益不满于《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

  一九六九年四月,在中共“九大”前夕,在中央讨论党章的会议上,江青又说:

  其实,把吴冷西派往《人民日报》社,也是毛泽东决定的。

  “林副主席的名字还是要写上,写上了,可以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

  吴冷西记得,那是一九五七年六月一日,胡乔木忽然通知他,说是毛泽东召见。

  张春桥附和道:把林彪的名字“写在党章上,这就放心了。”

  那时的吴冷西,是新华社社长。而《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是邓拓。毛泽东不满于邓拓编辑的《人民日报》。那时,一场政治大风暴——反右派斗争,正在兴起。

  康生也力主此议,跟江青唱同一个调子。康生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

  毛泽东调吴冷西进入《人民日报》,担任总编辑,同时又兼新华社社长。实际上,毛泽东以吴冷面取代了邓拓。一年多以后,邓拓调离了《人民日报》社。

  “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为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百年大计,是关系到我党、我国今后命运,关系到我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事。林彪同志很谦虚,他要求把党章草案中提到他那一段删去。我们的意见,这一段必须保留。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这是会上公认的,是当之无愧的。”

  一晃,九个春秋飞逝。眼下,毛泽东对于吴冷西的不满,相当于当年对于邓拓的不满。正因为这样,吴冷西的大名从“中央文革”的组员名单中删去。如今,发动“文革”,如同当年发动反右派一样,《人民日报》必须改变“四平八稳”,“不冷不热”的状态。

  就这样,在“中央文革”的“秀才”们的一片赞成声中,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被写入中共党章。

  鉴于毛泽东对《人民日报》、对吴冷西的不满意,五月三十日,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给毛泽东发去请示信:

  在中共“九大”之后,都有着羽毛已丰之感的林彪和江青之间,不时产生着矛盾,却又眉来眼去,你利用着我,我又利用着你……

  “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同志直接领导下,到报社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

  陈伯达倒向林彪

  信,当天就到了毛泽东手里。

  就在江青手下的“秀才”们和林彪手下的“武将”们在政治局里形成两股势力的时候,一位“大秀才”从江青的“战友”倒向林彪,使林彪“有文有武”加强了力量。

  毛泽东当天作了批示:“同意这样做”。①

  这位离江青而去的“大秀才”,便是“老夫子”陈伯达。

  ①《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据陈伯达告诉笔者,他多年担任毛泽东政治秘书,对于江青此人志大才疏、刚愎自用、心狠手辣、心胸狭窄的品性是颇为了解的。正因为这样,最初要他出任“中央文革”组长,他曾再三推辞。陈伯达说;他不愿当组长,并不在于“中央文革”本身,而在于江青是副组长。他深知,他“领导”不了江青,无法当组长。然而,毛泽东提名他为“中央文革”组长,他不得不从命。

  一架专机急急从北京直飞杭州。从飞机上下来康生和陈伯达,两位“大秀才”

  据陈伯达回忆,一九六六年七月九日夜,周恩来打电话给他。周恩来说,翌日见报的两条新华社电讯,要写上他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这将是他的这一职务第一次公开见报。

  给毛泽东带来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

  那是在七月九日这一天,刘少奇接见了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代表。当晚,周恩来、康生、陈伯达、陶铸举行盛大宴会,庆祝亚非作家紧急会议闭幕。新华社为此发出两条电讯加以报导,内中都要写及陈伯达:“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

  专机又急急从杭州飞回北京。

  在电话中,陈伯达请周恩来转告新华社,在电讯中不要写及他的“中央文革”

  五月三十一日,陈伯达带领着临时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

  组长职务,因为他想在适当时机辞去这一职务。周恩来没有同意。翌日,《人民日报》及全国各报都刊载了新华社这两条电讯——这是陈伯达担任“中央文革”组长职务第一次公开见报。

  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授意、改定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五·一六”通知》的精神捅了出去——正巧,九年前,同样是六月一日,毛泽东找吴冷西谈话,派他去《人民日报》社。

  在“文革”初期,陈伯达曾和江青有过合作,他也曾为江青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露面而吹喇叭、抬轿子。然而,自从他生了一场病,中共中央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发出《关于江青同志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的通知》以来,“中央文革”的实权就握在江青的手中。虽然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他仍与江青保持着“联盟”,一起反对陶铸,一起打倒刘、邓,但是他和江青的矛盾日深。特别是江青的“嫡系”

  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刊登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配发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张春桥、姚文元,在“文革”中扶摇直上,也不把他放在眼里。最后,“中央文革”

  《人民日报》把“文革”之火点燃起来,北京一片混乱。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六月一日直飞杭州,请毛泽东尽快回京主持工作。毛泽东摇头。他“委托刘少奇、邓小平相机处理运动问题”。刘少奇、邓小平无奈,随即又飞回北京。

  只剩下五名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陈伯达完全处于孤立地位,那四人联合起来反对他。陈伯达搬出了钓鱼台,回到北京米粮胡同家中居住。

  北京城头乱纷纷,毛泽东在杭州笃笃定定。六月十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越南主席胡志明,用这样一番话透露了正在中国发动的政治风暴:

  “中央文革”的内讧,终于爆发了。陈伯达赠给笔者一份他在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六日所写的手稿,内中有这么一段回忆:

  “中国现在也出现了修正主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都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北京市是个独立王国,谁也不能过问。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特别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文艺界、大学、中学、小学。”①

  在九大前,江青和康生出谋划策,以所谓我“封锁毛主席的声音”为借口,在东大厅搞了一个大会,到会的人在大厅里几乎坐得满满的,江青自己宣布:她是会议主席,“陈伯达做检讨”。她同康生二人“你唱我和”。我只说一句话便被打断。

  ①《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江青说:“陈伯达不做检讨不让他说了”。她也不让参加会议的其他人发言。当时工作人员一般都穿军装,我在会上穿的也一样,江青提出要摘掉我衣帽上的帽徽领章。我看,这个会是为打倒我而开的会,没有什么可辩的,大喊一声:“大字报上街”!(即赞成打倒我的大字报上街),叶群在会上高呼:“拥护江青同志”。

  江青呢?她五月份在北京除了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外,她还出席全军创作会议,看了六十八部国产的、与军队有关的影片。她居然说,内中好的只有七部,即《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战斗里成长》、《上甘岭》、《地道战》故事好,但线索粗了点。《分水岭》,复员军人还不够突出。《海鹰》有点小缺点,吉普车上吃苹果,有点吉普女郎的劲头,出征时唱“宁愿出征不愿在家盼断肠”,是小资产阶级情调。

  陈伯达和江青、康生的矛盾发展到如此激烈、尖锐,表明“中央文革”早已严重分裂,“组长”名存实亡。

  对此外的六十一部,江青挥舞大棒,骂声连连:

  江青给陈伯达加上“封锁毛主席的声音”的罪名,其实是由争夺中共“九大”

  《独立大队》——毒草!整个是描写土匪,宣扬了土匪,丑化了军队!

  政治报告起草权引起的。

  《战火中的青春》——宣传个人英雄主义,排长军阀主义,歪曲部队生活,丑化军队形象!

  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由林彪念,以林彪名义发表,而政治报告却是由“秀才”

  《哥俩好》——写中间人物!充满了低级趣味!

  们捉刀的。毛泽东指定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人起草。陈伯达跟张、从早已不和,不愿和他俩合作。于是,陈伯达甩开张、姚,独自起草。

  《英雄虎胆》——美化特务阿兰。跳摇摆舞一场是资产阶级生活大展览。

  张、姚也不示弱,联合康生,三人另行起草。

  《战上海》——是写国民党的戏,我们没有一个英雄人物塑造出来,都是“面条”。

  陈伯达抢先起草,写出初稿,送呈毛泽东。毛泽东看了,跟陈伯达谈了意见,内中有些意见很重要。比如,毛泽东不同意陈伯达稿子中“刘邓路线”一词,指出:

  《五更寒》——违背阶级路线,美化乔凤(地主小老婆、破鞋)。充满人性论。

  “邓小平同志打过仗,同刘少奇不一样,报告上不要提他。”

  《革命家庭》——歪曲历史事实,歌颂王明路线。

  毛泽东的这些意见,陈伯达只向周恩来说过。

  《聂耳》——为阳翰笙、田汉立传,似乎上海地下党是他们领导的,聂耳是他们培养的。

  后来,江青从毛泽东那里得知毛泽东曾跟陈伯达谈及起草政治报告的意见,而陈伯达并未向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传达,她气坏了。

  《花好月圆》——片名就没有阶级斗争!写多角恋爱,太低级。

  于是,江青就给陈伯达加上“封锁毛主席的声音”的罪名,召开了斗争会——

  《五朵金花》——尽是吃喝谈恋爱,情歌也很有问题。

  须知,当时陈伯达是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

  《烈火中永生》——严重的问题是为重庆市委书记(叛徒)翻案。

  陈伯达斗不过江青。

  《雷锋》——影片中毛主席画像不好,是政治性的错误。

  江青为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撑腰,让毛泽东多次跟他们谈话,撇开了陈伯达,对陈伯达“封锁毛泽东的声音”!

  《怒潮》——美化彭德怀、为彭德怀翻案。

  这么一来,毛泽东也就采用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政治报告。

  《红霞》——宣扬假投降、美人计。

  陈伯达写出政治报告,装入牛皮纸口袋,密封,写上“即呈毛主席”。可是,这牛皮纸口袋很快从毛泽东那里退回来,上面写着毛泽东字迹“退陈伯达同志 毛泽东”。陈伯达细细一看,那牛皮纸口袋竟未拆过!

  《生活的浪花》——是暴露社会主义阴暗面的电影。

  陈伯达大哭一场,因为毛泽东对他的稿子连看都不看,就原封不动退回去了!

  《人民的巨掌》——为反革命杨帆翻案。

  毛泽东采用了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政治报告。这下子,陈伯达作为“大秀才”、作为“马列主义理论家”,威风扫地!

  《女篮五号》——没有党的领导,美化了资产阶级小姐,宣扬阶级调和,合二而一。

  陈伯达扳着面孔,步入中共“九大”会场。他以为,这一回彻底完蛋了!

  江青的几句话,便把电影界说成一团漆黑。

  不料,毛泽东仍给他“面子”,他仍被选入政治局,依然坐在第四号椅子上。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之后,江青来到了上海,她跟张春桥一起,起草了《文化部为彻底干净摘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而斗争的请示报告》,称文艺界有一条“又长又粗又深又黑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声言要对文艺界“犁庭扫院”、“彻底清洗”。这个报告,于六月二十日由中共中央转发全党。

  不过,经过中共“九大”前的那一番围绕政治报告起草权的角斗,陈伯达跟江青以及康生、张春桥、姚文元闹翻了,闹僵了。

  六月十六日至十八日,江青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召开了“中央文革小组”

  陈伯达是一个有野心而无原则的人。他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从来没有形成一股独立的力量,他总是附庸于别人。他的擅长,是手中的那支笔,而他却缺乏组织能力。“中央文革”既然吵翻了,散伙了,他不能不另找新的伙伴。林彪正野心勃勃,雄踞于中国政坛。他改换门庭,选择了林彪;而林彪呢,手下尽是“武将”,正缺乏“大秀才”。双方的政治利益,决定了陈伯达倒向林彪——虽说在历史上,陈伯达跟林彪并没有什么渊源。

  会议。松散的“中央文革小组”,这时才正式召开会议……

  在庐山浓雾遮掩下的搏斗

  滴水洞里的沉思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东坡的名诗《题西林壁》,流传千古,形象地勾画了多雾的庐山。

  六月十八日下午四时光景,三辆小轿车、一辆大客车,忽地鱼贯进入湖南韶山的一个山谷里。四周实行了严密的警戒,闲人莫入。

  不识真面目的庐山,在中国当代史上两度成为中共党内大搏斗的所在:一回是在一九五九年炎夏,那批判“海瑞”——彭德怀的庐山会议,曾震撼着华夏大地;另一回,则在一九七○年酷暑,又一次庐山会议召开了。

  从车上下来身材伟岸的人物,一望而知是毛泽东。在“横扫一切牛充蛇神”口号声震天动地、“文革”之火席卷华夏之际,毛泽东居然来到故乡的山间过着“隐居”生活!

  庐山多雾。尤其是夏日清晨,群峰被雾海所淹没,庐山成了“牛乳世界”。

  那个山谷,人称“滴水洞”。其实,那只是因为附近有个小山洞,不论晴天或下雨,总在滴水,因此得名。后来,修水库时,人们把这小山洞填掉了,可是仍习惯地称那山谷为“滴水洞”。

  就在雾浓如粥的清早,常有一辆轿车从“芦林一号”缓缓驶出。车前,有两位战士手执马灯开道,轿车跟随着马灯徐徐向前,其速度比往常步行还慢。如此这般,当轿车驶抵脂红路一七五号,常常要花一个来小时——按正常车速行驶的话,用不了十分钟就到了!

  滴水洞是由龙头山(南)、黄峰山(北)、牛形山(西)三山环抱而成,山间树木蓊郁,夏日清风习习,是个避暑的好去处。

  车上坐着脸色倦怠的毛泽东和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①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正在庐山召开。激烈的斗争正在进行。

  毛泽东对于滴水洞,怀有特殊的感情。他的祖居,原本就在这里。后来,他的祖父同伯祖父分家,他的祖父迁往韶山冲上屋场安家——如今参观者络绎不绝的毛泽东故居,便是上屋场毛泽东祖父的房子。毛泽东是在那里出生的。上屋场离滴水洞大约四公里。毛泽东小时候在这儿放过牛、砍过柴、割过草。他到外婆家,要打这儿经过。他的祖父、祖母的墓,也建在这里后山的虎歇坪上。

  ①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九日采访于成都。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回到阔别三十二年的故乡,路过滴水洞口,曾对陪同他的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小舟,你们省里研究一下,在这个山沟里,修几间茅屋子。省里开个会,其他领导同志来,休息一下也可以嘛!”

  毛泽东公开的办公地点在芦林一号。那里不仅有宽大的办公桌,而且有为他特制的宽大的木板床,似乎表明他睡在那里。

  毛泽东一言九鼎。中共湖南省委筹划着在滴水洞为毛泽东建别墅。此事严格保密,称“二○三工程”。毛泽东所说是“修几间茅屋子”,下边一执行就大大加码,拨款一亿元,兴建了三栋楼:一号楼是毛泽东专用楼;二号楼是两层客房,有二十四间,供陪同毛泽东来的负责人居住;三号楼则有好几层,供随行的警卫人员居住。

  其实,他的真正的住宿处是脂红路一七五号。那是美国亚细亚银行在一九二○年建造的一幢别墅,面积为六百六十四平方米。一九二四年,转到美国托克博士手中。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召开前,先行上山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选中了这幢僻静宽敞的房子,作为毛泽东住房。

  另外,还修建了韶山通往滴水洞的柏油马路。

  毛泽东依然保持着夜晚工作的习惯。形势是那样的严峻。自以为羽毛已丰、急于抢班夺权的林彪,串通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向毛泽东发动进攻。毛泽东通宵在芦林一号找人谈话,一个个做工作。拂晓,当毛泽东结束了工作,准备从芦林一号返回脂红路一七五号休息时,扑面而来的浓雾使他的轿车行路艰难,何况庐山的公路往往一侧是悬崖,稍一疏忽便会出现险情。为了毛泽东的安全,张耀词安排警卫战士手执马灯在车前开道……

  这个“二○三工程”从一九六○年动工,到一九六二年完工,便时时恭候毛泽东的光临。

  这一回,江青是作为政治局委员,堂而皇之出席了庐山会议。上一回,她是在听说贺子珍上山之后,才急急地以家属的身份上了庐山。②②据毛泽东机要秘书高智的回忆。笔者于一九九二年四月二日至三日在西安采访了高智。

  足足等了四年,这才终于等来了毛泽东,他于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五日离开杭州,十六日到达长沙,十七日到达滴水洞。

  庐山上的新斗争,是在毛泽东和林彪之间展开。可是,这场斗争被罩上了浓雾,叫人难识真面目。

  陪同毛泽东此行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公安部副部长、八三四一部队政委汪东兴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柯①。张耀词是江西瑞金沙洲坝人,当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就设在沙洲坝,毛泽东是政府主席,而张耀饲则在政府门口站岗……他的名字,在“文革”中常被写成“张耀词”,据他告诉笔者,那是江青给他改的,据云“光宗耀祠”乃是“封建意识”。如今,他仍用原名。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讨论的议题,是关于即将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①本书作者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九日在成都采访张耀祠。

  围绕宪法的修改,两个问题一时成为毛、林交锋的焦点:

  毛泽东下榻于一号楼。那是一幢灰顶青瓦白墙的小楼。跟毛泽东的卧室相通,有一套完全一样的房间,只不过卫生间里的澡盆不是白色而是紫红色的,据云那是设计者们为江青.准备的。江青却没有来,内中的原因不知是毛泽东不让她来(一九七四年毛泽东在长沙,江青到长沙,后曾希望去滴水洞,毛泽东劝她道“你不要去”②),也不知还是江青忌讳到了韶山,当地人总要提起杨开慧。

  一是在刘少奇死后,还要不要继续设国家主席?

  ②《花地》,一九八九年五期,金振林,《毛泽东隐踪之谜》。毛泽东对江青说:“你不要去,你去了,那里不得安静。那是我要去住的地方。”

  二是在修改宪法时,要不要在前言中写上“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这原是《毛主席语录》林彪所写《再版前言》中的一段“名言”。

  在滴水洞,照料毛泽东起居的,是两位女服务员郭国群、张玉凤和一位男服务员小周。郭国群二十三岁,湖南邵阳人。是湖南省委接待处的,从长沙来此照料毛泽东。小周是毛泽东的理发师,也兼生活照料。张玉凤则是毛泽东专列上的服务员,随毛泽东来此。

  看似平常的两个问题,潜伏着幕后不平常的争斗:

  张玉凤二十二岁,能够成为毛泽东专列上的服务员,纯属偶然。她出生在东北牡丹江清贫之家,父亲是个小商人,家中有八个子女,张玉凤排行第四。十四岁那年,由于家中困难,无法供她上学,正遇上铁路局招工,就去试试看,考上了。于是,她成为铁路客运列车的列车员。

  毛泽东坚决反对设国家主席,因为他已看出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以求形成“两个主席”的格局;林彪力主设国家主席,明明是为了自己当国家主席,却偏要说成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一九六○年冬,铁道部要调一批列车员到专列上当服务员,十六岁的张玉凤被选上。这样,她被调进北京。这时的她,还不知道“专列”是怎么回事。

  毛泽东否认自己是“天才”,林彪坚持毛泽东是“天才”——世上有无天才,原本是可以平心讨论的理论问题,可是在庐山上却成了一场政治斗争的焦点。

  上了专列,她才明白那是首长和外国国家元首乘坐的专门列车。这时的她,每月工资不过三十二元而已。先是在别的专列上工作。没多久,她被调往毛泽东专列上工作。起初,她简直不敢相信,毛泽东会坐在这趟列车上。直至专列抵达蚌埠,毛泽东跟专列上所有工作人员合影留念,她才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尤为微妙的是,毛林之争在幕后,而公开爆发于会场却是两位“秀才”之争!

  张玉凤肯吃苦,工作认真细致。她在毛泽东的专列上工作了两年之后,一天,汪东兴带她去见毛泽东,这是她头一回跟毛泽东交谈。她的心中颇为紧张。

  毛派“秀才”乃是张春桥,林派“秀才”则是陈伯达。两位“秀才”围绕宪法的修改,爆发了空前激烈的论战。

  一见面,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名字,几岁。汪东兴见她神情紧张,就代她作了回答。

  张春桥依据来自江青的指令,江青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反对在宪法前言中写上“天才”之类字眼。

  毛泽东又问,她的名字三个字怎么写。说着,拿起铅笔和纸,让她写下来。

  林彪把张春桥定为“陆定一式人物”,要陈伯达以及“五虎大将”——黄、吴、叶、李、邱,集中火力攻击张春桥,“但在发言中半个字也不能涉及江青,否则就要碰壁”。

  张玉凤怕自己的字写不好,就答道:“弓长张,玉石的玉,凤凰的凤。”

  于是,在会上,陈伯达这位“理论家”,从“理论”上阐述了恩格斯、列宁以及毛泽东关于天才的论述。吴、叶、李、邱则接着起哄,攻击张春桥“想利用毛主席的伟大和谦虚,妄图贬低毛主席,贬低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手中正拿着笔和纸,就随手记下了她的名字。

  一时间,张春桥成了“靶子”。

  头一回的交谈,没几句,就结束了。

  就在林彪指挥陈伯达等猛攻张春桥之后,一九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以陈伯达为“靶子”,猛烈反击。毛泽东写道:

  张玉凤走后,汪东兴发觉那张写了“张玉凤”三个字的纸上,一连写了好几个“张玉凤”。汪东兴便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可否把张玉凤调至毛泽东的车厢当服务员。毛泽东点了点头。这样,张玉凤便来到毛泽东身边,在专列上照料毛泽东的生活。与张玉凤同时调至毛泽东车厢的,还有一位老大姐。

  “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

  这一回,毛泽东离开专列,进入滴水洞,需人照料,也就命张玉凤随行。据云,汪东兴考虑到毛泽东到滴水洞,必定要去附近的韶山水库游泳,而张玉凤水性甚好,也是要张玉凤同行的缘由之一。

  毛泽东称陈伯达是“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

  毛泽东在滴水洞里,一住便是十一天。他在这幽静的山谷里深思着。每天,一架专机往返于北京——长沙之间,给毛泽东递送着北京最新信息。

  毛泽东一言九鼎。他的《我的一点意见》,等于在政治上宣判了陈伯达的死刑。

  就在滴水洞里,毛泽东写就一封文字隐晦、含意深沉的长信。只要翻看一下《毛泽东书信选集》,便可知道毛泽东在解放后诸事冗杂的情况下,信件差不多成了“电报式”,百把字,二、三百字一封,而此信竟长达近两千字!

  尽管陈伯达曾以“马列主义理论家”在中国政界享誉多年,此时如同泥足巨人,毛泽东一戳即倒。

  毛泽东此信,是写给江青的。他在滴水洞中写好初稿后,便装入信封,要秘书妥为保管——他没有马上发出……

  陈伯达彻底垮台了!江青为之欢欣鼓舞,因为她早在中共“九大”之前,就要以“封锁毛主席的声音”的罪名打倒陈伯达。

  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不寻常的长信

  陈伯达求见毛泽东。毛泽东当面批评了他一顿,并嘱他“找和你一块工作的几个人谈谈。”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八日上午,毛泽东要离开滴水洞了。临走之际,他依依不舍。

  陈伯达当然遵命照办。所谓“和你一块工作的几个人”,亦即“中央文革”那班人。

  “好几位领导同志要陪同毛主席下山,几次说:主席,走吧!要上轿车时,毛主席忽然又转过身来往回走,步子迈得很大,很缓,边走边用韶山乡音低低地念叨:

  陈伯达去看江青,江青连声说:“稀客!稀客!”

  ‘我还不想走呐,我还要再往一夜呐!’回到楼内的办公室,七十三岁高龄的毛主席独自坐在写字台前,默默抽烟,凝神沉思……足足四十五分钟之后,只见他老人家缓缓站起来,喃喃说道:‘还是走吧,我也身不由己呐!’”①①赵景云,《灵秀聚钟人莫识—一韶山滴水洞印象》,《文艺报》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二日。

  “稀客”两字表明,这位“中央文革”的组长和第一副组长之间,已经许久没有来往了!

  毛泽东的专列,由长沙驶向武汉。他在那里公开露面,接见了尼泊尔王国比兰德拉·沙阿王太子,又接见了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代表和观察员。

  江青带陈伯达进入康生的房间,张春桥、姚文元正在那里。

  在武汉的那些日子里,毛泽东接到江青六月二十九日从上海发来的信。他把在滴水洞里写就的草槁,加以修改,补写了前面几句,于七月八日发给江青。

  于是,“中央文革”的“全体成员”——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最后一次聚在一起。

  这是一封不平常的信。它的重要性,不亚于《“五·一六”通知》。它是毛泽东一篇内涵广泛而又深刻的著作,是关于“文革”的重要著作。可是,它却不像他的别的著作那样容易理解,容易读懂。大抵是由于内中许多思绪还不能公之于众,甚至还不能告知政治局的委员们,而他又以为这些在滴水洞中沉思的结果应当写下来,留存下来。思之再三,最恰当的形式,便是以写给妻子的信的形式来表达——

  这次聚会,陈伯达低着头,硬着头皮听着当年的“伙伴们”对他的尖锐批判。

  这是一封具有“政治遗嘱”性质的信。

  据陈伯达对笔者说,他只记得江青开头讲的一句话:“你们借口拥护林副主席,实际上反对林副主席……”

  鉴于此函是极为重要的文献,又鲜见于书刊,现全文照录于下:

  从此,“中央文革”散伙了。组长陈伯达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

  江青:

  一九七○年十一月六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决定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设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新华通讯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社、中央编译局的工作,管辖工、青、妇中央~级机构及其“五·七”干校。组长为康生,组员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

  六月二十九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引者注:指魏文伯、陈丕显)

  康生自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之后,便称病不出,李德生后来调往沈阳军区。这个中央组织宣传组,实际上是以江青为组长,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为组员。江青掌握了中央的组织、宣传大权。

  的意见在那里(引者注:指上海)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引者注:

  一九七○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称陈伯达为“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

  指前文已提及的尼泊尔王国王太子和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代表、观察员),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引者注:指杭州)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引者注:指滴水洞。韶山在杭州之西,故称“西方”)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二十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引者注:指武汉),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引者注:指林彪五月十八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长篇讲话,大念“政变经”,讲述了古今中外各种政变,又称颂毛泽东的个人“天才”,说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等等),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引者注:指《毛泽东选集》),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追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坚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

  此后,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又转发毛泽东主席关于批陈整风的指示。

  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又有些不自信。

  于是,先是全党,然后是全国,掀起了一个新的运动,名曰“批陈整风”。陈伯达遭到了“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

  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引者注:“五月会议”指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

  “峻岭”为林彪拍摄了《孜孜不倦》

  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吧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引者注:此处指共产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

  随着公开亮出“批陈整风”的旗号,庐山上的云雾算是散去了一部分。

  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这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

  可是云雾并未全部散去,林彪仍处于云绕雾障之中。

  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以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士。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也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毛泽东在庐山上说过:“这一回保护林副主席。”虽说他明知林彪是陈伯达的主子,还是给林彪留了“面子”。

  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把批判陈伯达说成是“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如此这般,也就拉了林彪一把。

  毛泽东

  也正因为这样,一九七○年九月六日发布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公报上,仿佛庐山风平浪静似的,声称:“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在会上讲了话。”公报还发出响亮的号召:“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七月八日①

  毛泽东讲究“有理、有利、有节”。在庐山倘若跟林彪闹翻,为时尚太早——

  ①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

  中共“九大”结束才一年多,那写在中共党章上的关于林彪为接班人的一句墨迹未干。然而,打倒了陈伯达,清楚地意味着林彪的地位已岌岌可危。

  毛泽东此信,从论二十世纪中国的过去,评述眼下中国的“左派”、“右派”

  随着陈伯达的倒台,康生向前递进,成了中共第四号人物。江青同样向前递进,成了中共第五号人物,即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江青……

  和“中间派”,又预言他死后的中国的未来。这是一篇道出了“毛泽东战略”的不寻常的信。他把这一切写给江青的信中,既表明了他当时对江青是充分信赖的,又表明了他可信赖的人已不多了。

  “批陈整风”运动一步步深入,触及到了林彪手下的五员“大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

  毛泽东写罢给江青的信,曾在武汉给周恩来和王任重看过。这表明毛泽东对周恩来、对王任重是信任的。毛泽东多次来武汉,向来只通知王任重一人。毛泽东行动机密,路过一些省、市时,往往不喜欢当地首长迎送。王任重例外,每一回毛泽东路过武汉,总是告知王任重,他前去迎接或欢送。

  林彪暗中磨刀。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林彪之子林立果在上海制定了政变计划,亦即《“571”工程纪要》。所谓“571”,亦即“武装起义”的谐音。

  周恩来阅毕,向毛泽东提出重要建议:此信可否给林彪看一下?因为此信中尖锐地批评了“我的朋友”林彪。周恩来想借助毛泽东此信,提醒一下林彪,不要“吹”得太过分。

  中国的政局,剑拔弩张。一场政变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

  毛泽东同意了。

  就在这极不平常的时刻,发生了一桩极不平常的事情。那是一九七一年七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一条消息——《第七、八期〈人民画报〉合刊和〈解放军画报〉合刊八月一日出版》。消息说:

  此信曾使林彪吃了一惊。阅后,当即向毛泽东表示悔悟之意。

  两本画报都以单页篇幅刊登了毛主席的照片。刊登了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照片,这张照片把林副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生动形象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给了人们巨大的激励和鼓舞。

  鉴于林彪已有所表示,何况林彪正在成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接班人”,毛泽东下令销毁了此信原件。

  那幅“林彪副主席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照片”是空前的,因为林彪通常总是戴着军帽,这幅照片却是免冠的,显眼地暴露出那光光的秃头。这表明摄影者绝非普通的摄影师,足以叫林彪取下那顶长年不离的帽子。

  不过,此信保留了一份抄件。

  照片题名《孜孜不倦》,摄影者的名字却是陌生的,曰“峻岭”。

  在林彪倒台之后,一九七二年五月中共中央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此信作为会议主要文件印发,于是才为世人所知。

  “峻岭”何人?江青也!

  点火于北京高校

  这张照片是江青在一九七一年六月九日亲自登门为林彪拍摄的。她要林彪捧起《毛泽东选集》,那红色的封面、金色的大宇,表明了他对毛泽东的虔诚——实际上,林彪正在暗中磨刀,要暗杀毛泽东,哪有心思捧读《毛泽东选集》?!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刊载“特大喜讯”,还配发了社论。

  终于,就在这张“杰作”发表后的一个多月——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一时五十分,林彪、叶群、林立果乘坐的二五六号飞机越过了中国国界,进入蒙古上空。凌晨二时三十分,这架飞机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汉,机上八男一女全部摔死。

  其实,这“喜讯”发生在十天前——七月十六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

  这便是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全国各报也都刊载这一“特大喜讯”。

  就在林彪出逃前夕,叶群还从北戴河给江青打电话:“林彪同志问候江青同志,请江青同志保重!”

  在新华社所发的通讯《毛主席畅游长江》,透露了毛泽东游泳时所讲的话:

  江青则在电话中说:“请林副主席放心!”

  “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他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①①《毛主席畅游长江》,《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叶群派人给江青送去了几个西瓜。

  “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②②《毛主席畅游长江》,《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就在九月十二日下午,江青还带着林彪所送的四个西瓜游颐和园。江青在和她的随从们吃西瓜时,还特地说:“这些西瓜是林副主席送给我的,我再送给同志们。

  这篇报道,给人造成的假象,似乎毛泽东仍在外地,仍在武汉。

  这是林副主席对我们的关心,我们大家一起谢谢林副主席!”

  其实,毛泽东在七月十八日晚,已经回到了北京。

  据粉碎“四人帮”之后从江青住处查到的一份电话记录统计,仅仅是从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一年九月上旬的两年零九个月中,江青和林彪、叶群之间的通话便达四百七十余次,平均每隔两天多就要电话联系一次!

  正焦头烂额的刘少奇,闻讯急急赶去,却被秘书挡驾——因为康生和陈伯达抢先一步,已在那里向毛泽东诉说刘少奇如何向各大学派工作组,阻止学生们起来造反。

  毛泽东致江青的信提高了江青的声望

  翌日,毛泽东才开始听取刘少奇的汇报,因为毛泽东不在北京期间,中央日常工作是由刘少奇主持的。

  “九·一三事件”发出巨大的冲击波,冲击着中国的政治舞台,也冲击着每一个中共党员,每一个中国大陆老百姓。

  听了刘少奇的汇报,毛泽东面露不悦之色,说了一番不悦之言:

  人们百思而不解:两年前被写入党章、明文规定为接班人的林彪,怎么会一下子成了叛国投敌分子?人们的思想,转不过这个弯来。

  “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人镇压学生运动。谁才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③③《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毛泽东明显地衰老了,虽然林彪自取灭亡,毕竟也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威信:林彪这个接班人,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

  “‘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来又盖起来,这种情况不能允许。这是方向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条条打个稀巴烂,给群众走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④④《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中共中央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八日,发出了《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传达的范围限于高层。《通知》指出:“林彪叛党叛国,是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是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的总暴露、总破产。九届二中全会上,国民党老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敢于那样猖狂进攻,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主要原因就是依仗林彪这个黑后台。陈伯达路线,实际上是林彪、陈伯达路线……”

  毛泽东一席严厉的批评,注定了刘少奇倒台的命运。

  这份在“九·一三事件”之后第五天发出的中共中央《通知》,清楚地说明了林彪事件的性质,林彪陈伯达之间的关系。尽管当时这份《通知》是在“严格保密”

  紧接着,两天之后,江青从上海赶回北京。

  状态中下达的,“根据内外有别、有步骤地传达的原则,目前只传达到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以上的党组织。有关林彪的文字、图画、电影等均暂不改动。”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江青在首都文艺界大会上,说及了自己回京一事:

  江青急转弯,她“控诉”起林彪来:

  “毛主席是七月十八日回到北京的,我是七月二十日回到北京的。原来应该休息几天,但是听了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在京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们的意见,我就报告了毛主席。我感到需要立刻跟伯达同志、康生同志去看大字报,倾听革命师生的意见。事实同那些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持派工作队的人所说的完全相反……”

  “这几年,他(引者注:指林彪)采取种种阴险毒辣的手段,想把我干掉。”

  那阵子,江青频频前往北京大学,“点火于基层”。

  “我是在同林彪的接触中,并同他进行斗争中,逐步地了解了林彪。”

  她在七月二十日才回到北京,二十二日就和陈伯达等“中央文革”的“秀才”

  一九七一年十月三日,中共中央又下达通知:

  们出现在北京大学。

  “为彻底审查、弄清林陈反党集团问题,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案组,集中处理有关问题。中央专案组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吴德、吴忠十人组成。在专案组领导下,设立工作机构,由纪登奎、汪东兴两同志负责进行日常工作。各地、各单位今后凡向中央上报有关林陈反党集团的揭发材料,统请以绝密亲启件送交中央专案组统一处理。”

  最初,她的话不多,口气也还算不大。她七月二十二日首次在北京大学发表讲话,不过这么几句:

  江青进入“林陈专案组”,而且名列第三,这表明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江青的政治地位不仅稳固,而且加强了。在中共党内,她排名第四——毛泽东、周恩来、康生、江青。

  党中央万岁!北大革命同学万岁!

  不过,那份“林彪同志委托”的《纪要》,毕竟曾给人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加上“峻岭”那幅《孜孜不倦》,人们对江青颇有微词。

  我也没有多少话要讲,因为我对情况不了解,我代表毛主席来看看你们,听听你们的意见,看看你们的大字报,因为情况不清楚,也没有什么话好讲,是不是请伯达同志讲讲。

  给江青帮了大忙的,是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写给她的那封信。

  七月二十三日,江青二赴北大,话也不多,还算“谦虚”

  那封信的内容,经毛泽东同意,曾由周恩来转告林彪。林彪诚惶诚恐,当即表示接受毛泽东的批评。为了消除林彪的顾虑,毛泽东销毁了此信的原件,但留下了一份抄件。

  革命同学们:

  过了五个多年头,林彪从党的副主席变为反革命集团头目,毛泽东找出了那封信的抄件。在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二十三日召开的全国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此信作为会议的最重要文件印发,政治局九人分头至各组解释此信,传达到全党。

  我和陈伯达同志是来做小学生的,我和他一块来听同志们的意见,看一看你们的大字报。这样我们可以多懂得事,少犯点错误,跟同志们一块来搞文化大革命。

  信是毛泽东写的,而此信是毛泽东写给江青的,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毛泽东对江青是极为信赖的,这才把如此重要的意见写在给她的信中;第二、这表明江青早在一九六六年七月便知道毛泽东“看穿”了林彪,因此江青也老早“看穿”了林彪。批林整风会议的简报上登载了江青对此信的解释,声称毛泽东早就看出林彪“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我们是一块的,不是脱离你们,你们什么时候有意见叫我们来,我们立即来。现在我们了解还不够,还提不出什么具体意见。总之,一片大好形势,你们的革命热情是好的,干劲是好的,我们都站在你们革命派一边。革命是大熔炉,最能锻炼人。

  于是,全党都学习毛泽东写给江青的这封信,反复咀嚼着那些“预言式”的话语:

  革命派跟我们在一块,谁不革命谁就走开,我们站在革命派一边。……

  “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

  我们一定把同志们的革命热情、革命干劲带给毛主席。

  人们读着这封信,惊叹毛泽东的超前的预见——林彪果真是以政变相抗,以政变告终。

  翌日——七月二十四日,江青率“中央文革”出现在北京广播学院。这一回,她的调子明显地比前两日提高,声言“我要来放火”了:

  这封信的广泛传达、学习、讨论,大大提高了江青的政治声望——虽然她跟毛泽东在“文革”中早已完全分居,只是“政治夫妻”而已。

  我们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同志,曾到你们这里来讲过话。我刚从上海回来,我完全同意他们两位的意见。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同志也同意,他们说是你们的学生,向你们学习,你们的革命热情是很好的,热情应该鼓起来,不应该泼冷水。

  我代表毛主席问候你们!毛主席很关心你们的革命事业。你们坚决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进行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也许你们很关心他的身体,他的身体很健康。

  你们的情况还要继续了解,要向你们学习。……你们的大门关得紧紧的,门口贴着条子:“XX不准进来!”比中南海还紧。我要来放火,我要提出抗议!如果你们不改,我就把你们的门涂成黑门!

  也就在这一天,在北京广播学院,“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当众把江青大大地吹了一番。这番话,迅速被印成传单、抄成大字报,为“树”江青起了不小的作用。

  当他用令人难以听懂的闽南“普通话”讲话时,由王力担任他的“翻译”。现从当年的传单上,抄录陈伯达的话如下:

  最后讲一讲,诽谤中央负责同志的要驳斥,今天遂的一个条子,就是诽谤江青同志的。

  江青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是“九·一八”事变后参加革命的,有三十五年的斗争历史。江青同志是我党的好党员,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从不抛头露面,全心全意地为党工作。她是毛主席的好战友,很多敌人都诽谤她。

  江青同志在“九·一八”事变后在天津入党(引者注:应为在青岛入党)。我认识介绍江青同志入党的人。

  江青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京剧改革是文化大革命很重要的开端,外国人也承认这一点。好人赞扬这一点,坏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而京剧革命这件事,江青同志是首创者。

  京剧改革前,我到剧院去看,很少人去看戏。京剧改革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要买票定座了,很久很久才能看到,都是满满的,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很大变化,是开端。不要小看这个开端,这个改革与每个人的生活都有关系,生活在北京的人,每个人都要看戏吧。

  京剧改革引起了一系列的改革问题,京剧改革引起了对三十年代文艺路线的批判,这就引起了要检查我们的文艺路线是否执行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示,执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路线?是执行了无产阶级文艺路线,还是执行资产阶级文艺路线?革命是经常从一个地方打开缺口的,现在文化革命是从京剧改革打开缺口的,包括我在内都感激江青同志。

  这个条子使我想起了历史上所有革命者没有不受诽谤的,不受迫害的,你们不是有一百多人受迫害,被当成反革命压制了自由,受了围攻吗?一个革命者就是要在这种围攻中站得住。

  刚才递条子是揭露诽谤的,可见有人在这里散布流言蜚语,散布诽谤,要警惕!

  追溯起来,《纪要》中林彪那几句话,可算是第一次“树”江青,但也只是说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陈伯达这番话,对江青作了全面的歌颂,为江青上台吹响了喇叭。

  “把家庭矛盾搞到政治上来”

  江青这人,在露“峥嵘”之际,也往往露“真容“。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她在北京大学露“真容”,曾使听众一片哗然。

  那是前一日——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接见“中央文革”全体成员,尖锐地指出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统统驱逐之”!

  仿佛持“尚方宝剑”,江青在二十六日晚率“中央文革”成员们前往北京大学,万名师生聚集于大操场,“聆听”着他们的演说。会议的主旨,在于批判那“起坏作用、阻碍运动”的北京大学工作组。这个工作组是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时,于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派出的,以张承先为首,代行中共北京大学党委的职权——因为在聂元祥等七人的大字报上了《人民日报》之后,原本以陆平、彭佩云为正、副书记的中共北大党委也就垮台了。

  才过了五十多天,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又陷入了陆平、彭佩云一样的困境!

  陈伯达、康生的讲话,清算了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的种种错误。江青在一片“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声中,侃侃而谈,严厉批判张承先,批判工作组。

  渐渐地,江青激动起来,也就说走了嘴。

  江青忽地说起了自己家里的事。据当时的传单所载:

  “再看看张承先的干部路线,在领导核心中有一个张少华,是中文系五年级学生,她的母亲张文秋是一个全国通缉的政治骗子,她自己说她是毛主席的儿媳妇,我们根本不承认!”

  江青一言既出,举座万人皆惊!

  张文秋何许人?怎么她是“政治骗子”?

  张少华又是何许人?怎么“自己说她是毛主席的儿媳妇”?

  其实,张文秋是毛泽东的亲家,她的长女即毛岸英之妻刘松林(刘思齐);次女即张少华,毛泽东的次于毛岸青之妻。

  刘松林与张少华,是同母异父的姐妹。

  张文秋,湖北京山县人氏,本名张国兰,号文秋。一九二六年她加入中共时,便在武汉结识毛泽东。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张文秋和刘谦初在武汉结婚。刘谦初也是中共党员。

  一九三一年四月五日,刘谦初死于国民党刑场。张文秋不久产下遗腹女,即刘思齐——刘谦初曾就读于齐鲁大学,所以预先给孩子取了此名。

  刘思齐后来改名刘松林。

  一九三七年冬,张文秋在延安再婚,男方是彭德怀部将陈振亚。翌年秋,生一女,从母姓,取名张少华,后来改名邵华。

  张文秋颇为不幸,新婚才一年多,陈振亚遇害于新疆迪化。张文秋又生下一遗腹女,取名张少林。

  美国《法兰克福日报》女记者史沫特莱在三十年代曾采访过张文秋,那时张文秋化名珊飞。史沫特莱在所著《中国人民的命运》一书中,其中有一节《共产党员栅飞》,写的便是张文秋。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五日,刘松林跟毛岸英结婚,从此张文秋成了毛泽东的亲家。

  可是,没多久,毛岸英走上朝鲜战场。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岸英被美军轰炸机炸死于朝鲜。

  十年之后,张少华跟毛岸青相恋的消息,传人江青的耳朵,江青大为不快。几年前,江青曾为《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跟毛泽东大闹一番。眼下,又担心张少华跟毛岸青相恋,加强了家中“杨家将”的势力。对待丈夫的前妻子女,江青没有王光美那样的胸怀。

  无奈,毛泽东赞成这一婚事。知道刘松林要带着妹妹到大连看望病中的毛岸青,毛泽东写了一信托她们带去:

  岸青我儿:

  前复一封信,谅收到了。甚念。听说你的病体好了很多,极为高兴。仍要听大夫同志和帮助你的其他同志们的意见,好生静养,以求痊愈。千万不要性急。你的嫂嫂思齐和她的妹妹少华来看你,她们十分关心你的病情,你应好好接待她们。听说你同少华通了许多信,是不是?你们是否有做朋友的意思?少华是个好孩子,你可以好好同她谈一谈。有信,交思齐、少华带回。以后时时如此,不要别人转。此外娇娇也可以转。对于帮助你的大连市委同志,医疗组的各位同志们一定要表示谢意,他们对你很关怀的,很尽力的。此信给他们看一看,我向他们表示衷诚的谢意。

  祝愉快!

  父亲①

  ①彬子编,《毛泽东的感情世界》,吉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年版。

  毛泽东的信,表明了他对岸青、少华婚事的首肯,江青也就不便再从中作梗。

  就在毛泽东写此信之后,毛岸青和张少华在大连结婚。张文秋也就成了毛泽东的“双倍”的亲家!毛泽东见到张文秋的三女儿张少林曾笑道:“可惜我没有三个儿子,没法让你成为我的媳妇,你就当我的干女儿吧!”

  张少华和妹妹张少林,双双就读于北京大学,一个在中文系,一个西语系。

  “文革”开始后,张少华曾在一张保张承先的大字报上签了名。江青得知后,笑道:“哈哈,你倒楣的日子到了!”

  江青心中的积怨迸发了!正因为这样,她在北大的万人大会上,点了张少华的名,点了张文秋的名。

  在外人看来,江青把家庭内部的矛盾,把“婆媳”之间的矛盾,当众捅了出来,简直不可理解;

  在江青说来,她早已恨透张家母女,此时此际借机发泄,倒是完全符合“逻辑”!

  江青说“根本不承认”张少华是“毛主席的儿媳妇”。

  在当年的传单上,还有下面一段文字:

  “在这当中江青同志讲了过程,讲时非常激动,流了泪,我们未记清,大意是:

  主席有个儿子,得神经分裂症,让大夫护士看,后来张少华去了,把护士赶走,没有一点儿人道主义,就和他结婚,出来说是毛主席的儿媳妇。”

  其实,毛泽东那封给毛岸青的信,最清楚地说明了事实的真相。

  江青既然“不承认”张少华是“毛主席的儿媳妇”,于是张文秋说自己是毛泽东的亲家也就成了“政治骗子”!

  笔者访问了刘松林①,她回忆道:

  ①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十二月十七日及一九九○年七月十五日,多次采访刘松林。

  “江青在北大万人大会上放了炮,我们家就倒楣了!

  “少华和少林,连夜骑着自行车出走。少华被说成是‘钻进毛主席家中的坏分子’!

  “北大贴出许多批判我母亲和少华的大字报。母亲没办法,只得带着我两个妹妹,在北京流浪,借住在老战友家,躲避一下风头。”

  “我母亲是董老(引者注:指董必武)的学生。董老说,少华怎么会成了‘主席家中的坏分子’?这是江青把家庭矛盾搞到政治上来了!我实在无法容忍。我给主席写了一封信。主席知道了,保护了我母亲和少华,这才避免了大灾难……””

  扎营钓鱼台

  江青的轿车,进出于北京西郊。

  “中央文革”大员们的轿车,也进出于北京西郊。

  坐落在北京西郊玉渊潭附近风景秀丽的钓鱼台,被江青看中,“中央文革”在那里安营扎寨了。

  “金主銮舆几度来,钓鱼高欲比金台。”八百年前,金代章宗皇帝看中此地,前来垂钓,开始在此建园林,人称“钓鱼台”。元初,宰相廉希宠在此建了别墅“万柳堂”。

  清朝时,乾隆皇帝在此兴建了行宫,挖了人工湖,从此钓鱼台成了北京十大园林之一。就连慈禧太后,也来此垂钓。

  一九五八年,钓鱼台大兴土木,其规模超过了此前的任何朝代。那是因为此处被选定为国宾馆,以高标准建造了十六幢别墅式的新楼,以接待外国贵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大庆即将来临,大批国家元首要前来北京……

  不料,在国宾馆落成之后,这里却变得冷落,并没有出现贵宾如云的景象。那是因为中苏两党的关系日益尖锐,而当时中美又未曾建交,中国跟西方的关系也冷漠。此后,这里的常住贵馆,只有柬埔寨那位一时回不了自己祖国的西哈努克亲王。

  直至一九七一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住进此地六号楼。不久,美国总统尼克松、日本国总理大臣田中角荣,以及后来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美国总统布什、苏联元首戈尔巴乔夫住进此地,国宾馆才变得热闹起来,才变得名副其实。

  就在钓鱼台的冷落的日子里,江青看中了这豪华、幽雅、秀丽的国宾馆。“中央文革”先是“进驻”此地的十四号楼,作为办公楼,陈伯达住在那里。江青看中了乳白色的十一号楼,住了进来,享受着国宾的待遇。从此,江青的代号为“十一楼”。康生也占了一座楼。后来,张春桥、姚文元也来此“占楼为王”。这样“中央文革”占领了钓鱼台南半部的五座楼,形成一个“独立王国”。一时间,“钓鱼台”成了“中央文革”的代称。一时间,钓鱼台和中南海、毛家湾,成了中国政局的“三角中心”。

  “中央文革”原本是个松散的组织。这时,江青把“中央文革”“捏拢”了,变成了掌握实权、大权的组织。关锋、戚本禹也迁进钓鱼台。江青差不多天天在钓鱼台十六号楼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

  在江青的操纵下,“中央文革”这么个“小组”,一下子膨胀起来。她从军队里调来团以上干部一百多人,以“记者”名义派往全国各地,搜集各地动态,出版《快报》。这样,江青的“触角”便遍及全国,再不是最初的只有机要秘书一人的状态。

  “中央文革”的办公室主任易人。本来的主任是穆欣。穆欣本名杜莱米,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共,曾任《晋绥日报》采访部主任。解放后,任新华社云南分社社长、中共中央党校新闻教研室主任,《光明日报》社党组书记兼总编辑。“文革”之火,烧到了这位《光明日报》总编辑头上。另外,据王力回忆,穆欣倒台的原因之一是有人密告江青,穆欣在“文革”前曾说过江青有精神病。江青改为任命王力担任“中央文革”办公室主任。后来,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由《解放军报》社宋琼接替王力。两个月后,宋琼被打倒,办公室改为办事组,由马列研究院的王光宁任组长。

  “中央文革”本是个“小组”。江青在这“小组”之下,又设“文艺组”、“宣传组”、“组织组”等等,分管各口,那势头是要把正在受到猛烈冲击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权力步步取代过来。

  “中央文革”成了“江记班子”。

  陈伯达虽然名义上是组长,实际权力已落入江青这位第一副组长手中。

  江青坐镇钓鱼台之后,很快就显示了她对中国政治的巨大影响力……

  那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江青不是中共中央委员,但她以“中央文革”副组长身份出席了会议。

  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议。

  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亦即“十六条”(初稿为“十五条”,刘志坚提出对军队的“文革”应列一条,于是成了“十六条”)。

  会上印发了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毛泽东称赞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毛泽东尖锐批评了自六月上旬起派工作组以来的“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①”毛泽东虽然没有点名,谁都明白,他所“炮打”的是刘少奇和邓小平!

  ①《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刘少奇本是中共党内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此时成了毛泽东所称的“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毛泽东所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写的。最初,他写在一份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的《北京日报》上。那天的《北京日报》头版,转载了《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毛泽东随手在社论左边的空白处,写了那张“大字报”

  (其实是“小字报”),无标题,末尾署“八月五日”。后来由毛泽东秘书徐业夫誊抄,毛泽东又作了若干修改,加上了标题。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并没有以大字报形式张贴,而是作为会议文件印发。这一“炮”,震垮了刘少奇的“第二号人物”的地位。

  刘少奇不再是“第二号人物”,林彪取代了他。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单重新排列。

  最初的名单是: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刘少奇、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陶铸。

  江青不满意于这张名单。尽管她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她找了林彪,要把邓小平的名字往后推,改成了: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陶铸。

  江青又一次不满意于这张名单。她说:“‘老夫子’陈伯达压不住邓小平,把陶铸提上来!”

  这样,当政治局常委名单公开见报时,又一次变化了: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

  这张政治局常委名单顺序的一改再改,显示了江青的影响力。她,简直成了不是常委的常委,成了凌驾于常委之上的“影子常委”!

  “旗手”的登基典礼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对于江青来说,是永远难忘的。

  北京,人民大会堂里人声鼎沸,那“战斗”的歌声此伏彼起,红色塑料封面的《毛主席语录》在人群中挥舞着。

  两万多人把人民大会堂挤得水泄不通,内中有不少人特地从外地赶来。

  “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在这里举行。台下的济济人头,是江青“统率”的“文艺大军”。这次大会,是江青作为“文艺革命的旗手”的登基典礼。

  在万众欢呼声中,江青踌躇满志地出现在主席台上。

  大会由陈伯达主持。

  陈伯达发表演说,称颂江青的贡献。

  “……给京剧、芭蕾舞剧、交响音乐等以新的生命,不但内容是全新的,而且在形式上也有很大的革新,面貌改变了。革命的现代剧,到处出现在我们的舞台上。

  这种无产阶级新文艺空前地吸引了广大群众。但是,反动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却咒骂它,恨死它。不为别的,就是因为这种新文艺的作用,将大大加强我国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将大大加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

  “我在这里想说,坚持这种文艺革命的方针,而同反动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的同志中,江青同志是有特殊的贡献的。”

  江青接着作长篇讲话。她追述了自己如何在养病中发现《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如何去“争取到批评的权利”,然后“才想到要改”,即进行所谓“京剧革命”。

  江青在谈及北京京剧一团时,点了一连串的名:

  “至于你们团内某些负责人,他们贯彻执行了旧北京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同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邓拓、陈克寒、李琪、赵鼎新以及陆定一、周扬、林默涵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于相互勾结,阴一套,阳一套,软一套,硬一套,抗拒毛主席的指示,破坏京剧改革,两面三刀,进行了种种阻挠破坏活动,玩弄了许多恶劣的手段,打击你们,也打击我们。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互相勾结,对党、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必须彻底揭发,彻底批判。……”

  在这里,江青第一次把“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联系在一起,称之为“三旧”。在她的讲话之后,一下子便在全国掀起批“三旧”的高潮。

  江青声称:

  “紧跟一头,那就是毛泽东思想;紧追另一头,那就是革命小将的勇敢精神,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

  江青在讲话中提及:“大家知道,在三十多年前,鲁迅曾经是领导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此言一出,她手下那班抬轿子、吹喇叭的人物,也就加以“延伸”,把她加封为“领导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伟大旗手”——江青的“旗手”之冠,便是这么来的。

  在大会上,谢镗忠宣布:经中共中央军委研究决定,江青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

  谢镗忠还宣布: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出,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决定,将北京市京剧一团(包括北京戏剧专科学校参加国庆演出的红卫兵演出队)、中国京剧院(包括中国戏曲学校参加国庆演出的红卫兵演出队)、中央乐团、中央歌剧舞剧院的芭蕾舞剧团及其乐队,划归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制,列入部队序列。”

  在这次大会之后,江青的“旗手”之誉“鹊起”。吹吹拍拍者,把“六十年代的江青”跟“三十年代的鲁迅”相提并论。遍于中国大街小巷的宣传画,画着江青高举一面红色大旗“阔步前进”,她的身后跟着手提红灯的李玉和、手持驳壳枪的郭建光、穿着皮大衣的杨子荣、挥舞大刀的琼花,穿着蓝色工作服围了白毛巾的方海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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